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译丛：废墟上的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与和平之梦

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反复无常的全球使命，这是极具原创性且适时的重新评估。一方面，本书关注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和不断变化的考古实践；另一方面，它是对国际历史和当今世界更广泛的遗产保护政治的重新解读。对研究国际主义历史、当代全球政治以及世界遗产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 保罗·贝茨，牛津大学

这部适时且重要的作品综合了人类学、政治学和考古学研究方法，考察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历史及遗产……作者真诚而发人深省的论述聚焦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能力和利益，同时强调其背后复杂的政治和历史行动……强烈推荐。
—— 《选择》

梅斯克尔呈现了大量案例研究，并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法律框架进行了分析，为当下迫切需要的改革提供了论据。
—— 《纽约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促进和平、人道主义及跨文化理解的政府间机构；其备受瞩目的世界遗产项目则致力于保护对人类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然而，在该机构的实践中，这一使命时常遭遇困难与挑战。
本书回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试图拯救世界遗产的历史，综合考古学、政治学视角，通过翔实的史料分析及长期人类学探索，考察了该机构世界遗产项目的运作模式及其得失，尤其聚焦于文化遗产。书中论及许多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如埃及阿布辛拜勒神庙、意大利威尼斯、柬埔寨吴哥窟、叙利亚帕尔米拉等，这些案例充分展示了该机构全球遗产保护使命的成就与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本书呼吁我们重新审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重新理解世界遗产保护事业，以及遗产保护对于人类历史与未来的意义。

林恩·梅斯克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人类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中东和亚洲部策展人，康奈尔大学特聘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利物浦大学，印度希夫·纳达尔大学，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名誉教授；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理论、人种志、世界遗产等。

第一章 乌托邦
第二章 国际主义
第三章 技术统治
第四章 遗迹保护
第五章 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第六章 冲 突
第七章 危 险
第八章 反乌托邦
注 释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第一章
乌托邦

我祈愿，而不是希望，我们的政府部门能够效仿乌托邦共和国的很多东西。
——托马斯·莫尔，1516年

1948年11月，英国生物学家、哲学家朱利安·赫胥黎抵达贝鲁特，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其目标是帮助世界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之后促进和平建设、实施人性关怀以及进行文化交流。赫胥黎被委任为该组织的第一任总干事。当时的人们，尤其是整个欧洲的人们，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暴行中醒来。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肩负着这样一个使命：推进世界和平、改变“人们的想法”。其途径主要是实施基础教育、弘扬文化多样性，并且让全世界不同的人进行对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建者们看来，他们的使命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其实掌控着文明自身的命运和方向。赫胥黎无疑是领导该组织的一个合格的人选，他终其一生都是国际主义者、乌托邦思想家。他的心中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着独特的愿景，也正因此，他才会以很多种方式坚持下来。
贝鲁特会议之前以及之后，赫胥黎穿越中东，进行了广泛的游历，堪称经历了一次考古的艰难历程，这一段经历后来收入他的畅销书《来自一片古老的土地》之中。在这本书中，他把自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所参与的国家间合作称作“高速的生意”，其中包括“无数的会议、工作委员会和背后游说”。而在巴黎，总是有充满着官僚主义作风的工作在不断累积。1 在他关于中东的记事本上，满是古代大事年表、参观遗址的记录、史前陶器的素描、关于神话英雄吉尔伽美什的注释，以及他极具个性的鸟类学符号。2 他认为“有时大量的新发现使人眼花缭乱”。3 他游历了九个国家，参观了中东的一些不寻常的考古遗迹，其中包括比布鲁斯古城、佩特拉古城、杰拉什古城、帕尔米拉古城、孟斐斯古城以及吉萨金字塔群。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他的专业背景是动物学，但是他对有关铭文和遗址发掘的报告以及关于这些古代遗址的公开发表的文字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读了很多考古学家颇受欢迎的书，比如弗林德斯·皮特里、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玛格丽特·默里、格特鲁德·贝尔、奥斯丁·亨利·莱亚德、亨利·罗林森、亨利·富兰克弗特、C.W. 塞拉姆、V. 戈登·蔡尔德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才写成了那本《来自一片古老的土地》。在书中，他倾尽心力，解读古代手迹、黏土碑牌的新发现和一些地方不间断的遗址发掘，比如耶利哥、乌尔、塔尔·哈拉以及拉斯·沙姆拉等地。
赫胥黎是一个博学的人，从他的家传来看，这一点并不奇怪。他的祖父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人们称他为“达尔文的斗牛犬”；他的父亲伦纳德和他有名的哥哥—小说家奥尔德斯·赫胥黎一样，也是一个作家；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安德鲁是一位生物学家，并且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本人也认识很多20世纪英国伟大的考古学家，他将他们列入计划，请他们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未来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是：伦纳德·伍莱、塞顿·劳埃德、莫蒂默·惠勒、珈克达·霍克斯、凯瑟琳·凯尼恩、约翰·加斯唐、V. 戈登·蔡尔德。尤其在失去考古学家亚瑟·埃文斯和社会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哈登以及查尔斯·塞利格曼之后，赫胥黎亲自给英国著名的遗传学家J.B.S. 霍尔丹写信，称蔡尔德是个“不错的人”，并推荐他成为皇家学会会员。4 这一点并不很令人惊讶，因为赫胥黎、霍尔丹和蔡尔德都属于理性主义者协会。该协会的成员们认为，对社会来说，宗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另外，H.G. 威尔斯、奥尔德斯·赫胥黎以及伯特兰·罗素都是这个协会的成员。
1948年，当赫胥黎到达中东的时候，他的管理生涯接近尾声。他的任期从六年缩短为两年，其中部分原因很可能是他激进的哲学思想。然而，最终取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代表团的安排。简单地说，美国人没有能够把他们的弗朗西斯·比德尔推到最高职位。作为一名高级观察员，英国外交家格拉德温·杰布这样说道：他们“想过把美国人放到所有重要的位置上”。而由于赫胥黎的任命，美国唐突地把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减少了一百万美元。5 美国代表詹姆斯·马歇尔认为，艺术和文化对和平与安全毫无益处。6 这对赫胥黎本人来说是痛苦的，但是美国的这个决定并没有能够阻碍赫胥黎对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贡献自己的智慧，亦未能阻碍他执行自己详尽的旅行计划，他也依然在文学方面实现了巨大的产出。在他的书中，从头至尾，赫胥黎都强调“科学发掘”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对地层进行仔细的发掘和保护、记录每一件文物、进行专门的重建，还要对结果做相关分析，从而确定具体的年份跨度”。7 他还强烈建议保护遗址、建设遗址博物馆、发展文化旅游，这些都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关于文化遗产研究全球计划的标志性成就。
赫胥黎说：“写中东就是写历史。”8 赫胥黎认为考古学具有物质性，他称之为“固体历史”。像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赫胥黎也认为中东是文明的发源地，但他是从进化人类学的角度下此结论的。对赫胥黎来说，历史不仅不可逆，而且是有方向性的。他断言，“人类必将获得更多的知识”，我们应该对此种走势加以利用。9 赫胥黎认为，考古学是一门科学，与其相关的知识形成了他对全球未来的全部知识愿景。这一点就当时来说非常重要。有人认为，中东的考古遗址和人工制品“全部属于该地区”，可是赫胥黎在1948年的报告中写道：中东巨大的考古财富不仅可以让个别国家获益，也可以让全世界获益。10 他身边有很多伟大的同时代的英国考古学家，他也能够接触到世界上一些最令人激动的考古遗址和发掘现场，因此毫无疑问他了解这个新的国际组织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这句话是他的座右铭：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
赫胥黎一直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人物，他通过很多种方式向人们展示了逝去的时代是什么模样。那时的人们信仰建设空想社会主义，信仰发展与进步，信仰文化国际主义以及充满了求知欲的知性主义，而这些信仰都随着帝国的结束而结束。他的设想经常被称为“全球乌托邦”，那是一个理想的政治组织的全球愿景，它需要人们通过建设一个世界文化的联合体来实现。11 赫胥黎认为，过去的一切对人类物种来说就是“传统的集合”。12 如果我们能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待《来自一片古老的土地》这本书的贡献，以及赫胥黎对英国考古学的贡献，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之初，就已经有考古学这门学科的位置。要想对将来的世界文化做出规划，就有必要从今天以及将来的角度看一看过去的考古学是什么情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赫胥黎总结了帝国的知识体系，并且为受过教育的公众制作出版物以及广播节目。然而，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他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做的这一切努力已经在走下坡路，取而代之的是来自美国的、服务于文化与发展的专家驱动模式、技术模式以及管理模式。对于考古学这门科学及其在社会进步的新路径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说，赫胥黎那明显的英式知识构想，除却其殖民以及教化的特点，乃是无法长久的。
考古学作为一门野外科学和离散学科，其在国际规划以及世界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回溯到国际联盟和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时期。在国际管理和合作的背景下，考古学如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成为遗产研究的辅助手段？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在早期历史中做一个探究，那将是非常有趣的。为了理解人类过去的所有一切，考古学借用各种学科的研究手段，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分裂出来。考古学的学术研究人员主要来自大学，他们都从事于长期的野外计划以及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从物质意义的角度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遗产的理解来自古文物研究、艺术史研究以及建筑研究，其目的是保护历史遗迹、建筑群和遗址的构造。1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古研究，既是一种学科门类，也是一项野外实践，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这种研究就基本上被人们对古迹以及古迹文化的关注所取代。14 考古学家们也参与到发现和发掘古代遗迹的工作中，但管理人员、建筑师和工程师们更关注现存的遗迹结构和建筑物，关注这些结构和建筑物的恢复和保护情况。庞贝古城和帕尔米拉古城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方面发展和促进古迹保护比较容易做到，考古研究就不一样了。古迹是已存在的标志物，更易被主权国家的人们接受和利用，但是古迹发掘和调查研究工作是一片未知的领域。考古学关注的焦点原先是古迹挖掘和环境研究，而现在是古迹文化，这是因为人们更关注技术支持，而不是野外研究。这一切加深了技术统治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设定的关于和平建设的努力目标之间的矛盾。
在很大程度上，考古学和考古学家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初期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为人所知。在努比亚大规模的国际救助行动中，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他们又是如何失去了对他们有利的工作环境？他们去摩亨佐达罗和婆罗浮屠这两处古迹，主要是为了保护历史遗迹，而不是进行发掘和研究工作。这偏离了考古学的研究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后果，这个后果不仅仅是针对全球遗产的研究发展工作而言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在整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里面，尤其是在后来成为世界遗产研究项目的体系中，从考古学的偏离导致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逐渐疏远，而这些利益相关者与古代遗址、现存的古迹和地形地貌有着深厚的联系。关于国际主义、交流和知识的共同产出，研究和合作原本可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然而掌管该组织的官员和专家按照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因此，有必要更全面地考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古学的早期形态，包括各种国际救助和咨询任务，以及一流的世界遗产项目，这个项目在《1972年公约》中达到了高潮。通过考察该机构从初创时期到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知识政治学和废墟上的未来所面临的危险。这与考古学自身所揭示的道理非常相似。要想弄懂考古学更长久的历史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我们需要进一步往回追溯，看看历史上关于和平、冲突、人类共同遗产以及对专门知识的宣传的问题给一个需要战后重建的国际社会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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