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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博士文库”丛书共21本，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专业五位博士生导师王泉根、梅子涵、曹文轩、朱自强、方卫平的理论专著以及2000年至2017年即新世纪以来培养的十六位优秀儿童文学博士的博士论文。
“中国儿童文学博士文库”集中展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学术成果，正本清源，以专业的学术理论姿态解答当下儿童文学、童书出版及青少年阅读中的问题与困惑，以理性之光为青少年儿童的阅读未来保驾护航。纵观“中国儿童文学博士文库”，既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崭新面貌，也能够理解到儿童文学艺术的深邃核心，还能够了解到中外儿童文学的发展异同与儿童文学的跨学科发展，视野开阔、角度多元、内容扎实、资料丰厚、辨析通透，充分展现出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学术成果。
《童年观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为“中国儿童文学博士文库”丛书的一种，是著名儿童文学研究专家方卫平近年来在儿童文学、儿童文化等方面发表的学术论文、评论文章、序文、对话等文字的结集。童年观和与此相关的童年文化，对一个时代儿童文学的艺术面貌及其文类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与制衡作用。谈论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童年文化始终是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线索和背景。因此本书主要从“童年观”与“童年文化”的角度，梳理了二十世纪后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状况。
方卫平，儿童文学研究者，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近年出版有《童年写作的重量》、《儿童文学教程》、《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中国儿童文学四十年》（中英双语版）、《方卫平学术文存》（共10卷）等。
自序：从“童年”走来
大约是在1988年的寒假里，我开始了“儿童文学概论”课的案头备课工作。这门给本科生开设的课程，预备讲一个学期。我后来在2015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个人撰著的《儿童文学教程》“前言”中回忆到：“在为讲课做准备的日子里，我意识到，传统儿童文学的知识体系，已经无法完整、准确地呈现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面貌和思想魅力了。我必须走出传统话语系统的束缚，努力建构新的具有时代和个人学术思想特点的儿童文学知识体系。”
记得我在备课稿纸上写下的讲题目是“童年：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不久以后，我把讲稿整理成文。《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在头条位置发表了此文。
三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在我个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学术思考中，童年、童年观、童年美学等概念和术语，成了我探索儿童文学理论问题、切入当代儿童文学现象和文本批评的重要视角与话题。尤其是近十年来，我陆续发表了《童年写作的厚度与重量》《儿童文学不应“与童年为敌”》《当代原创儿童文学中的童年美学思考》《商业文化深处的“杨红樱现象”——当代儿童小说的童年美学及其反思》《商业文化精神与当代童年形象塑造》《我们所不知道的童年更深处》《中国式童年的艺术表现及其超越》《当代儿童文学中的童年精神》等一系列文章，其中有的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或“论点摘要”；中国作家协会发布的《2013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认为：“方卫平的《商业文化精神与当代童年形象塑造》对儿童文学的现状和问题做出了具有理论深度的分析。”这些反响也许可以说明，童年、童年观、童年美学等视角、话题，不仅是儿童文学研究、评论的重要切入点，同时也是文学界、学术界十分重视的课题。
我在近年来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中，分析过童年观与儿童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童年、童年观和与此相关的童年文化，对一个时代儿童文学的艺术面貌及其文类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与制衡作用。众所周知，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是伴随着现代童年观的产生逐渐展开的，儿童文学的历史进程也与童年观、童年文化的历史变迁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儿童文学每一阶段的艺术发展，都与相应时代的童年观、童年文化形成了一种童年精神方面的遥相呼应，它既从童年文化中吸收重要的精神滋养，同时也参与塑造着特定时期童年文化的总体面貌。因此，谈论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童年观、童年文化始终是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线索和背景。
我知道，这本小书中涉及的童年、童年观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等话题和思考，仍然是初步的。对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学术建构，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来说，这些话题无疑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思索和探求。
感谢作家出版社的约稿，使我有机会把许多年来写作、发表的相关理论和评论文章，汇集成这本《童年观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感谢责任编辑邢宝丹女士为小书出版所付出的心血和劳动。
童年文化与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
童年观和与此相关的童年文化，对一个时代儿童文学的艺术面貌及其文类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与制衡作用。众所周知，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是伴随着现代童年观的产生逐渐展开的，儿童文学的历史进程也与童年观、童年文化的历史变迁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儿童文学每一阶段的艺术发展，都与相应时代的童年文化形成了一种童年精神方面的遥相呼应，它既从童年文化中吸收重要的精神滋养，同时也参与塑造着特定时期童年文化的总体面貌。因此，谈论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童年文化始终是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线索和背景。
从世界范围来看，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人们对于童年和童年文化的理解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模式变革，它指向的是有关童年的建构论理解对于传统的童年本质论理解所造成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童年观的当代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童年”并不是一个脱离历史语境的单一本质概念，而是由特定时代的政治语境、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共同参与建构的一个文化范畴，与此同时，这种建构效应也不是单向地由文化强加在童年身上的，相反地，儿童可以是文化建构过程中一个积极的行动者。这一童年观和童年文化理解上的转变，对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世纪之交，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界热情地接受了这一来自西方的童年观转型思想，并迅速将它转化为思考本土童年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然而，尽管这一理论的引介有助于解读今天正在中国发生的许多童年文化事实，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儿童文学的童年精神走向，但在吸收上述理论资源的同时，关于本土童年文化特殊性的思考，也成为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复杂的理论课题。
一、童年的“发现”与“消逝”
有关童年观念的文化建构性质的初步认识，首先是通过法国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的童年研究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的。1960年，阿利埃斯出版了题为《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的史学研究著作，其英译版《儿童的世纪》于1962年出版后，广受关注。《儿童的世纪》被认为是西方童年史研究领域部系统的学术专著，它所提出的基本观点以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对当代童年和童年史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该书提出的一个富于创见也有争议的观点，被称为“童年的发现”。在该书部分“儿童的观念”第二章“发现儿童”开头，作者这样写道：
直到12世纪前后，中世纪的艺术还未涉及儿童，也没有表现他们的意愿。很难相信，儿童形象在艺术上缺失是由于当时人们的笨拙和无能。我们宁愿认为，这是儿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地位的表现。
通过对中世纪肖像画以及相关文献的分析，阿利埃斯进一步指出，中世纪尚不存在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童年”的观念。在部分的结语中，他这样写道：
我们以中世纪社会为研究的出发点，在那个社会，儿童观念并不存在。但这并不是说，儿童被人们忽视、抛弃或受到鄙视。儿童的观念与对儿童的爱护不能混为一谈：儿童观念对应于一种对儿童的特殊性的意识，这种特殊性可以将儿童与成人做基本的区分。此种意识在中世纪不存在。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它指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儿童”和“童年”并不是古已有之的概念，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自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起，才逐渐孕生出来的。阿利埃斯对于“童年”的划界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对欧洲儿童文学来说至为重要的一个事实，因为他为童年史所标示出的时间起点，差不多也是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文类在欧洲文化界逐渐获得发展和认可的开始。
在中国儿童文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自觉进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的脉络关联。也就是说，儿童文学的发生历史是随着我们今天所说的童年观念的确立而开启的。它突显了一种确定的童年意识和童年观念对于儿童文学发展的奠基意义，从而将儿童文学的现代命运与现代童年观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儿童的世纪》指出，“童年”并不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之初便得以确定的文化范畴，而是随着特定的社会文化变迁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这一论点开启了一种关于童年概念的历史建构性质的全新理解。但另一方面，有关“童年发现”的论证又包含了这样一个潜在的命题，即童年本身是一个具有确定内涵的范畴，因此，在儿童期作为一个生长阶段被赋予这些确定的内涵之前，所谓的“童年”是不存在的。这就又从童年的建构论回到了本质论的理解中。我们将会看到，包含在阿利埃斯童年观学说中的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也构成了当代童年观理解的一个基本框架。
1982年，《儿童的世纪》英文版出版二十年后，作为对于阿利埃斯“童年的发现”思想的某种继承和延续，美国文化批评和传媒学者尼尔·波兹曼出版了他的《童年的消逝》一书。该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由阿利埃斯开创的童年观思想的某种发扬。在这部著作中，波兹曼重申了阿利埃斯关于童年的观点，即“在中世纪，童年的概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①。他认为，中世纪儿童在着装、工作、娱乐、生活方式等方面并没有被当作与成人不同的个体看待，因此，在那个时代，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童年”。在他看来，童年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印刷术的传播以及由此而来的儿童学校教育的普及。至十九世纪，西方现代童年概念发展出了这样一些基本的内涵：
儿童作为小男生或小女生的自我和个性必须通过培养加以保存，其自我控制、延迟的满足感、逻辑思维能力必须被扩展，其生活的知识必须在成人的控制之下。而同时，人们应理解儿童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儿童天真可爱、好奇、充满活力，这些都不应被扼杀；如果真被扼杀，则有可能失去成熟的成年的危险。
如果说阿利埃斯在《儿童的世纪》一书中所在意的是揭示现代意义上的“童年”概念的某种“发生”，那么在此基础上，波兹曼更关注的则是这一“童年”的概念在当代社会的“消逝”现象。这也是这部著作以童年之名所提出的一个发人深省的文化问题。显然，在继承阿利埃斯的童年建构论思想的同时，波兹曼也在基本精神上继承了其童年本质论思想——正是由于将童年看作一个固定内涵的概念，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些内涵逐渐消失的事实基础上来谈论“童年消逝”的问题。
与阿利埃斯的历史考证视角相比，波兹曼的论述所关心的并非童年史自身的演进过程，而是这一演进的某种“终结”征兆所带来的关于当代童年与文明危机的某种警示。换句话说，《童年的消逝》的主要宗旨不在于童年史的溯寻，而在于揭示那个在阿利埃斯的笔下被“发现”的童年范畴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生存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导致我们所熟悉的“童年”概念的逐渐“消逝”，以及那个与童年密切相关的成人世界的相应退化。波兹曼将现代童年概念的发展与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了一起：“当我们谈论我们希望成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自己是什么”，“如果说在西方文明中人的移情和情感，即单纯的人性，有所成长的话，那么它始终是跟随童年的脚步一起成长起来的”。而在今天，随着一个全民狂欢般的娱乐时代越来越取代了理性的印刷时代，所有娱乐时代的生活方式不但向成人开放，也向儿童开放，那个原本将儿童与成人区分开来的文化界限因此开始逐渐消失。它所带来的问题，一是儿童的成人化（早熟），二是成人的儿童化（幼稚），它们在拉近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文化距离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文明自身的退化危机。在波兹曼的笔下，现代童年发生的意义被提到了整个文明进步的重要层面上，与此相应地，童年消逝所带来的危机也显得格外重大和紧迫了。
这样，从阿利埃斯提出的童年的“发现”到波兹曼关切的童年的“消逝”，一个有关现代童年概念的清晰的历史轮廓被描画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童年概念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演进发展，并由此累积起深厚的文化内涵。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作为一个文类的儿童文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并在一种成熟的童年观的支撑下，自十九世纪以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艺术成就。事实上，阿利埃斯和波兹曼所共同关切的那个从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中产阶级社会走出来的天真、可爱同时又充满未来可塑性的儿童的形象，正是连续几个多世纪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儿童文学关注的那个孩子。假使真如波兹曼所预言的，童年正在消逝，那么以上述独立的童年观为基本精神支撑的整个儿童文学都有可能失去其文类存在的精神基底。因此，对儿童文学来说，童年的消逝与童年的发生一样，是一个关系到这一文类存在合法性的关键问题。显然，如果童年真的消逝了，那么作为一个特殊文类的儿童文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们要问的是，事情真的像波兹曼所预言的那样吗？还是说，从“发现”和“消逝”的视野拓展开去，还存在着理解童年当代命运的另一些可能的路径？如果是，那么这些路径将对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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