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

  本书是日本考古学家冈村秀典研究云冈石窟的专著。作者参照中日两国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结合近年中国的考古新发现，综合运用样式学、图像学和空间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云冈石窟主要洞窟的具体年代、信仰内容及其源流、窟内尊像配置所体现的观念、北魏时代武周山石窟寺全景的复原等做了深入细致的考证分析。

  冈村秀典（Okamura Hidenori）：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所长。1957 年生于日本奈良市，1980 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1982 年作为进修生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历任京都大学助教、九州大学副教授，2000 年获滨田青陵奖，2019 年获“立命馆白川静纪念东洋文字文化赏”。师从樋口隆康、林巳奈夫教授，受宿白、邹衡、俞伟超等先生的熏陶，主要研究中国考古学。著有《三角緣神獸鏡の時代》（吉川弘文館，1999）、《中國古代王權と祭祀》（学生社，2005）、《夏王朝》（講談社学術文庫，2007）、《中国文明》（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8）、《鏡が語る古代史》（岩波新書，2017）、《中国文明 农业与礼制的考古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另外，总监修《云冈石窟》共42 册（科学出版社，2014—2018）。

  徐小淑：博士，山西大同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第一章 云冈石窟的历史

第一节 石窟前史  /003

第二节 文献中的北魏石窟寺  /010

第三节 碑文记载的石窟寺复兴事业  /015

第四节 发现与调查  /022

第二章 云冈石窟的开凿工程

第一节 石窟的源流  /037

第二节 既往的年代观与本书的编年  /042

第三节 前所未有的大工程  /050

第三章 大像窟的营造

第一节 前1期大佛的雕凿  /061

第二节 未完成的大像窟——前2期  /069

第三节 中部山崖的大像窟——前3期  /078

第四节 云冈前期的雕像  /095

第五节 大佛与皇帝  /102

第四章 佛殿窟的营造

第一节 双窟的出现—— 中1期  /113

第二节 彰显冯太后功德的营造事业  /137

第三节 民间造像——太和七年龛  /148

第五章 仿中式木构建筑的石窟

第一节 佛殿窟的完成—— 中2期  /165

第二节 双窟与“二圣”  /193

第三节 佛殿窟的变化—— 中3期  /201

第四节 塔庙窟与汉式服制的确立  /232

第六章 后期造像及北魏之后的云冈石窟

第一节 迁都洛阳后的中小窟

——云冈后期窟  /263

第二节 隋唐时代的佛三尊像  /279

第三节 辽金时期的石窟寺复兴  /288

附　录

索　引  /297

参考文献  /309

云冈石窟新旧编号对照表  /321

后　序  /325

第二节 文献中的北魏石窟寺

石窟的营造

关于云冈石窟的开凿，《魏书·释老志》中有如下记述：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文成帝在复兴佛教之初，任命师贤为道人统，师贤是罽宾的王族，游学至北凉，北凉被灭后迁至平城，太武帝灭佛期间还俗行医。和平初年师贤殁后，管理宗教的长官道人统被更名为沙门统，由昙曜担任。这段记载为增强昙曜的权威性，穿插了文成帝御马衔昙曜法衣，昙曜因“马识善人”之说受到文成帝厚遇和世人尊重的逸事。和平元年（460）昙曜上任沙门统后，向文成帝奏请在平城西的“武州塞”石崖开窟五所，即现在云冈的“昙曜五窟”。汉代武州塞位于云冈向西溯武州川而上约2千米处的吴官屯。昙曜五窟开窟年代的上限为460年，五窟内各雕镌一本尊大佛，最大的佛像达70尺（约20米）之高。

前述文成帝在都城的五级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造了五尊释迦立像，由此来看，昙曜五窟亦可能是为先帝营造的石窟。

皇帝的行幸

云冈石窟在北魏时期被称为“武州山石窟寺”，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之前的平城时期，文成帝（452—465年在位）与其后的献文帝（465—471年在位）、孝文帝（471—499年在位）皆信奉佛教，然而史书中与石窟有关的记载除昙曜五窟外，只有皇帝的行幸记录。长广敏雄（1976）提出皇帝很可能亲临石窟落成或大佛开光法会的假说，并着眼于《魏书·帝纪》中的行幸记录，将其作为石窟年代的线索，梳理出以下七条，其中也包括没有直接标记“石窟寺”三字的条目。

（1）天安二年（467）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

（2）延兴五年（475）五月丁未,幸武州山。

（3）太和元年（477）五月乙酉,车驾祈雨于武州山。

（4）太和四年（480）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

（5）太和六年（482）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

（6）太和七年（483）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

（7）太和八年（484）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

其中（1）是献文帝、（2）—（7）是孝文帝，（3）的目的是祈雨，（2）和（3）都是夏天五月行幸，且只记为“武州山”，因此可能亦是祈雨的祭祀。武州山位于平城通往旧都盛乐的大道边，皇帝常在此举行祭祀活动。关于（7）的记载，《资治通鉴·齐纪（二）》（卷136）中则记为“乙未魏主如武州山石窟寺”，而且从方山没有石窟寺这一事实看，也应是武州山石窟寺的误记。由此，文献中显示的行幸石窟寺记录只有五次，即467年献文帝一次和480—484年孝文帝四次。

石窟寺景观

郦道元的《水经注》成书于延昌四年（515）前后，卷13的“?水”是记录桑干河流域地理状况的部分，其中关于武州山石窟寺的景观记述如下：

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祈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径灵岩（寺）南,凿石开山,因崖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缔,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开凿在武州川河岸的石窟（图2），西部是尼庵，东部是名为灵岩的僧寺。从郦道元的描述可知，其规模宏大，寺院殿堂错落有致地分布于石窟窟顶与河岸。唐朝道宣的《广弘明集》卷3中“今时见者传云，谷深三十里，东为僧寺，名曰灵岩，西头尼寺，各凿石为龛”的描述也大致相同。从《水经注》成书的年代看，这应该是迁都洛阳之后的景观。

此外，道宣《续高僧传》卷1“元魏北台恒安石窟通乐寺沙门释昙曜传”中，关于石窟景观有如下记述：

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共千人。

据此可知，昙曜在其奏请所造石窟的通乐寺做住持。隋朝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9中载“至和平三年，诏玄统沙门释昙曜，慨前凌废，欣今载兴，故于北台石窟寺内集诸僧众，译斯传经流通后贤，庶使法藏住持无绝”。《魏书·释老志》中载“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看来“恒安”与“北台”与平城基本为同一地方，说明昙曜身负复法重任，奏请开凿石窟，并且在石窟寺内从事译经活动，这里除用来礼佛的石窟外，还有讲经和译经的场所。从《昙曜传》亦可知，平常有1000余名僧人生活在东面的僧寺。整个石窟分为通乐寺、灵岩寺等寺院。

装　　帧：精装

版　　次：1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