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作 者：[意] 吉奥乔·阿甘本 著
译 者：蓝江
出 版 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丛 书：左翼前沿思想译丛
出版时间：2021年09月
定 价：75.00
I S B N ：9787305248016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哲学/宗教 > 哲学
标 签：
为什么西方的权力会采取“安济”（economy）的形式，即对人的治理？如果权力在本质上就是治理，为什么权力需要荣耀，即与之相伴的仪式和欢呼？在本书中，阿甘本将治理放到三位一体安济的神学领域中进行考察，指出这种神学-安济范式乃是诸多现代政治范畴的源头——从分权的民主理论，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再到秩序与安全的观念，无不如是。
此外，阿甘本还追问了历来被忽视的安济与荣耀的关系，揭示出现代权力不仅是治理，也是荣耀，典礼、仪式、欢呼这些被我们视作过去之残余的东西实际上构成了西方权力的基础。通过对仪式性欢呼和权力的仪式性象征物——王座、王冠、紫袍、法杖等——的精彩分析，阿甘本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谱系学，阐明了为何“一致赞同”和“景观媒介”在现代民主中会起到如此惊人的作用。通过本书，肇始于《神圣人》的研究到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极其深刻地更新了我们对政治的认识。
吉奥乔·阿甘本（1942—），意大利哲学界和激进政治理论界的领袖人物。他早年任教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大学和维罗纳大学，之后在威尼斯建筑大学、巴黎的国际哲学研究院、瑞士萨斯斐的欧洲研究生院和瑞士的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担任教职。另外，他还是美国西北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客座教授。
阿甘本深受海德格尔和本雅明思想的熏陶，曾参加过海德格尔关于黑格尔和赫拉克利特的研讨班，主持过本雅明著作意大利译本的翻译工作。他对欧陆哲学、政治思想、宗教研究以及文学和艺术的融会贯通，使他成为我们时代极具挑战性的思想家，其著作已对很多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代表作另有《神圣人》《剩余的时间》《例外状态》《万物的签名》《奥斯维辛的残余》等。
蓝江，湖北荆州人，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江苏省杰出青年社科英才。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欧陆激进思潮，数字资本主义。著作有《忠实于事件本身》等三部，译著有《存在与事件》《元政治学概述》《什么是哲学？》等十八部，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文艺研究》和《光明日报》（理论版）等报刊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三十余篇。
总序
译序（代导读）从赤裸生命到荣耀政治
序言
第一章 两种范式
第二章 安济的奥秘
第三章 存在与行动
第四章 王国与治理
第五章 神恩机制
第六章 天使学与科层制
第七章 权力与荣耀
第八章 荣耀考古学
附录：现代的安济
参考文献
译序（代导读）
从赤裸生命到荣耀政治
——阿甘本“神圣人”思想的发展谱系
对于阿甘本来说，他所有著述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神圣人”（Homo Sacer）系列。1995年，他的“神圣人”系列第一本出版，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一次争论，尤其是他在书中提出的赤裸生命（bare life）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概念，一时间成了学术界的热门用语。此后，他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分析进一步刻画出神圣人在现代社会的形象，他的结论“现代社会是一个大集中营”，几乎是对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大监狱”命题的进一步推进。不过，问题也因此而产生。实际上，无论是神圣人的概念本身，还是他曾大量使用过的赤裸生命、生命政治等词汇，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误读。在当代中国对阿甘本的解读中，这种误读也未能避免。实际上，对阿甘本神圣人和赤裸生命概念误读的源头在于很多人忽视了最初的《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与近几年阿甘本在这个标题下继续完成的系列，尤其是2.4《王国与荣耀：安济与治理的神学谱系》、2.3《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与2.5《主业：责任考古学》之间的衔接关系问题。或者说，在神圣人系列1中阿甘本讨论的赤裸生命问题，与后来的系列2中的例外状态、统治，治理与荣耀，誓言、职责等概念之间是否存在关联？阿甘本又是如何从生命政治的主体过渡到后来的基督教仪式研究以及随之而来的治理和责任问题？
神圣人的双重含义
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不同，阿甘本并没有诉诸一个全新的概念——极权主义——来化解纳粹体制诞生的秘密，同时也不会用“平庸的恶”之类的概念来指责处于纳粹官僚体制中的艾希曼的作为。在阿甘本看来，尽管纳粹体制是一种新型的政治现象，并诞生于现代性的运作机制下，但是，不能说纳粹体制以及集中营式的管理模式是一种在一瞬间出现的新生事物，而这种新生事物缔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邪恶。激发阿甘本思考的，与其说是新，不如说是旧。有着古典学功底的阿甘本，不愿意简单地在现代性表皮下做出一种肤浅的解释，而是寻找这种特殊的现代机制是否有着更深刻根源。在这个方面，福柯的谱系学方法为阿甘本指明了一条道路，即通过对历史上文献的梳理和阐释，从中找到一种理解当代政治结构的方式。从20世纪末以来，阿甘本就一直秉承着这种极富涵养的引经据典的写作风格，而这种写作风格，在根本上，与阿甘本自己所要寻求的道路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阿甘本试图在更悠远的历史空间中，找到诞生现代政治（这种现代政治，既包括现代欧美流行的“民主政治”，也包括纳粹体制下的极权政治，在阿甘本看来，实际上“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附着的根基是一致的，而这个根基实际上根植于更悠久的传统，即西方历史上的神学政治体系）的秘密，这个秘密需要在神圣人这个概念的谱系中去寻找。
神圣人是拉丁语词汇，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体系中。与现代法律体系不同，神圣人甚至不是一个概念上和意义上明确的用词（或者正是神圣人一词的模棱两可性质，才让阿甘本钟情于此），根本原因在于这个词同时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所以，在翻译成现代语言的过程中，面对神圣人这样的词汇一定会遇到麻烦。事实上，正如阿甘本指出的那样，这个词在现代英语中对应于两个意思：一个是被诅咒之人（an accused man），另一个是神圣之人（the sacred man）。前者意味着这样的人的不纯洁性，在法理意义上，被诅咒之人也是任何人都可将其杀死而不受法律制裁的人。另一个意义涉及宗教，即这种人不能作为牺牲献祭于诸神。
从词源学来说，sacer这个词本义是分隔和分离，那么homo sacer（神圣人）实际上应当被理解为被区分开来或者被排斥在外的人。这样，我们便可以在古罗马意境中进一步来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存在着平民（plebs）和公民（citizens）之分，当然，既不属于公民，也不属于平民的，就是这种被区隔的人。在罗马城邦法律中，只有公民和平民才适用于法律，对于这种被隔开的人，实际上，既无法律上的适用，更不会受到保护，也正因为如此，杀死他们才不会被法律所制裁。
不过，近代历史学家蒙森（Mommsen）却对神圣人的内涵做出了另外的解释。蒙森等人将sacer一词的名词形式sacratio看成是远古时代弱化了的或者说世俗化了的宗教法的残余。在古罗马时期，这种带有宗教法残余性质的与普通的刑法，尤其在死刑问题上，难以区分开来。而匈牙利学者卡洛伊?柯雷尼（Károly Kerényi）则给出了更为重要的解释，柯雷尼认为之所以神圣人是神圣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纯洁，相反，他们已经受到了诅咒，因而决不能将他们献祭于诸神。不过，柯雷尼指出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homo sacer不能作为牺牲的对象，原因十分简单：sacer意味着它们已经为诸神所拥有，另一个世界的诸神已经以另外的方式占有了它们，因此我们不需要通过一个新的行为将它们献给诸神。”这样，除了纯粹法律上的意义之外，神圣人还有一个宗教上的意义，即不可能用于宗教献祭，甚至不能参加宗教仪式的人。而神圣人不能献祭，不能参加仪式的原因也十分简单，它们已经是诸神的人了，换句说话，由于被诸神所有，神圣人从诸神那里获得神圣性，犹如诸神的财物一般，它们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sacer的神圣烙印。不过，柯雷尼的解释并不让人信服，神圣人的神圣性并不在于他早已被诸神所拥有，而是出于另外的原因。在厄尔努?梅伊（Ernout-Meillet）那里，不能献祭的原因在于，“sacer决定了一个人或事物，人们不可能在触碰它之后不会弄脏自己”。或许，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即神圣人不能献祭的原因不在于神已经拥有了他，而是因为诸神从一开始就不想要他，因为他是污秽，为了避免让之秽乱天国，唯有强调在献祭的时候不能用神圣人。
实际上，问题到这里并没有解决。亦即，两种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意思何以在一个词汇中体现，并被阿甘本用于现代情境？换句话说，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语义背后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现代的政治话语中，出于某种缘故，一直被遮蔽着。我们可以先从法律的情形来思考：为什么杀掉神圣人不会被治罪？为了说明这一点，阿甘本引入了zoē与bios的区别，前者是纯粹自然状态下的生命，一种与动物生命类似的生命。bios则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界定的一种生命，即一种城邦中的生命。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个生命，一种是纯粹自然的zoē，一种是生活在政治之中，并被政治所架构的bios。那么，法律框架所面对的对象显然不是前者，而是生活在具体城邦中并被城邦的律法所规定的bios。这样的逻辑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只有受到城邦法律的规定，并适用于城邦法律的人，才是bios。这种情况下，城邦的法律是一种面对bios而非面对zoē的法律。只有当我们触犯了具有bios架构的人的权益时（如我侵害了他的财产或生命），我们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而法律也只会保护那些bios架构下的人的权益。在古罗马时期，平民和公民虽然等级不同，但是都属于法律架构下的对象，因此，他们都拥有bios的生活。相反，神圣人则不同，他们既不属于平民，也不属于公民，甚至不属于外邦人（罗马法中对于外邦人仍然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这种人是一个，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他的生命，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保障。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在这一层次上，杀掉神圣人而不被治罪意味着神圣人被排斥在人的律法（ius humanum）之外。阿甘本说：“杀人无罪（impune oocidi）采取的是人的法律的例外的形式，因为其悬置了关于杀人的法律适用，而这一点归功于努马?蓬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的话：‘如果某人想杀害自由人，那么他会被治以杀人罪名’（Si quis hominem liberum dolo sciens morti duit，parricidas esto）。”这样，蓬皮利乌斯的话成了双刃剑，一方面，蓬皮利乌斯强调杀掉自由民（hominem liberum）是杀人罪，但是，这句话也反衬了，如果杀死的不是自由民（如奴隶主杀死属于自己的奴隶）便不会在法律上被追究。这样，homo sacer构成了一个外在于自由民，在根本上也外在于人法（ius humanum）的范畴。实际上，即便法律规定得再符合公义，那种普世之光也无法照耀到homo sacer的头上。正如阿甘本反复关心的监禁在古巴关塔那摩监狱中的囚犯，他们是纯粹的法律上的例外者，不仅是美国法律的例外者，甚至是全世界法律的例外者。这样，homo sacer被坚决地挡在人的法律和人类公义的门槛之外，他们甚至连在人类之中寻得一个等级的资格都没有，唯一具有的只是他们那纯粹的如同动物、草芥一般的，在这个地球上呼吸的生命。
不过问题到这里还没有结束，homo sacer不仅仅是人法的例外，更重要的是，它们也不能被献祭。正如厄尔努-梅伊所说，homo sacer的不纯洁性，是它被排斥出宗教仪式的原因所在。在严格的宗教法律上来说，人对诸神的献祭，在根源上源于人类对诸神的誓约（如《圣经》中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誓约），这种誓约的成立，便构成神与人之间的神法（ius divinum）。这种神圣法涉及神对人的恩泽，以及人对神的赞美与献祭。显然，我们献祭于神的人或物必须是纯洁的，任何不洁的东西都会被排斥在神圣仪式之外。那么，homo sacer在这里遭到了第二重排斥，也就是说，在被人法所排斥之后，又被神法所排斥，他们不仅构成了人法上的例外，也构成了。人法上的例外意味着他们无法享受到世俗法律的保护，神法上的例外则意味着他们永远得不到神恩的眷顾。正如阿甘本所说：“同时将其排除于人法和神法的裁决之外，这种强制性暴力开启了一种人类行为的既非神圣行为亦非世俗行为的领域。而这个领域恰恰是我们试图在这里理解的领域。”的确，这是一个从未被开启过的领域，与之前谈论受压迫阶级和和阶层的理论不同，阿甘本关注的既不是统治阶级也不是被统治阶级，而是在这二者之外，被绝对地排斥在这种划分之外的残余物。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世界被划分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时，我们忘却了还有一些人（可以将之看成这种划分之下的homo sacer）连进入这种划分的资格都没有。
而在这个被他们没有法律和政治架构的保护和惩罚，也没有神的恩泽与天谴，他们如同蝼蚁一般，蜷缩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唯一留下的就是这个如草芥一般的性命。不仅如此，这个唯一留下的赤裸的性命，仍然面临着朝不保夕的危险，随时可以在主权权力的淫威下，被滥用或被剥夺走。的确，阿甘本的homo sacer的指控在深度上超越了前人，超越了包括汉娜?阿伦特和米歇尔?福柯在内的思想家，当赤裸生命连受压迫的资格都不存在的时候，我们何来谈论他们的解放问题？当他们只有以性命行事，并游走于生与死的门槛时，我们一切的怜悯，我们那些酸腐的正义的陈词滥调都会变成最虚伪的假象。
……
蓝 江
2019年8月于南京仙林
页 数：472
开 本：32开
正文语种：中文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