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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治理是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赋予我国大学的历史责任，对于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加快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将大学有效治理置于世界大学治理演进的背景中，分9个部分。（1）中世纪大学的治理。基于对中世纪大学形成与发展的考察，以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为例，分析中世纪大学的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并概括了中世纪大学治理的主要特征。（2）大学治理模式之异同。梳理了大学治理模式以“学者自治—法人治理—共同治理”为主线的演变路径，分析了大学治理模式演进以知识逻辑和利益博弈为主导的动力机制，基于各种大学治理模式分类成果，对大学治理模式进行异同比较，并对各国大学治理模式相向而行，走向共同治理进行前景展望。（3）大学有效治理的范例。选择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四所一流大学，从大学治理环境、结构和过程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和比较，从中增进对有效治理的认识和理解。（4）大学有效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借鉴善治理论，运用CIPP分析模型，从环境、结构、过程和结果四个维度阐明大学有效治理的内涵和特征，并从评估视角进一步审视大学治理，推动有效治理理念的可操作化。（5）大学有效治理形成的动因与机制。根据系统形成机制的基本涵义，探讨了大学有效治理形成的动因、实质和要素，以及阶段划分和阶段特征，构建大学有效治理形成机制模型，揭示要素特征对大学有效治理形成的影响及方式。（6）中国大学治理的发展与现状。考察了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治理的变迁，从治理环境、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等维度分析了中国大学治理现状和特征，并从比较视角总结了中国大学治理的特色与优势以及在内涵建设上存在的差距与问题。（7）中国大学治理的调查与分析。通过问卷调查对当前中国大学治理现状，尤其是教师在大学治理中的参与情况进行多维分析，构建大学教师权益保障模型，对影响教师权益的各种因素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为教师权益保障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8）中国大学有效治理的制度供给逻辑。考虑到当前中国大学治理改革已迎来目标导向下的制度快速供给期，在分析新格局下中国大学治理挑战及其趋势判断的基础上，就此建构一种以权力主体为分析工具的解释框架，以命题推演的形式探讨了当前格局下中国大学有效治理改革的制度供给逻辑，并就此提出当前中国有效治理的紧迫命题以及着手推进的改革任务。（9）中国大学有效治理的文化基础。在优化大学决策权的制度安排的同时，必须重视和加强文化建设，夯实大学有效治理的制度文化基础，在社会和组织层面上需要强化公共理性，在个体和人际层面上需要调和人际冲突。
顾建民，浙江大学教育学博士、高等教育学教授，主要从事大学治理、学术职业、学术评价、研究生教育等研究，著有《大学治理模式及其形成机理》《自由与责任：西方大学终身教职制度研究》《工程教育基础：工程教育理念与实践的研究》《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等，两部中英文著作分别被外国学者翻译成日文、意大利文出版。
第一章 有效治理： 大学发展的基石
一、 从大学管理到大学治理
二、 大学治理与大学发展
三、 大学治理研究回溯
四、 大学治理研究进路
第二章 历史追寻： 中世纪大学的治理
一、 中世纪大学的诞生与发展
二、 中世纪大学治理的三类代表
三、 中世纪大学治理的主要特征
第三章 模式比较： 大学治理模式之异同
一、 治理模式的历时比较： 演变之路径与动力
二、 治理模式的共时比较： 异同之比较与根基
三、 治理模式的发展机制： 四种逻辑协变驱动
第四章 个案分析： 大学治理的成功范例
一、 哈佛大学的治理
二、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治理
三、 牛津大学的治理
四、 华威大学的治理
五、 个案分析的比较与启迪
第五章 理念辨识： 大学有效治理的内涵与特征
一、 大学有效治理的内涵
二、 大学有效治理的基本特征
三、 大学有效治理的评估视角
第六章 机制探讨： 大学有效治理形成的动因与机制
一、 大学有效治理的形成动因
二、 大学有效治理的形成过程
三、 大学有效治理的形成机制
第七章 现实反思： 中国大学治理的发展与现状
一、 中国大学治理之环境
二、 中国大学的治理结构
三、 中国大学的治理过程
第八章 实证研究： 中国大学治理的调查与分析
一、 中国大学治理的量化分析： 基于一项问卷调查
二、 教师权益保障的影响机制： 结构方程模型验证
第九章 路径选择： 中国大学有效治理的制度供给逻辑
一、 新格局下中国大学治理挑战及其趋势判断
二、 中国大学有效治理的框架与命题
三、 基于命题的大学有效治理制度供给逻辑
四、 中国大学有效治理的紧迫议题和主要任务
第十章 文化营造： 中国大学有效治理的文化基础
一、 公共理性与大学有效治理
二、 人际冲突与大学有效治理
第十一章 永续发展： 治理现代化永远在路上
一、 有效治理引领共同治理
二、 有效治理仍需拓土深耕
附录一 调查问卷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大学作为学术机构，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既无法回避历史，又必然与时俱进。大学有效治理即为实现大学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在大学俨然成为社会“轴心机构”的时代，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就大学内部关系而言，无论是学术人员还是行政人员都不可能单方面独享权力；就大学外部关系而言，大学、政府、市场和社会也不可能单方面说了算，各利益主体分享权力、共同治理是大方向和总趋势。因而，共同治理的理念和原则必然体现在大学有效治理的结构特征上。基于历史考察和国际比较，大学有效治理的关键是健全完善决策的结构和过程，协调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规范决策权力和权威的行使，保障以正确的方式做成正确的事。简言之，通过“有效地”治理，实现“有效的”治理。有效治理既是大学治理的理想状态，更是不断逼近的发展目标，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不存在统一不变的有效治理模式，有效治理只存在于各国大学治理模式之中。
大学为何会有治理？这得从大学发展说起。大学从来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只不过是早期大学规模小、职能单一、与社会交集和联系不多，大学治理尚未独立出来或者至少尚未凸现出来。就说中世纪大学，当时的大学是学术共同体，相对于社会而言，大学有所谓“象牙塔”之称，在教皇、国王和地方当局权力斗争的狭缝中争取到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实行自治；在大学内部，由于学校规模小，成员单纯，教学为主，实行学者共治。然而，现代大学之开放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非昔日可比。高等教育大众化使得大学规模迅速扩张，数以万人计的巨型大学比比皆是，同时由于职能多样化，大学组织结构纵横交错、利益关系异常复杂；知识经济兴起使得生产的核心要素从物力资源转向人力和智力资源，大学在经济升级换代和社会转型发展中的地位得以不断提升；教育国际化和信息技术发展使得教育资源跨境流动共享成为新常态，大学之间的合作和竞争难以避免、日趋频繁。概言之，如今的大学不仅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而且俨然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越是重要越受关注，此所谓“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此时，象牙塔式的大学自治几乎不太现实，也无法回应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再者大学自身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也需要利益相关者协商和合作来共同应对，因此大学治理自然就会凸现出来并走向前台。
治理结构完善的进程，正是各利益主体权力博弈的过程。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治理结构的作用。例如，牛津和剑桥的治理结构非常特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两所大学依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办学成就。牛津北部委员会的一项研究认为，作为全英最成功大学之一的剑桥大学，其组织管理相当繁杂，导致剑桥内部无人能够完全通晓其自身的管理体制。约翰森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与其说剑桥的成功应归于其优秀的组织结构，还不如说其组织机构问题重重，剑桥仍取得了成功。由此可见，在治理结构的形式之外，治理结构的运行环境及运行过程也极为重要。在大学治理体系中，结构提供最基础的框架和路径，它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治理作用的发挥，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结构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动力机制来实现其有效性。治理过程是基于治理结构而又超越治理结构的实务化运作，是决策达成的过程。
大学有效治理是一个以学术为中心的系统。基泽（Adrianna Kezar）研究发现，在不完善的治理结构中，治理体系依然可以运行，但如果人际关系遭到破坏，治理将走向失败。人际关系之所以是有效治理的关键，是因为有效治理依赖于人们共享智慧和思想的意愿。德里克·博克也认为，“当意见分歧真的出现时，有关大学治理的常规描述将会变得毫无用处。真正的权力更多地取决于那些从未见诸白纸黑字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不是取决于大学的组织结构图。”这就是说，治理过程既受制于治理结构所规定的正式关系的影响，同时又受制于各种非正式关系的影响，这使得治理过程具有不确定性，有时甚至显得变幻莫测。即使治理结构存在缺失，但只要人际关系和组织文化良好，治理过程照样可以正常运行，并收到较好的治理效果，可见治理过程之于治理结果的重要性。
外部治理涉及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例如校友、用人单位、媒体等）之间的利益关系，内部治理涉及教师、学生与行政人员等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相关者对大学各有利益诉求，比如：大学本性上追求学术价值，政府关注大学在社会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企业强调大学的经济贡献，教师和学生注重学术自由，行政人员谋求办学效率，等等。在诸多利益诉求之间，利益矛盾乃至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加上知识生产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滞后性而难以精确评价，从而对大学决策提出巨大挑战。具有基本的价值认同，才有可能并能持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信任—领导力”良性循环机制一旦建立起来，就有望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有助于超越个人的偏见和私益，基于公共利益和整体发展相互尊重、展开讨论，使共同治理有效运转。
共同治理作为当今各国大学治理的共同趋向，为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提供了机会和渠道，同时也陡增了决策难度，提高了决策成本。共同治理饱受争议的缘由恰恰在于，由于决策缓慢，不能对外部环境迅速做出反应，或者由于多元利益主体的价值观的紧张与冲突，不适合必要时做出艰难决策，等等。因此，共同治理一方面需要“关键少数”发挥影响力，在价值导向、问题聚焦上起到主心骨的作用，凝心聚力，引领发展；另一方面，在把握发展方向，坚持发展定力的同时，需要通过加强沟通，增进信任与共识，认真回应各方利益诉求，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
学术力量要看到行政力量的必要性及市场力量的竞争性，反之，行政力量及市场力量也要承认学术力量的根本性和独特性。就中国大学而言，现实地看，行政力量过于强大，压抑了学术力量的有效发挥，市场力量过度泛化和短视化，损害了学术逻辑的坚持和运行。如一些党政部门的负责人集党政管理与学术事务于一身，以使其工作看似“更专业”，这自然拖累了党政工作的效能发挥，也绑架了学术的自由；而一些学者却借用政治、行政权力带来的地位，以使其从事的专业看似“更权威”，这就可能会出现学术霸权、学术腐败。此种现象的存在，显然是破坏了大学几个主体之间的权力均衡关系，使大学的办学秩序变得杂乱。
高校治理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靠作为改革主体的高校。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及历史经验表明，高校的有效治理不仅取决于治理结构，更与其治理过程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校长的领导力至关重要，这对于内部运作模式改革开始提上议事议程、处在寻找并应对治理“痛点”阶段的高校治理改革来讲更是如此。为此，对全面负责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的大学校长来讲，要执行已出台的改革方案，则意味着今后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只“盯”在上面，更不能做官样文章，而是到了展现自己改革决心和意志的时候了。大学的有效治理不仅在于完善大学治理结构，而且需要在大学内部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升中高层行政人员的领导力。工具理性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价值理性提供的精神支持。
装 帧：平装
页 数：310
版 次：1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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