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与调适：长江中游商代文化与社会演进的考古学观察

《冲击与调适 : 长江中游商代文化与社会演进的考古学观察》对长江中游地区商代考古遗存进行了系统梳理，构建起区域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通过多维视角对长江中游商代社会形态及长江中游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原与南方地区文化互动所显示的商王朝与周边地区的政治关系进行了有益探索。

目录
序（i）
**章 绪论（1）
**节 研究的时空范围（2）
一、空间范围（2）
二、时间范围（3）
第二节 发现与研究简史（7）
一、**阶段（7）
二、第二阶段（8）
三、第三阶段（11）
四、长江中游商代文化研究的新趋势（25）
五、亟待解决的问题（29）
第三节 研究所涉及的相关理论、方法及思路（30）
一、相关理论说明（30）
二、相关研究方法说明（33）
三、研究思路（38）
第二章 江汉地区商代文化研究（40）
**节 区域自然地理及文化背景（40）
一、自然地理（40）
二、文化背景（41）
第二节 商代考古学文化编年研究（57）
一、盘龙城类型（58）
二、意生寺类型（82）
三、大路铺遗存（87）
四、荆南寺遗存（90）
五、周梁玉桥文化（103）
六、辽瓦店子遗存（109）
第三节 出土青铜器分析（112）
一、江汉地区早商青铜器（112）
二、江汉东部地区晚商青铜器（114）
三、鄂东南地区晚商青铜器（117）
四、江汉西部地区晚商青铜器（118）
第四节 区域内文化结构及演进模式考察（119）
一、区域内考古遗存的时空特征（120）
二、各类遗存文化面貌比较（121）
三、各类遗存的文化传承关系（127）
四、区域划分及区域内文化的演进模式（129）
五、与周邻文化之间的关系（132）
第三章 洞庭湖水系区商代文化研究（137）
**节 区域自然地理及文化背景（137）
一、自然地理（137）
二、文化背景（138）
第二节 商代遗存编年研究（145）
一、铜鼓山类型（145）
二、樟树塘遗存（154）
三、费家河文化（158）
四、皂市遗存（179）
五、斑竹遗存（185）
六、朱家台遗存（192）
七、山门脚遗存（197）
八、斗篷坡遗存（204）
九、炭河里文化（206）
十、马栏咀遗存（212）
第三节 出土商代青铜器分析（216）
一、研究概述（216）
二、青铜器区域划分及其文化特征（217）
三、各区铜器的文化特征比较及与商文化中心区铜器关系探讨（239）
第四节 区域内文化结构及演进模式考察（241）
一、区域内考古遗存的时空特征（241）
二、各类遗存相互关系分析（242）
三、诸遗存的文化传承关系简析（247）
四、区域文化特征分析（248）
五、各区文化演进及其模式（252）
六、与周邻地区文化间的关系（254）
第四章 鄱阳湖水系区商代文化研究（257）
**节 区域自然环境及文化背景（257）
一、自然环境（257）
二、文化背景（258）
第二节 考古学文化编年研究（263）
一、龙王岭类型（264）
二、吴城文化（266）
三、石灰山文化（285）
四、秋形垴遗存（300）
五、角山文化（302）
六、小张家遗存（311）
七、竹园下遗存（313）
八、禁山下遗存（314）
第三节 出土青铜器分析（316）
一、发现与研究（316）
二、有关大洋洲铜器群的讨论（317）
三、其他地点出土铜器分析（327）
四、赣江流域商代铜器的文化背景及礼仪意义探讨（329）
第四节 区域内文化结构及演进模式考察（331）
一、区域内商代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时空分布（331）
二、各类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332）
三、各类遗存的文化承继关系（335）
四、区域划分及区域内文化的演进及模式（336）
五、与周边地区文化之间的关系（339）
第五章 长江中游地区商代社会形态考察（340）
**节 考古学文化演进所揭示的人群结构（340）
一、长江中游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的演进特征（341）
二、文化变迁与人群的关系（344）
第二节 区域聚落形态揭示的社会结构（344）
一、江汉地区（344）
二、洞庭湖水系区（348）
三、鄱阳湖水系区（350）
四、小结（354）
第三节 祭祀遗存所反映的社会特征（355）
一、长江中游商代祭祀与宗教的基本特征（356）
二、青铜礼器所揭示的社会结构（361）
三、长江中上游地区商代祭祀文化圈的形成（363）
第四节 生产、技术方面反映的区域社会特征（366）
一、铜矿开采与冶铸业（366）
二、玉石器制造业（369）
三、种植业（369）
四、狩猎与养殖业（370）
五、制陶业（371）
六、占卜技术（376）
第五节 长江中游地区商代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377）
一、早商时期（377）
二、晚商时期（378）
第六章 长江中游及邻近地区与中心区的文化互动（381）
**节 从器物层面看长江中游及邻近地区与中心区的文化互动（382）
一、陶瓷器（382）
二、铜礼器（396）
三、玉石器（419）
第二节 从聚落形态看长江中游地区与中心区的文化互动（436）
一、长江中游地区商文化聚落考察（436）
二、长江中游地区土著文化聚落考察（442）
第三节 从技术层面看长江中游及邻近地区与中心区的互动（446）
一、制铜技术（446）
二、占卜技术（451）
三、文字技术（461）
第四节 区域文化互动方式探析（466）
一、不同层次互动方式探索（466）
二、商代长江流域与中心区文化互动的通道（471）
第七章 由中心区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互动看商王朝与周边地区的政治关系（473）
**节 商王朝与长江中游及邻近地区的政治关系探讨（473）
一、商文化南部“边缘”结构的分析（473）
二、文化互动所体现的商文化南部“边缘”结构（475）
第二节 由文化互动看商王朝与周边地区的政治关系（478）
一、现状与研究趋向分析（478）
二、历时性考察（481）
三、从商王朝与周边地区的政治关系看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统治方式（489）
第八章 结语（493）
后记（497）

**章绪论
　　纵观世界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河流为多数文明的产生与成长创造了重要条件。在东亚古代文明发生与发展过程中，长江与黄河两大水系为文明的孕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两大河流各自文化发展及两者有效地互动作用，使得“两河”成为东方文明的摇篮a。正是基于“两河流域”自然环境及文化传统在史前时代的差异，各地区文化相互作用才促使文明化进程富有活力并扩大辐射范围。进入青铜时代，黄河流域通过文化、人群整合形成了早期国家，而此时作为东亚**大河流的长江，其区域文化发展及社会结构则是另外一种境况，这一时期“两河流域”的互动关系变得更为激烈，除了文化、经济等方面的联系外，更为突出的是在国家政治作用下区域文化互动节奏更为快速。
　　考古学研究成果显示，龙山时代末期出现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向心型趋势，初步形成了一种文化辐辏结构。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伊洛地区逐渐形成了具有早期国家特征的社会结构，虽然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二里头遗址是夏的都城，但从聚落形态和文化格局来看，至少二里头文化时期是拥有国家形态的王国时期，并以伊洛地区为分布中心。之后的商周两代在国家形态方面逐步完善，不同区域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联系更为紧密。商代考古开启了早期国家研究的序幕，经中国考古学者九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以殷墟晚商都城及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为代表的商代都城为商代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材料。虽然以中原为中心的三代王朝是诸多学者关注的重心，但随着近些年中原周边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存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逐步深入，学界对中原王朝与外围地区的文化联系、政治关系等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商代，这种区域文化互动表现得尤为突出，为学者深入了解早期国家形态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材料。
　　据考古材料观察，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十分广泛，而长江流域及邻近地区正是商文化的南部边缘，该区域与中原的联系十分紧密。由于南方地区特有的水系和山脉形成了复杂的地理环境，区域文化形态多样，即使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区域文化特色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史书所载商王武丁时期“奋伐荆楚”，是有关商代晚期中原与长江流域发生战争的珍贵记录。从甲骨文资料来看，有关商代长江中游的记载十分稀少，研究商代地理的学者多将甲骨文所涉及的“南方”地望考证于豫南及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商代方国尚未有明确的记载。考古学材料则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从盘龙城、吴城及湖南地区大批铜器的发现开始，学者逐渐突破了原有的“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说法。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长江以南地区也发现了较多数量的商文化因素，有关这种因素的性质及与商文化的关系等问题都值得深入分析。
　　因此，对中国两大河流间的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中，商代是研究青铜时代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文化、经济、政治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以商代作为这一历史长河中的片段，对两大水系文化互动关系进行剖析，将有助于对两地文化互动模式及商代国家与外围地区统辖或影响方式的理解。因此，本书拟以长江中游商代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地域上侧重与商文化直接产生关系的地带，讨论长江中游地区与商王朝中心地区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试图摆脱以中原为中心历史观的束缚，细致考察长江中游商代文化演进特征与社会结构，强调长江中游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刺激之后所做的自我调适过程。探讨长江中游及其邻近地区在中国青铜文化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对商时期长江流域与中原的互动因素进行解构，从不同层面来构建区域文化互动的模式。本书试图将对长江中游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互动模式的考察思路扩展至更广阔的周边地区，所得出的认识将会有助于对商代国家形态的深入理解。
　　**节研究的时空范围
　　一、空间范围
　　长江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南侧冰川末端（33o28′N、91o08′E）。 其干流流经青、藏、川、滇、渝、鄂、湘、赣、皖、苏、沪 11个省、市、自治区，注入东海，全长超过6300千米。长江干流自湖北宜昌至江西湖口为中游段，长约955千米。自湖北宜昌脱离三峡之后，水面落差减小，水流缓慢，江面宽阔，河道分叉曲折，摆荡不定。上起湖北枝江，下至湖南城陵矶一段，古称荆江。长江武穴至湖口江段，由于受两岸山地丘陵的夹峙和下陷地质构造的影响，自龙坪长江段形成了九江冲积扇。由于长江主河道自北至南的偏转，在长江沿岸地区出现过两个古湖泊，即云梦泽和彭蠡泽。由于河床的演变，长江南侧的湘、赣北部先后出现了洞庭湖和鄱阳湖，对历史时期人类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依据自然地理特征可将该地区划分为三个区域单元：江汉平原区、洞庭湖水系区、鄱阳湖水系区（图1.1）。需要交代的是，本书除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之外，还涉及长江上游、下游、闽粤等地，由于地理范围较广，且大多位于长江以南地区，为了叙述方便，文中简称为“南方地区”，将商文化在中原的分布区域称为“中原地区”。另外，为了强调与“长江中游地区”对应，书中将商文化核心分布地区称为“中心区”。按学界流行的观点，早商时期的中心区主要指商文化二里冈类型，晚商时期主要是指商文化殷墟类型。
　　二、时间范围
　　由于长江中游地区发现了典型的商文化遗存，为遗存年代的判断提供了条件，而部分未含商文化因素的遗存，本书主要通过与邻近地区比较并结合文化发展态势来进行年代判断。本书研究的年代范围为自商王朝建立至商灭亡这一阶段，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商代**年代为公元前1600～前1046年。
　　本书所说的“商文化”，是指以殷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都城性质遗址出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从年代、地域及文化内涵上来看，它最有可能是商代商国之人所创造和使用的文化。而书中使用的“商代文化”概念，则主要指商代商王朝统治区及其邻近区域所辨识出来的各种考古学文化，在概念上其较多强调“商代”这一特定时间概念。
　　图1.1 长江中游地区地形位置示意图
　　由于目前对商文化分期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以下主要针对本书所使用的商文化及青铜器的分期体系进行说明，并交代书中对商文化不同阶段的划分情况。
　　（一）商文化的分期及阶段划分
　　通过学者的辛勤耕耘，有关商文化的分期目前已经有了一定共识，但由于学者视角或侧重点不同，分期及阶段划分出现了一定的差异。20世纪50年代，邹衡先生在《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一文中对商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期；20世纪60年代，邹衡先生将殷墟文化划分为四期七组。之后，邹先生在《试论夏文化》一文中将商文化划分为三期七段十四组，三期即先商期或先商文化、早商期或早商文化和晚商期或晚商文化，其中早商期划分为三段六组，晚商期划分为三段六组。安金槐先生将郑州二里冈商文化划分为四期，即将“二里冈下层”和“二里冈上层”各分为两期。王立新先生在邹衡先生的基础上，将早商文化划分为三期六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学者以大司空村为代表将殷墟文化划分为四期 ，这种分期方案起初只将殷墟文化的年代上限判定在武丁早期，其后认识到殷墟范围内也存在一些年代更早的遗存。王立新先生将邹衡先生所分的殷墟文化**期一组归入早商文化第三期六段。唐际根先生从商文化中区分出单独的中商阶段，提出中商文化的概念，将属于武丁之前的“晚商一期一段”归入中商阶段。近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 夏商卷》将商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随着商文化及周边诸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关“中商文化”的提法受到了质疑。所谓的“中商文化”并没有在文化面貌上发生大的变化，从周边地区文化面貌及演进过程来看，划分出这一阶段的理由并不充分。因此，本书考虑到早商阶段的连续性，未采用“中商文化”这一提法。
　　上面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回顾，以下则对本书中商文化阶段划分予以说明。
　　在商文化这一整体概念下，将其划分为两个大阶段，即早商阶段和晚商阶段，为了保持商文化的整体性，本书未对早晚两个阶段冠以早商或晚商文化，仅以时间来对商代文化发展阶段进行区分。早商阶段的划分，本书赞同王立新先生三期六段的划分法；晚商阶段的划分，则赞同《中国考古学 夏商卷》的四期划分法。由于商文化周边地区并非与中心区那样，可将期别划分得十分精细，如殷墟地区晚商阶段划分的四期中，每期可划分为早晚两段，而周边地区尚达不到如此精细的划分程度。考虑到周边地区文化特征演变节奏与中心区不相一致的情况，将以往划分的期别进行调整与合并，即将原晚商阶段划分的四期中前两期合并称为晚商一期，后两期合并称为晚商二期，原来的四期可称之为晚商一至四段。因而，本书将商文化归纳为五期十段（表1.1）。
　　表1.1 商文化阶段划分对应表
　　（二）晚商青铜器的分期
　　商文化青铜器的期段划分，前人已有较好的研究成果。早商阶段所见青铜器的演变特征较为明显，且各阶段可与陶器相对应。基于殷墟及其邻近地区墓葬的发掘和研究，有关晚商时期青铜器的阶段划分则更加精细，部分墓葬的年代可与商王在位时间相对应。学者对晚商阶段青铜器的分期也持多种不同意见，均有各自的研究成果，如邹衡、郑振香、陈志达、张长寿、杨锡璋、杨宝成、朱凤瀚、岳洪彬等先生都做过深入讨论。《中国考古学 夏商卷》综合前人成果将晚商青铜器划分为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