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间街角的茶铺

　　《那间街角的茶铺》，是著名历史学家、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王笛的新作 非虚构历史读物。

　　作者以1900—1950年的成都茶铺为中心，运用田野调查、官方档案和小说诗歌等资料，以微观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深描的文学写作手法，生动展示了成都茶铺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以及在那个公共空间中呈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作者跳出学院派的历史讨论和分析的模式，既保持了字字有依据的历史写作传统，又把茶铺这个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描绘得栩栩如生。

　　过去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许多方面是我们的传统，然而它们就在我们眼前一天天消失。这是现代化过程中每个人都面对的问题。

　　茶铺是成都文化的代表。这是成都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

　　对成都茶铺的探索，提供一个样本和一种经历。微观历史的意义在于为理解城市史的普遍规律提供了个案，不仅深化我们对成都的认识，而且有助于理解其他中国城市。

　　本书把焦点放到普通民众，跳出过去帝王将相、英雄精英的研究模式，写出了眼光向下的民众生活史。

　　这本书也是继续践行“为民众写史”这个历史使命。写历史，需要有细节；有细节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的历史。细节似乎缺乏宏大的叙事，但是却为宏大叙事提供了支撑。那些似乎不经意的鸡零狗碎，却是回归历史现场的定海神针。——王笛

　　王笛

　　现任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

　　代表著作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消失的古城》等。

成都是个大茶铺

童年的记忆

今天概念的茶铺历史其实并不长

成都茶铺多的最根本原因是生态

茶铺的物质文化史

经营自主是茶铺持续发展的关键

哪里去找寻茶铺的往事？

茶铺就是成都人的生活史

帝国覆没之前，1900—1911

坐茶铺是一种生活方式

掺茶也是一个有尊严的职业

大众的头脑是怎样被塑造的

女性进入茶铺是争取平等的第一步

小茶铺是江湖的广阔天地

茶铺成为社会改良者所针对的目标

新制度，旧时代，1912—1936

每天超过四分之一的成都居民去茶铺

小商小贩是城市经济最活跃的部分

一张茶桌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日常，就是生活的内在逻辑

抢着付账后面的真真假假

“流浪的艺术家”的谋生地

说书人构建的虚幻世界

茶铺里面充满着戏剧人生

把“情戏”定为“淫戏”，就可以进行整顿了

女性在公共空间被限制是常态

丢失茶碗引发的暴力执法

茶铺里头的龙门阵——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百年前茶铺里就有了《报纸法》的讨论

战时大后方，1937—1945 

坐茶铺的一介平民能够“误国”？

凭什么要把茶铺一棍子打死

颠沛流离的文人在茶铺中找到了一点慰藉

战乱中的人们还存在信任

小商业是城市经济的支柱

穷人也有茶铺里休闲的权利

妇女遭受着国家和社会的双重压制

茶铺就是一个公共论坛

国家在战时茶铺中的角色

混乱的年代，1946—1949

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

老牌悦来茶园遭遇匿名举报

许多有趣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记录的

一个时代的结束

茶铺是个小成都

征引资料目录

后记

一张茶桌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共同爱好的聚集

　　茶铺也成为有共同兴趣爱好或者共同阶层之人的聚集地，就像一个“社会俱乐部”。茶铺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空间，虽然许多茶馆可以是为各个阶层的人服务，但是相当多的茶馆存在着阶层自然的分野。

　　海粟在他的《茶铺众生相》里回忆，虽然成都有许多茶铺，但“茶客却是各就各位，各得其所的。有的大茶铺平民百姓从不跨进去，而更多的小茶铺某些人则不屑一顾。”

　　中山街的茶馆邻近鸽子市，因而成为“养鸽人俱乐部”；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爱鸟人每天早起，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喝茶，一边享受鸟儿的歌唱。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一些茶馆，例如中山公园的惠风茶社，就成为定期的雀鸟交易市场。

　　中山公园的乐观茶园也是养鸟爱好者的集中地，人们在那里做鸟雀的生意，交流饲养经验，成为有名的“雀市”。一个记者1936年在《新新新闻》上描写道，一次他到乐观茶园，发现里面热闹非凡，间杂着各种鸟叫。人们不仅在那里买鸟作为宠物，而且还买麻雀等在阴历四月初八的放生会释放。

　　记者以负面的语调描写这些待售的鸟不断地“悲鸣”。一个卖鸟食的小贩告诉记者，不少鸟是作斗鸟娱乐和赌博用。这些斗鸟的食物颇为讲究，都是鸡蛋、鸡肉和牛肉，甚至还有人参等补品。在茶铺里卖作为鸟食的虫子，一天可以挣几千文。

　　看来人们说茶铺就是一个社会俱乐部，真是不假。同行业的、有共同爱好的甚至完全不相干的人，都可以坐在同一个屋檐下，休闲、聊天或者读书看报、独自冥思，甚至度过一整天。难道还有任何其他公共场所，有茶铺这样的包容性吗？

　　茶铺就是会客室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作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不方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由于既方便又舒适，即使居住宽敞的精英阶层也把茶铺作为他们的会客厅。茶铺成为人们聚会地，人们可以在那里会客见友，不用事先约定，关于日常生活的许多决定也是在茶铺里决定的。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传统在现代成都仍保留了下来。世纪之交我做茶馆研究时，经常约一些长辈进行采访，他们几乎都要我去茶馆碰面。他们经常不用约定，也能在茶馆见到朋友，茶客们一般都有他们固定去的茶馆。

　　还有人写道，人们喜欢去茶铺会客有三个原因，一是成都是个大城市，两人会面选两人住家中间地带的一家茶铺，这样大家都不用跑很远的路；二是在家里接待客人要准备饭菜，耗时费力；三是成都为省会，吸引许多外地人，但在旅店谈生意既不方便也不舒服，因此茶铺是个好地方。

　　茶馆是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的好场所。与西方工业国家和中国沿海大城市工人严格上下班工作制不同，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日程，他们的时间十分灵活。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待在茶馆。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沿街营业的饭馆和茶馆”（tea-drinking saloons，直译为“茶吧”）比作“英国的酒吧”（public houses），并评论说，这样的地方用于“社会闲聊”时，“危害极小”。

　　这些茶馆有着明显的社区特点，民国初期住在“推车巷”的外籍教师徐维理（William Sewell）关于成都1920年代的回忆便提到，他所住小巷的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当他的一个朋友遇到麻烦，他们便到茶铺去讨论解决办法。

　　成都茶铺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摆脱简陋住所、休闲的公共空间。然而，我们也可以说，茶馆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了一个远离宽敞的私家宅院，接近更热闹鲜活的社会生活的聚会场所。

　　茶馆太有吸引力了，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甚至在上班时间也去茶馆喝茶，没想到被上司撞见而受到处罚。对茶客来说，闲聊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人们可以谈论任何事情,据周止颖《新成都》说，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论闺阁。”

　　茶客的经济状况也反映在他们茶铺里的行为举止上。当经济恶化，顾客尽量少花钱。一次，一个人显得很有“派头”，为他人买了8碗茶，他的出手不凡使大家刮目相看，大多数人虽然也好面子，但也不敢轻易如此潇洒。

　　民间也流传不少关于茶馆中发生的啼笑皆非的故事，下面是一则收入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中的传说：

　　有个人喜欢摆阔，成都人称“绷面子”，如果恭维他富，他便喜形于色，反之则怒气冲冲。有一天他在茶馆喝茶，茶客们都抱怨生活艰苦，每天只能泡菜下稀饭。他却说，“只怪你们不会过日子。我不但一天三顿白米干饭，而且顿顿都吃肉。”

　　别人不相信，他就撅起油得发亮的嘴唇，就像他刚刚吃过肉一样。不一会儿，他儿子冲进茶馆，焦急地大喊：“爸爸，你的那块肉遭猫偷吃了”。

　　他装着若无其事，一边给儿子使眼色，一边问儿子：“是偷吃三斤的那块？还是五斤的那块？”

　　儿子没明白父亲的暗示，回答说：“哪有三斤、五斤的肉啊！就是你留下来抹嘴皮子的那二两泡泡肉！”

　　那人气急了，打了他儿子一耳光，儿子大声哭道：“是猫偷的，又不是我偷的”。众人听了，哈哈大笑。

　　为了面子，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最后丢人现眼。在我们的日常和政治生活中，为了面子丢了里子的事例屡见不鲜，这种“面子文化”是非常害人害国的，而且直到今天在中国还经久不衰。

　　这件发生在茶馆的小事可以被认为是一场生动的“社会戏剧”，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经常从一些茶馆里的小插曲中得到乐趣。各种故事每时每刻可能都在不同的地方上演，茶客们作为“公众”在茶馆既作为看客，又在公共舞台上充当了“演员”的角色。

　　这类地方口头文学也让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街头生活的特征。虽然这些故事可能经过了讲述者的渲染，在流传过程中也可能增加或改变细节，但这些故事所烘托的那种公共生活的生动气氛，却是真实可感的，使我们也情不自禁地进入到茶馆的那种热闹和自在的喧嚣而又并不烦人的氛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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