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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州到钱塘:虞云国说宋朝


从中州到钱塘:虞云国说宋朝

作  者:虞云国 著

出 版 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21年07月

定  价:58.00

I S B N :9787101152111

所属分类: 历史  >  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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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本书是知名学者、宋史专家虞云国教授的最new力作,分为大势追踪、人物留真、文化掠影、朝代纵论四辑。著者大笔勾勒两宋大势,生动摹写人物影像,深入解读文化现象,高屋建瓴地纵论通贯宋代的大论题,带领读者走近两宋兴亡盛衰的历史现场,堪称《细说宋朝》之后又一部雅俗共赏之作。

 

TOP作者简介

  虞云国,浙江慈溪人,生于上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宋代历史与文献的研究。

  撰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细说宋朝》《南宋行暮》《南渡君臣》等专著;学术论文结集为《两宋历史文化丛稿》《学史帚稿》;编撰《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主编《宋代文化史大辞典》《中国文化史年表》;整理标校《文献通考·四裔考》等宋元古籍十余种。近年文史随笔编为《敬畏历史》《放言有忌》《从陈桥到厓山》《书砦梁山泊》《三声楼读记》《水浒寻宋》《宫花寂寞红》《立雪散记》等。

 

 

TOP目录

自序

 

大势追踪

也说“更无一个是男儿”

再说宋真宗及其时代

一千年前的中国

天书闹剧中的抗争与喑默

再说王安石变法——读《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从王安石的“非常相权”说开去

海上之盟作为金宋关系起点的再审察

宋高宗的绍兴体制与南宋的转向内在——答《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为什么关注南宋光宁时代

绍熙内禅前的时局与谣言

大逆转——从新政到党禁

说说韩侂胄的“有以国毙”

政变老手史弥远

五十年拒不昭雪的晚宋冤案

《登西台恸哭记》的史事与笔意

人物留真

宋代皇帝的那些吉兆

闲话两宋太上皇

宋仁宗的仁恕与雅量

明道废后前后的吕夷简

狄青的传奇与命运

从蔡京一首佚诗谈起

王十朋的初心与底气

千古伤心钗头凤

朱熹梦断帝王师

小人物折射大时局——读《孙应时的学宦生涯》

文天祥《哭妻文》的前前后后

文天祥的妻子儿女

三千年间,人不两见——王炎午两祭文天祥

文化掠影

中国古代学运的极盛时代——读《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

“这回好个风流婿”——科举社会的实物图证

也说“读书种子”

给《梦溪笔谈》的评价泼点冷水

《清平乐》中的大宋风情——答《南都文化》与《楚天都市报》

一个考生的汴京一日

从《严先生祠堂记》说宋儒气象

鹅湖三叠

吃菜事魔及其他

《便桥图》里的华夷变奏

有唐在前,宋代如何促成了文化的别开生面

朝代纵论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宋朝

祖宗家法:在因革两难之间——读《祖宗之法》

宋代士大夫与政治生态——答《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漫谈宋代监察制度——答《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宋代的流言与管控——读《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以流言为中心的考察》

当病夫坐上龙庭——读《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政治》

帝都,气象不只是气象——读《北宋开封气象编年史》

大宋史视野下的民族关系

宋朝能为“中国模式”背书吗——评《超越利益集团》

 

附录

我的《水浒》寻宋之旅

对谈南宋史(黄宽重、虞云国)

 

 

TOP书摘

再说宋真宗及其时代

《大宋宫词》正在各大平台热播,每集都打出“本剧依据史料与传奇改编”的字幕,类似免责告示:契合历史者来源于史料;有悖史实者推诿给传奇。剧中宋太宗召赵德昭回京参加其父宋太祖的十年祭典,赵德昭因襄王赵元侃邀饮而毒毙襄王府;秦王赵廷美随即在宫廷会宴上谋刺乃兄宋太宗。历史上,宋太祖死于976年,十年祭应是雍熙三年(986),而德昭早死于979年,赵廷美在984年也被太宗贬死。这一叙事,年份大悖史实还在其次,把赵廷美从受害者变为谋逆者,尺度未免大了些,也打消了我追剧的兴趣。根据“帝后CP携手打江山”的字幕,想来这是以宋真宗赵恒与其皇后刘娥为人设的宫廷电视剧。电视剧前有宋太宗立储传位的曲折情节,宋真宗撒手后还有刘娥以皇太后垂帘听政的重头戏份,但主体部分是以宋真宗时代作为大背景的。

在北宋政治史中,一般将真宗与太祖、太宗三朝划入前期,但其历史面相给人有点不尴不尬的印象,诸多方面值得重新评说。

宋真宗是北宋第三代皇帝,至道三年(997)三月继位,乾兴元年(1022)二月去世,在位跨越26个年头,实为25年。相比太祖以陈桥兵变从前朝手里夺取政权,太宗继位留下洗不白的烛影斧声,真宗算是首位正常登基的北宋君主。真宗朝可分前期与后期。前期十年,从其即位到景德四年(1007);后期十五年,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到其辞世。

真宗前期面对前朝留下的诸多负面遗产:太宗在皇位传承中激化的皇室信任危机;开国以来川蜀地区深度存在的社会矛盾;雍熙北征惨败所造成的贫弱困境与边防危局。

即位次月,宋真宗就为贬死的赵廷美平反,恢复其秦王封爵与原任职位;同时追赠太祖之子、已故皇兄赵德昭与赵德芳分别为太傅、太保。真宗乃排行第三,次兄赵元僖死于太宗晚年。最有资格继承大统的长兄赵元佐,目睹叔父赵廷美贬死,解救未成而发狂纵火,被废为庶人,真宗也复其王爵,允许他养病不朝。对赵元份等在世诸弟,他都逐个封王加官,以兄友弟恭的姿态强化皇室凝聚力。

川蜀远处西南,晚唐至宋初郁积了复杂的社会矛盾,便在太宗晚年激成王小波、李顺起义。起义虽被镇压,深层次问题却积重难返。第一个千禧年元旦,益州(今四川成都)戍兵聚众起事,推举王均为领袖,建立了政权。这是王小波、李顺起事的余波。朝廷派兵平定,再派治蜀名臣张咏(他在太宗末年赴蜀,曾转化大批李顺之徒为良民)前往,宽严相济,恢复民生,整顿吏治,结束了宋初川蜀反侧不靖的局面。

除了王均事变,整个真宗朝少有群体性民变,这与当时休养生息的政策大有关系。咸平元年(998),免除全国亏欠税额达两千余万。咸平二年(999),允许无田客户垦种国有荒地与长年无主荒田,免税五年再年缴收获十分之二,作为定额。咸平四年,减省全国冗吏十九万五千人。咸平五年(1002),严禁在各种税额外加征羡余。景德二年(1005),颁布《农田编敕》。景德三年,设立常平仓作为救荒赈饥的储备粮库。

经过短短六七年的调整恢复,北宋内部矛盾暂时缓和,社会经济大有发展,国家政权渐趋稳定。真宗前期称得上是合格的守成之主。

在对外关系上,真宗面临更大的挑战。在处理与西夏的关系上,宋太宗无大作为,坐视李继迁尾大不掉。就在北宋皇位嬗代之际,李继迁上表请降,却以退为进要求恢复其统治权。宋真宗无暇西顾,仍封其定难军节度使,放任他重领党项故地,但进扰仍然不断。直到景德元年李继迁去世,继任者李德明执行其父遗言,中止反宋,西边压力始告缓解,北宋这才可能专力应付咄咄逼人的辽朝攻势。

宋太宗雍熙北征以大败告终,不仅物力损耗惨重,更暴露了孱弱的军事短板。宋辽均势彻底打破,军事主动权转手辽朝。真宗初政,辽军几乎每年放马南下。宋真宗调整边防政策,力争和平相处,同时改善边将配备,部署防御体系;招募民间壮勇,加强军事实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辽军连年南牧,显然为致命一击作试探性预演,这才有了景德元年的澶渊之役。不必复述较量的细节,只作几点评论。其一,以结果而论,宋朝显然险胜,但战争拼的是综合实力,没有前期的经济恢复与军事措置,连险胜也无从谈起。其二,宋真宗亲征澶渊前有过动摇与惶恐,朝堂上更不乏出都避难的谬见,都是雍熙败北引发深度恐辽症的应激反应。其三,寇准等力挽狂澜力主御驾亲征,真宗最终听从成行,既是险胜的原因之一,也是其前期主政的亮点。其四,在略占上风的情况下,宋朝仍急切求和,主动缴纳岁币,既有恐辽症魔咒般的效应,也有前不久西夏连年侵扰与川蜀兵民变乱等内外不稳的考量。其五,澶渊之盟开创了岁币模式,成为宋朝其后对夏对金妥协的惯用手段;但澶渊之盟是平等的盟约(绍兴和议不宜与其混为一谈),也奠定了南北百余年的和平格局,无疑应该肯定。

真宗前期用吕端、张齐贤、李沆、吕蒙正、向敏中、毕士安、寇准与王旦相继为相,李沆任期最长,也最获信任。他告诫真宗“不可用新进喜事之人,中外所陈利害皆报罢之”。真宗采纳其为政之道,故其前期未见折腾。王夫之赞扬李沆“以道事君”的大臣典范,评价他与真宗的君相合作无愧“一人之识,四海之藏”。(《宋论·真宗》)

澶渊之盟前一年,宋真宗询问国家钱谷积储数,三司使陈恕迟延不报,回复执政追诘说:“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充实,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当时李沆在位,真宗表示赞许。次年,李沆逝世;澶渊之盟订立,宋与辽夏关系渐次正常。眼见内忧外患终告解除,经济发展也势头喜人,真宗感觉日渐良好,宰相寇准也有自得之态。王钦若乘隙进“城下之盟,《春秋》之耻”的谗言,离间君相立马奏效:寇准随即罢相,王旦取而代之,王钦若再任执政。

王钦若的挑唆重创了宋真宗的尊严。作为个体存在与君权化身,君主权威与个人自尊从来就难分难解,宋真宗痛感宣示君权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于是,天书封祀乘势上演,贯串整个真宗后期。涉及国家层面的大典与营造就有: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天书下降,四月京城始建玉清昭应宫,五月封禅泰山;二年全国兴建天庆观千余所;四年汾阴祭祀后土;五年追尊子虚乌有的赵玄朗为圣祖;七年亳州拜谒老子。

以往讨论这场神道设教,过多强调真宗的自尊心,这里对其深层动因再作评断。

其一,向朝野声明其继统合法性。即位之初真宗尽管借助平反与追封,力图消泯太宗与自己在皇位传承上的负面影响,但内心纠结始终挥之不去。首份天书上特地标明“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云云,就旨在昭告他继统是“守于正”的。

其二,在东亚文明圈宣示宋朝的领先地位。《宋史·真宗纪》推断真宗君臣是在获知契丹故俗“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的情况下,才打出天书封祀这张牌的,“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宋朝当然企望以封禅祭天在文化正统性上压契丹一头,但宣示的对象却不限于辽朝,也包括西夏在内的周边政权。据《宋史·真宗纪》,大中祥符年间,甘州回鹘、三佛齐、大食、注辇等先后朝贡祝贺封祀,正是这一诉求期待的回报。

其三,提升君权的地位。包括澶渊之盟在内的真宗前期政治,吕端、李沆与寇准等名相功莫大焉,真宗却以“无大臣体”罢免寇准,折射出君权的严重失落感。真宗发起天书封祀,迫不及待地张扬君权、压制相权。他之所以频繁举行国家层面的祭祀大典,因为决策者、主祭者都是君主,庄重的典礼借重繁文缛节的仪式感,君主本人可以从中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存在感,也让全体臣民最大程度上瞻仰君权的至高无上。

其四,借以凝聚民情人心。回顾前代五次封禅,都在天下一统的所谓盛世。尽管不自量力,但祥符封祀的用意显然宣扬比肩前代的太平盛世业已到来。据《青箱杂记》说,东封西祀时“中外臣民,协谋同欲”,哲宗前期这一追述虽有夸大成分,却也反映出企盼盛世、祈望太平的普遍心态。诚如刘子健研究宋代封禅时指出:“这种信仰和仪式,现代人看来也许是迷信,但在当时确有它的功能,可能鼓舞人心,可能维系民情。而分析到这里,就可以推论君权的提高,并且士大夫无从异议。”(《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5页)

真宗后期的这场闹剧,其恶劣后果与深刻教训触目惊心。

经济上劳民伤财,国力耗竭。天书封祀开场当年,三司报告“大计有余”,但仅过三年即告“经费不给”,闹腾到真宗晚年,“内之畜藏,稍已空尽”。财政窘困引起物价高涨,天禧年间(1017—1021),“谷帛之直(值),比祥符初增数倍矣”。

政治上朝局逆转,政事不修。神道设教既然出自真宗主张,后期宰执无不奉承帝意,顿失前期贤相刚正直言的立朝风范,连宰相王旦也缄口附从,寇准则有失晚节才再度入相。至于王钦若、丁谓,作为这场丑剧的作祟者与操办者,与陈彭年、刘承规、林特俱受眷顾而并称“五鬼”。正如叶适浩叹:真宗后期,“纪纲之失犹其粗者耳,并与人材皆坏”(《水心别集·纪纲二》)。咸平初政时,真宗曾严禁天下进献祥瑞,大中祥符时,却一反常态而热衷祥瑞,晚年更沉溺道教而坠入迷狂状态,对国政自然“不思修本”而少有用心。

社会风气上朝野装神弄鬼,上下愚人自愚。从真宗到王钦若、丁谓,作为主谋者都自编自导,一手造假;各地进献天书祥瑞的官吏与父老,作为追随者也争先恐后,参与造假。正如《宋史》所说“一国君臣如病狂然”,朝野上下都在自欺欺人,“为此魑魅魍魉之事”(李贽语),整个社会的诚信度跌落到立国以来的最低点。

纵观真宗朝政局,后期与前期反差之大实在出人意料。那么,应该怎样总评宋真宗时代呢?

王朝周期律是考察中国帝制时代兴亡盛衰的不二铁律。任何王朝都会呈现各自的新生期、上升期、繁荣期、衰变期、没落期,尽管各期的年代长度与曲线峰谷或因王朝政策而各有不同。据此而论,宋真宗时代总体上仍处于北宋上升期。

在社会经济上,真宗后期较之前期虽受打击,但有利农业的政策仍在颁行,例如大中祥符六年,免除全国农具税;天禧二年引进推广高产的占城稻。在以农立国的传统时代,户口数与垦田数是衡量社会经济的重要指标。倘若分别统计太祖晚年(976年)、太宗晚年(997年)与真宗晚年(1021年)这两组参数,若以太祖晚年数据为指数100%,全国户数在太宗晚年增至134%,真宗晚年激增到281%;全国垦田数在太宗晚年仅增至105%,真宗晚年也增至178%。这两组数据充分证明宋真宗时代经济增长的速率。

学界多把以厢统坊的厢坊制确立,视为唐宋之际城市管理体制转型的完成,这一转型虽是渐进的,但《宋会要辑稿》首次系统登录真宗天禧五年开封府新旧十厢隶属的坊数、户数与人吏数,表明厢坊制在真宗时期已然成型。厢坊制取代坊市制,有力推动了城市经济与工商贸易的繁荣,商税可以用来测试这一繁荣度。若以太宗后期数据为100%,真宗前期的景德中仅增至112%,而到真宗后期的天禧末竟激增至301%。这组数据也间接说明了厢坊制在太宗、真宗两朝的进展力度。

在政治制度上,太祖太宗两朝固然多有创立,但不少制度却在真宗朝才得以完善的。即以中枢权力制衡中举足轻重的台谏制度而论,祖宗两朝少有留意;直到天禧元年真宗颁诏:谏官、御史自此各置六员,增其月俸,不兼他职,每月须有一员奏事,倘有急务特许及时入对。天禧诏书是宋代台谏系统正式确立的标志。科举制在真宗朝更趋严密:景德四年,实施考卷糊名制;大中祥符八年,推行试卷誊录法。这些制度严格而公正,北宋取士水准随之进入了最佳期。

祖宗家法作为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命题,正式提出虽在宋仁宗亲政之初,但真宗朝正在酝酿培育之中,“其实质精神已经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逐渐发展起来”(邓小南《祖宗之法》282页)。真宗初年,臣下就有“三圣相承”的吹捧,把真宗与太祖、太宗相提并论。但宋太祖开国立制,砥定大局,宋太宗虽不及太祖,却也完成统一,弘扬文治。真宗尚有自知之明,深感祖宗功业难望项背,故有“保祖宗基业”与“守祖宗典故”的提法,却植入了“祖宗之法”的早期胚胎。

士大夫政治堪称宋代政体的底色之一,这与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在宋代进一步改善息息相关。继太宗扩大取士规模之后,真宗咸平三年(1000)录取进士、诸科与特奏名高达2100余名,景德二年(1005)更超过3000人,成为宋代取士最多的两榜。宋初进士一旦金榜题名,便能直接跻身官场,他们在真宗朝崭露头角,左右时局。即以参决朝政的宰执群体而论,无论前期以吕端、李沆、寇准与王旦为代表的正面人物,还是后期以王钦若、丁谓为代表的负面角色,都是科考出身的士大夫。新型的士大夫政治正是在真宗朝徐徐拉开大幕的。南宋吕中概述士大夫自觉意识在宋真宗时代的苏醒: 

自李文靖(沆)、王文正(旦)当国,抑浮华而尚质实,奖恬退而黜奔竞,是以同列有向敏中之清谨,政府有王曾之重厚,台谏有鲁宗道之质直,相与养成浑厚诚实之风,以为天圣、景祐不尽之用。(《大事记讲义》卷六《真宗》)

在君主官僚专制政体下,士大夫政治能否良性运行,最终取决于君主的政治取向与个人好恶。真宗前期谦谨,君权慎用,遵从李沆等名相贤臣的治国方针,故朝局大政相对修明;后期固执,君权滥用,连王旦、寇准都不能独善其身而曲意顺从。但宋人认为:太祖太宗朝,“治体类于严”;真宗、仁宗、英宗朝,“治体类于宽”。(《大事记讲义·论治体》)正当北宋版“皇帝的新衣”粉墨登场时,龙图阁待制孙奭是少数戳穿真相的朝臣之一,他批评真宗:“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必不信。腹诽窃笑,有识尽然,上玷圣明,不为细也。”倘在宋代以后的极权体制下,对如此妄议圣上者轻则廷杖,重则极刑,但真宗仍能“容之而不斥”。由此可见,即便真宗后期,治体也还算宽忍。而士大夫政治正处在育成之中,其刚健正气未遭摧毁性戕伐,终于在仁宗中期迎来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巅峰时期。

同理,宋真宗时代既然处于王朝上升期,尽管后期有一场大折腾,因尚未进入一经折腾碍难收拾的衰变期或没落期,随着真宗驾崩而改弦更张,后继主政者以宽仁治国,上升期跌入低谷的运行曲线触底上扬,逐渐进入繁荣期。

宋真宗与刘娥的帝后关系,在两宋宫廷史中确实最富情节性,也为后世小说戏剧的再创作留下了虚构的空间。关于刘皇后的婚姻八卦与历史地位,拙著《细说宋朝》有专节述评,这里略作补充。

自景德四年郭皇后去世,真宗就一心提高刘娥的名位,却因其出身寒微而一再遭到抵制,到大中祥符五年才册封为皇后。这一过程,既印证了士大夫政治的顽强存在,也说明真宗对刘娥感情的执着。其时,刘氏四十五岁左右,依旧能赢得真宗的倾心,显然不仅倚仗美貌,为人才慧强敏或许更关键。大中祥符九年起,真宗“自是不康”,刘皇后渐预外政应该不早于此年;天禧四年,真宗一度“不豫”,朝政从此打上了刘氏印记。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刘氏以皇太后权处分军国事,听从王曾等建议,将天书伴随先帝入葬永定陵,终结了真宗后期的昏悖之政。

北宋共有四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而真宗刘皇后与英宗高皇后对朝局的影响不容小觑。高氏以太皇太后听政九年,主持元祐更化,不仅未能消弭新旧两党的政治隔阂,反而使之势同水火,致使哲宗亲政就绍圣绍述,发动全面清算,北宋政治就此转入衰变期。相比之下,刘氏听政十余年,不仅使真宗后期的政治危局消解于无形,士大夫政治虽一波三折却回归正轨;随着皇权的平稳移交,终于开启了后人追怀的宋仁宗时代。在宋真宗时代向宋仁宗时代的过渡中,说刘皇后为赵家守护了江山,其言似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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