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胡赳赳新书《论孤独》，是一部直逼当代人最本质的生存境遇的思想随笔。该书紧紧围绕当代人的孤独境遇作文章。作者所谈及的内容从作家、知识分子、思想家的社会责任，到自闭症、性骚扰等社会议题与思潮，无不透露着作者对这个世界的深刻理解和关怀。人文精神”的失落，“人文主义”的败退可谓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而失策的问题。作为一个知识人，作者用充满洞见的思考和智性交出一份答卷。
胡赳赳，作家，艺术评论人。历任《新周刊》首席记者、主笔、副主编、总主笔，前后十二年；出版有随笔集、评论集、诗集等著作多种，现为多家机构文化顾问。著有传媒专著《理想不死》；艺术评论集《空，欢喜》；杂文集《北京的腔调》《中国的倒影》；曾在纽约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所做客座研究，现主持喜马拉雅FM汉字文化类节目《赳赳说字》。
内篇 论孤独
论独处
论性骚扰
论成功学
论读书
人的边界
好人与坏人
论真实与幻象
这个世界坏了吗？
外篇 论知识分子
何为知识分子？
论作家的任务
论作家与知识分子
论当今思想者
论福柯
论波德莱尔：世界行将终结
论性骚扰
无论男性和女性，在性的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都会有诸多的场合和机会，去尝试表达“性”这种生理机能赋予人的“脉冲”。女性的表达往往会变成“性的展露”，这在她们孩童时期就很普遍：对漂亮衣物的独特眼光，喜欢编织发辫和其它一切可以编织的物品，喜欢照镜子，喜欢连衣裙，喜欢穿着连衣裙欢快的舞蹈。同时，“性的抑制”也在同期发展，比如说见异性会害羞，对于袒露身体的隐私部位有着羞耻感。
假如说“性的展露”是正向作用的话，那么“性的抑制”则是负向作用。正是在这样“正－负作用”调节机制的基础上，一个“性感”的女性形成了，她既懂得如何展露自己的性魅力，同时又懂得如何抑制自己不要过份暴露。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女性个体对于身体的装扮，仿佛是一条抛物线，从赤条条走向包裹严实，又从包裹严实走向解除装束。
如果要审视这样一个过程，它的确和每个时代的思维意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也展现了道德和审美以及权力之间的冲突。有时候，女性倾向于以此取悦于男性；有时候，女性批判男性造成了这种“女性的物化”。然而观察网上的一副1970年代的照片，年轻的女性排着队坐在一起，既便齐耳短发、英姿飒爽，有着不输给男性的战斗力，绝非是取悦男性或是男性在“物化女性”的时代，女性的审美依然要选择在耳边发际插上一朵小花。可见，女性的顽强自我选择，依然是在抑制年代里，去进行“性的展露”——有时，它是以美化的方式发生的。
其实，既便观察宗教界，修女或尼姑，她们在长袍面巾之外，也要展示独特性，有时是一串精心缝边的头巾，非常朴实，然而却有着花费大量时间的手工刺绘。有时，是一串念珠，也经过无数次的精心编织。当然，很多时候，连她们自己也意识不到，这是“性的展露”的一部分。如何体现独特？如何不泯然众人？从共性当中体现出个性，这就是“性的展露”。因此，“性感”首先是一种极具个人化的行为，并非说要到唤起异性的性欲的程度才叫“性感”。
然而现代化的“性感”要令人“迷醉”得多。铺天盖地的互联网、视频、图片以及广告等视觉系统，似乎向人示现着如何成为一个“绝佳”的女性：她要是独立的，有着经济基础的，能消费得起物质商品的；她的形象和气质是完美的，冷感的，中性的，令人仰慕的；她符合西方男性（又传递给东方男性）对异性主导的想象，有人说她是男性权力主导下的审美，既便如此，她还是令女性疯癫，朝着这样一个包装出来的形象发展自我。
不管是哪一种权力，发展权力必然导致冲突。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权力是在自动情况下获取的，它必然需要你或代理人去争夺。也没有一种权力的壮大不是伴随着另外的权力的缩小的。权力就是你多一点，别人就少一点。因此，权力的“对等”或者“相对平等”就是“现代性”的要义之一。因为自古至今的权力有一条主线：凡是权力向下移动，它则是进步的；如果向上收紧，它则是退步的。从世界范围来看，进入现代性的指征之一，就是权力在促进人人平等、男女平等、人和动物平等。
具体到两性而言，女性相较男性仍是相对弱势的。首先她们体力上的力量对抗就先输一筹；其次她们在职场上面对的男性集团是庞大的，而且她们还要面临生育和家务的传统任务；当然，她们中的大部分也没有男性那样的野心，她们很少雄心勃勃或者要做一番惊天伟地的事业这样的想法，她们分泌的雌激素以及孕激素使她们渴望变得“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以此来达到一个哺育后代的安定局面；还有，她们会成为男性的猎取对象，打猎是男性一项从原始社会开端的本能，获取女性作为自己性欲的对象，所带来的快感是双重的：征服猎获的快感和性欲满足的快感。“性”从来不仅仅是“性”，它大约是个体的生理性、群体的社会性、人类学的积淀性的总集合。有人说，性什么都是但就是不是它自己。显然这样的论断虽然失之偏颇，然而却颇具哲理性。
对于男性而言，“性的展露”和“性的抑制”同样适用。有一个我道听途说的说法，脑科学家研究发现：男人5秒钟就会想到一次性。我们姑且大为延迟——5分钟想到一次性也是惊人的。也就是说，“性的脉冲”是一项生理本能。它促使男性展示获取世界的能力，以此获取女性的青睐。19世纪重要的三个思想家可以说是马克思、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弗氏的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性欲”之上，他认为“利比多”这样的性冲动是解释人类一切行为的根本之因。尽管后来的心理学家认为这有失偏颇、教条主义，但没有人否定“性”所占的比例是巨大的。
男性的“性的展露”比女性更具行动力，而且他们对“性的抑制”是薄弱的。也正是如此，“道貌岸然”“伪君子”“人面兽心”这样的贬低之词层出不穷。“柳下惠坐怀不乱”被视之为一种难以抵达的道德模范。
许多例子表明，当“性冲动”发生时，男性的智力会下降，此时由多巴胺带来的奖赏，会冲破一些禁忌和伦理规范。智力正常时，人会相对理性；而激情到来之时，那熊熊大火使人受到煎熬。情欲的煎熬使男性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追逐异性，这和猎人在森林里跟踪猎物、设置陷阱、接近目标，终经过一番搏斗的本质是一样的。当这种平衡态稍微过激一些，会演化成人类对于暴力和色情的需求；而当它不足一些，则会变为宗教和性冷淡。古希腊的“英雄人格”和中国的“自古英雄爱美人”是一样的。人们视“阴”和“阳”的互相般配是一种美好。“才子佳人戏”和“大团圆”的结局是东方古典中屡见不鲜而又屡试不爽的戏码，它甚至建构了某种心理模式：门当户对，传宗接代。这和“种姓”和“阶层”的般配也是一致的。纳博科夫所加入的“现代性”则让另一类隐情大众化，中年男性疯狂爱上了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它部分嫁接了某种爱恋的产生：少女的恋父情结和父亲视女儿为小情人的情结。这也和原始习俗有关，“野蛮”的原始时代，父亲拥有女儿的初夜权。后来经过文明的驯化，“性资源”得到相对容易以及公平的分配，同时对于乱伦的苦果有所验证，近亲之间再也不敢如此造次了，有的村落由于亲族聚居，甚至不允许同姓之间发生联姻。然而表亲之间的性事彻底被社会规范抛弃，则要到近现代了。还有多性伴侣，尤其是男性合乎社会制度的三妻四妾，和近亲联姻一样，在漫长的历史阶段都一直存在，而仅仅到近现代才得到废除。
显然，文明的驯化对于“性的抑制”功不可没。四处饥渴的进行“性的展露”是一种“野恋”“未开化”的状态。而将性的注意力转移到创造、艺术、事功上，转移到建设世界上来，则似乎成为一种“性的圈套”，男性通过事业的成功来获取女性的包围。妓院的产生，就是满足这样一种生理需求的产物。更进一步，当男性的能力足够拥有众多女性，而社会规范又不允许如此时，二奶、小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然而男性的时间精力又不够用，于是二奶、小三又会再养新的面首。可以说，阶层越往金字塔走，社会调节机制对“性的抑制”则愈加苍白无力。
“性骚扰”的本质是“性的抑制”不足，而“性的展露”又太过。中国人讲究“发乎情，止于礼”，则将“抑制－展露模式”作了一个基本的规范。当今社会，表达性的渠道更多，但也更随意，但前提条件是“你情我愿”，如果当事的一方觉得身体接触或言语刺激时心理不舒服，却又迫于“难为情”或各种压力而不得不接受，以致于当时或事后产生了心理不适感。这对于被迫接受或隐忍的一方来说，其不适程度不亚于吞了一只苍蝇。人和人交往的“边界感”被打破，弱势的一方意识到这是一种“侵犯”。
然而“性骚扰”的一个普遍现实是，整个社情尤其是男性群体会倾向于认为，性骚扰不是一个严重的事体。原因很简单：事实也的确如此，性骚扰的结果无非是三个——承受、躲避和对抗——而绝大部分的女性都选择了前面两项。甚至于在一些权力体系中，女性会主动配合这种骚扰，成为一种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社交常态。主动喝交杯酒、搂抱合影，或者是将性骚扰隐藏在表现暖昧的动作之下。由于现代社交的进一步开放，经济基础的大幅提升，风气奢浮成为一种新的风尚，女性在权力和地位不对等时，更容易“渡让”出自己的身体权力。其中一些主动“投怀送抱”，以及怀有“扑倒富人”之心的女性也做了不好的示范。
“性骚扰”因此处在一个灰色地带，它常常被包装成“暧味”或“调情”，这也成了男性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进行“性骚扰”的经验。女性往往难以在这种场合“撕破脸”，因为这会“破坏气氛”或“扫兴”。她们必须显得很从容或老练地“挣脱”，这或许是她们职场要学习的课。问题是，这样的课程设置显然是不合理的，不是她们的错——当她们显得格格不入时，会怀疑是否自己做错了什么。当强势的男权无论是在家庭、工作地还是社交地都显示出了他们的“领导者”地位时，与其说他们是在性骚扰，不如说他们是在权力的光环下满足自我的“性的路演”。此时，“性的抑制”已然失控。显然，有了权力，人就不用抑制自己。而对此愤愤不平的男性，往往又是失权者。
一个健康的男性，应该是在可以行使权力时，而不去行使它，这才是控制权力，否则，就是被权力控制。同样的，当男性有了性骚扰的行为时，他不是在控制性欲，而是受性欲支配。女性只是他性欲的对象物而已。男性有赖于进一步控制性欲，这样他们才可以进化得更好。
由于人类的普遍法则是倾向于男施女受，在两性之间，男性更主动，充当进攻者的角色；而女性更被动，充当防守者或接纳者的角色。由于这样两性的角色设定，男女之间的游戏更像是追逐和应允的关系。然而不管怎么说，前提条件是，男女双方互相拥有好感，至少不感觉讨厌或憎恨，这样的两性关系才发展得下去。因此，如何判定“性骚扰”，其实是有个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女性是否对男性有“好感”。而“好感”属于一种主观感觉，必须依赖女方的感觉。然而亦有不少时候，男性会充满乐观的想入非非，认为女性的花枝招展是对自己的中意，或者将女性的恼怒看成了媚眼。于是两性间就这样出现“严重的冒犯”。
因此，必须进一步厘定性骚扰的程度，触碰身体、言语刺激还是视觉暴露。很多时候法律总是后知后觉，而强大的社会压力，受指责的往往是女性这一方，当女性受伤害时，她的家人甚至会责怪她“没有保护好自己”。似乎社会默然认可了某种逻辑关系：男性是无可救药的性欲动物。“男人都那样儿”与其说是一种社会指责，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纵容。
尤其是，除了当事人自己，没有人知道“性骚扰”的心理伤害有多大。恶心、自我否定、自我怀疑、对社会秩序的失信、无助、自暴自弃、陷入死循环等等。当强大的习俗力量使女性难以启齿、难以言明，尤其是有时候要面对长期受伤害的现实，他人指认的“荡妇羞辱”反而是小事，自己对自我的矮化则要严重的多。要知道，女性是一种天生追求完美的生物。
女性为了追求权力平等而发展出来女权运动。所有的运动必然激进，否则就不成其为运动。而一旦某一个运动走向激进，不可避免地要误伤或伤及无辜，这或许是必然的代价。有时，一个观点被过份放大，则会掩盖其余的问题，甚至会冲击到不持此观点的人。有时，仅仅是某一句话的谬误，会使人否定整篇文章，甚至怀疑作者的价值观。这种“归类”和“夸大”的逻辑谬误在激进者身上，很容易重复发生。而某些时候，激进者之所以变得激进，是一种应激式的反应，这种反应源于自己曾经受到过伤害或迫害。激进者对某一特定的命题，会比普通人较为敏感。然而不能因此批评普通人“麻木”。普通人要为生活或生存而付出琐碎的时间，他没有义务去讨论或争辩各种议题。普通人也很容易受干涉和调动，因为他并不拥有专业性的分辨能力。因此，网上大量的言论，其价值仅仅在于他们有发表言论的权力。
装 帧：精装
版 次：1
开 本：32开
纸 张：轻型纸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