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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雅如，女。中国中古女性史专家，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师从李贞德女士。现任职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目录
自序
第一章绪论：从东晋于氏上表谈起
第一节楔子——于氏的故事
第二节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第三节研究回顾与检讨
第四节章节安排
第二章父系观点下的母子人伦：以丧服制度为主的考察
第一节丧服制度所表现的人伦关系
第二节亲生母子间的服丧规范分析
第三节非亲生母子的服丧规范分析
结论
第三章孝子观点下的为母服丧
第一节魏晋时期庶子为生母服丧的变革
第二节魏晋时期子为出母服议
第三节汉晋间与嫁母服相关的礼议
结论
第四章荣辱与共的母子关系
第一节嫡庶之辨
第二节母子一体
第三节父命与贵嫡对母子人伦的影响
结论
第五章儒家文化下的母恩子孝
第一节生我劬劳
第二节贤母之教
第三节母命难违
第四节母子情长
结论
第六章结论：为母经验挑战父系制度
第一节双刃之剑——母职的力量
第二节一个母亲的观点：养为己子
第三节父系制度对母职的控制
第一章绪论：从东晋于氏上表谈起
第一节楔子——于氏的故事
现存史传记载中，女性上表向朝廷陈情的例子，并不多见，较为人熟知的，仅有西汉淳于意之女缇萦，
见《史记》卷一五《仓公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页2795。以及明朝杨继盛之妻张氏。
见《明史》卷二九《杨继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页5541—5542。前者为了赎父罪刑，后者则欲救夫性命。而为了女性本人的困境上表发言者，就现存史料来看，东晋于氏当为第一人。让我们从于氏的故事说起。
于氏的上表及时人之评议，皆辑录于杜佑的《通典》；见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六九《礼典二十九》“养兄弟子为后后自生子议”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1907—1913。妾（于氏）昔初奉醮归于贺氏，胤嗣不殖，母兄群从以妾犯七出，数告贺氏求妾还。妾姑薄氏过见矜愍，无子归之天命，婚姻之好，义无绝离，故使夫乔，多立侧媵。乔仲兄群哀妾之身，恕妾之志，数谓亲属曰：“于新妇不幸无子，若群陶新妇生前男，以后当以一子与之。”陶氏既产澄、馥二男，其后子辉在孕，群即白薄：“若所育是男，以乞新妇。”妾敬诺拜赐，先为衣服，以待其生。辉生之日，洗浴断脐，妾即取还，服药下乳以乳之。陶氏时取孩抱，群恒诃止，婢使有言其本末者，群辄责之。诚欲使子一情以亲妾，而绝本恩于所生。辉百余日，无命不育，妾诚自悲伤，为之憔悴，姑长上下，益见矜怜。群续复以子率，重见镇抚，妾所以讫心尽力，皆如养辉，故率至于有识，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过周，而乔妾张始生子纂，于时群尚平存，不以为疑。原薄及群以率赐妾之意，非唯以续乔之嗣，乃以存妾之身，妾所以得终奉烝尝于贺氏，缘守群信言也。率年六岁，纂年五岁，群始丧亡。其后言语漏泄，而率渐自嫌为非妾所生。率既长，与妾九族内外修姑姨之亲，而白谈者或以乔既有纂，其率不得久安为妾子，若不去，则是与为人后。去年，率即归还陶氏。乔时寝疾，曰：“吾母、兄平生之日所共议也，陌上游谈之士，遽能深明礼情？当与公私共论正之。”寻遂丧亡。率既年小，未究大义，动于游言，无以自处。妾亦妇人，不达典仪，唯以闻于先姑，谓妾养率以为己子，非所谓人后也。妾受命不天，婴此茕独，少讫心力，老而见弃，曾无蜾蠃式谷之报，妇人之情，能无怨结？
《通典》卷六九《礼典二十九》“养兄弟子为后后自生子议”条，页1907—1908。时间是在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一位妇女向朝廷上表陈情，她是已故散骑侍郎贺乔之妻于氏。于氏嫁给贺乔为妻，一直没有生育子息，于氏本家以于氏无子为理由，请求贺家遣还于氏。但贺乔的母亲薄氏站在家族的立场，认为婚姻合二姓之好，不可解除，不答应于氏本家之请，而令贺乔以纳妾的方式来解决无子的问题。二伯贺群同情于氏无子，将其妻陶氏新生之男婴给于氏抚养，不幸百日夭折。后来陶氏又生一子，贺群续将新生儿给予于氏，名为贺率。于氏养育贺率，“推燥居湿，分肌损气，二十余年，已至成人”。
《通典》卷六九《礼典二十九》“养兄弟子为后后自生子议”条，页1910。但另一方面，贺乔之妾张氏，顺利地完成为家庭诞育子嗣的任务，产下一子，名贺纂。贺乔既有了亲生骨血，贺率是否可为于氏之子便引起了质疑，争议多年，在于氏上表的前一年，贺率归还其生母陶氏。于氏养育贺率二十余年，“少讫心力，老而见弃”，“妇人之情，能无怨结”，故上表向朝廷陈情，自述养育贺率之始末。
在表文中于氏除了自述陈情缘由，并针对贺率的身份是“为人后”的说法，“备论其所不解六条，其所疑十事”进行反驳，从自己担任母亲之职、养育贺率的经验出发，认为贺率应该是自己的儿子。朝廷将于氏所陈，交付群臣讨论。四位发表意见的朝臣，只有博士杜瑗站在同情于氏的立场，认为养育之情不可抹杀，贺率应为于氏之子；其余以尚书张闿为首的朝臣，皆从父系继嗣制度的角度评论此事，认为于氏养贺率是为贺乔之后嗣，贺乔既有亲生血胤，则贺率当还本，即主张以贺乔为主体来判定亲属关系，完全忽视于氏为母的经验事实。最后，事件依旧以贺率归还本生定案。
于氏上表的经过与内容，在现存史料中，仅见于《通典·礼典》，杜佑辑录这篇上表以及时人的议论，题名为“养兄弟子为后后自生子议”。由此可见，后世男性史家对这个母亲争取养子为己子的事件，是站在父系继嗣制度的立场拍板定案。于氏力辩“养率以为己子，非所谓人后也”，以女性自己为母的经验来认定母子关系，逸出了父系继嗣制度的规范，而被制度的维护者斥责“博引非类之物为喻”，
见尚书张闿议，《通典》卷六九《礼典二十九》“养兄弟子为后后自生子议”条，页1913。凸显了在女性经验与父系制度冲突的情况下，女性的情感与经验受到严重的忽视、扭曲。从东晋至现代，一千六百多年来，于氏与贺率的关系，一直以于氏最不愿接受的角度被后人诠释。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我们是否已有“能力”，从于氏的角度理解她的声嘶力辩？女性“无子”的文化压力是否依然存在？社会对母职的看法是否依然充满父权观念？值得我们深思。
于氏的表文中，一共出现了四位母亲，依出现的先后次序，分别是于氏（贺辉、贺率的养母，贺纂的嫡母）、薄氏（贺群、贺乔兄弟的母亲）、陶氏（贺辉、贺率的生母）、张氏（贺纂的生母）。从故事所见，这四位母亲在同一家族中的地位和处境显然很不一样。
在于氏的表文中，我们看到贺群、贺乔的母亲薄氏作为母亲所享有的威严和权力，其地位俨然如贺家的女家长，在许多家族事务的决策上，拥有最高的决定权。于氏无子不孕，承受庞大的家族压力；养育贺率为子，又因为无法在父系继嗣制度中找到依据，而终不被承认；但于氏身为贺乔的妻子，又得以依据礼法自动拥有母亲身份，成为贺纂的嫡母。于氏与贺率母子关系的解除，于氏与贺纂母子关系的成立，在父系制度下，皆不是于氏所能自主。贺辉、贺率的生母陶氏，在丈夫做主的情况下，被迫连续与所生二子割断亲恩，扮演宛如生育工具的角色；夫亡后，陶氏终究又依恃父系家族的礼法夺回亲子。贺纂的生母张氏，为妾的身份低贱，在家内必须敬事嫡妻，但由于于氏无子，贺纂成为贺乔的嗣子，继承门户，张氏有可能母以子贵，提高在家内的地位。这四位母亲中，陶氏为贺率的生母，于氏为贺率的养母，一生一养，两人皆自认是贺率的母亲，彼此有争夺贺率为子的冲突。对于于氏、陶氏两人的母职经验，有必要更详细地讨论。
装 帧：精装
版 次：1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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