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公园 万古丹山——武夷山

　　在自然保护方面，国家公园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为目标，是自然生态系统重要、自然景观独特、自然遗产精华、生物多样性富集的部分，保护范围大，生态过程完整，具有全球价值、国家象征，国民认同度高。
　　与此同时，国家公园也在文化、教育、生态学、美学和科研领域凸显杰出的价值。
　　在文化的意义上，国家公园与一般性风景保护区、营利性公园有着重大的区别，它是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之地，是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呈现之所，也体现着特有的文化功能。举例而言，英国的高地沼泽景观、日本国立公园保留的古寺庙、澳大利亚保护的作为淘金浪潮遗迹的矿坑国家公园等，很多最初都是传统的自然景观保护区，或是重点物种保护区以及科学生态区，后来因为文化认同、文化景观意义的加深，衍生出游憩、教育、文化等多种功能。
　　本丛书是《自然书馆》大系之第一种，作为一个关于中国国家公园的新概念读本，以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基点，努力挖掘、梳理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相关区域的自然与文化。12位作者用丰富的历史资料、清晰珍贵的图像、深入的思考与探查、各具特点的叙述方式，向读者生动展现了10个中国国家公园的根脉、深境与未来。
　　丛书既有每个国家公园的个性，又有着自然写作的共性，每部作品直观、赏心悦目地展示一个国家公园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态，各自的风格、要素、源流及精神形态尽在其中。整套丛书合在一起，能初步展示中国国家公园的多重魅力，中国山泽川流的精魂，生灵世界的勃勃生机，可使人在尺幅之间，详览中国国家公园之精要。期待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中国国家公园一幅别致的文化地图，同时能在新的起点上，起到特定的文化传播与承前启后的作用。

　　何向阳，诗人，作家，学者，现居北京。著有《自巴颜喀拉》《思远道》《镜中水未逝》《夏娃备案》《似你所见》《青衿》《锦瑟》《刹那》等诗文集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上海文学奖诗歌奖。作品译为英、俄、韩、西班牙文等发表和出版。

总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大事记
附录

　　1175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
　　这年五月，朱熹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陆九龄、陆九渊、刘清之来会，现在看来也极有可能是吕祖谦想从中调和朱、陆之间的学派之分歧而有意组织的一次论辩，这场论辩达十日之久，对于朱、陆两人影响同样深远，史称“鹅湖之会”。在此次论辩中，陆讲心、理一体，而朱坚执心、理不同。两人各执一词，最终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心学”与“理学”的“会归于一”的愿望终究落空，但上饶铅山鹅湖山麓下的这场会讲，当时却吸引了闽、浙、赣交界的诸多学者列席旁听，这里虽不属武夷山，但从大的概念上，应属泛武夷山的地理范畴，这场论道，于当是时是盛事，于学术史亦相当重要。两派分歧如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所记，“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足见两人的出发点不相同。而鹅湖之会的始作俑者吕祖谦的评论是“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
　　于这样的崇山峻岭之中，想一想当年鹅湖的各持己见，不禁神驰，那种求同存异的学术之辩，那种思想的交锋碰撞，不仅矫正着两人的各自观点，而且对于时代学术的精进也大有裨益。人心和善，和而不同的包容之心、开放之道，也不仅是朱、陆之辩教会我们的，在那些言语思想的背面，不也包藏着武夷山不一般的胸襟吗？生物多样化的武夷山，似乎是学术多元化的一个物理印证。贵和尚中，善而能容，中国文化不正是一直秉承着这至关重要的一点而走到了今天，走入了人心吗？“鹅湖之会”，成就了后来的鹅湖书院，同样成就的，还有立足于包容性的儒家思想的学术传统与使命担当。
　　朱熹的担当，当然不只是个人的担当，他把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在他那个时代的个人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他为什么如此重视书院建设，对于教育的重视，向来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学说就是由七十二弟子予以传承的，孔子去鲁在中原行走14年，从来没有放弃的就是教育，14年后孔子回到的还是一方书桌上。教育的重要，对于时代而言，是不言自明的。1175年的“鹅湖之会”之后，一定是认识到了教育之于思想体系成型与传承的重要性，而在4年后的1179年，朱子知南康军时，重修白鹿洞书院，使得唐贞元年间李渤的白鹿洞，南唐达到兴盛，而至北宋末毁于兵火的书院得以重建，直至宋孝宗御赐“白鹿洞书院”门额。在此之前，白鹿洞书院虽然历史有名，但当重修之前已是“屋宇不存”“基地埋没”“莽为荆榛”“荒凉废坏”，如若不是朱熹考察书院现状后一再上本朝廷，书院的今天很可能是另外的样子。面对庐山境内以百十计的佛寺道观，朱熹更是忧心忡忡，所以他在上本朝廷的《白鹿洞牒》中，才可能那么切中要害而又恳切非常，他说：“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既是前朝名贤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给赐经书，所以教养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于世。”足见其对书院教化功能的重振之意。
　　在白鹿洞书院，在重建院宇、筹措院田、延请名师、充实图书等事之外，仍有两件事值得在此铭记：一是制订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直到今天仍为教育界所重视，其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为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也为当时书院所普遍遵行。二是南宋理学另一学派陆九渊来访，朱熹曾在“鹅湖之会”与他有过激烈的论辩，两人并未达成意见的一致，然而对这个意见与自己并不统一、甚至是各执一词、在学术上当仁不让的来访者，朱熹的表现是如此欢迎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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