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纪实•安乐死现场

　　有难以忍受的病痛、没有治愈的希望、能够明确地表达意愿、没有患者期望的治疗手段。

　　这是实施安乐死的四个基本条件。

　　但痛苦该如何测量？治疗到何种地步才算是没有了希望？

　　瑞士、荷兰、比利时、美国、西班牙、日本，从西方到东方，在允许或不允许安乐死的国度，聆听医生、患者及其家属支持或反对的声音，思考终将到来的“最后的日子”。

　　这不是自杀，是癌症结束了我的生命。为了从痛苦中挣脱出来，我选择了稍微提早一点死亡。

　　——在YouTube上宣布选择安乐死的年轻女子

　　决定自己的生死，被认为是属于人权范围内的吧。我倒是奇怪，为什么在其他国家，个人不能决定人生的结局？

　　——4年协助150人“启程”的家庭医生

　　现在医学进步，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艾滋病不再是必死的绝症。请想一想当时认为必死无疑而选择了死亡的人们。

　　——赋予患者生存希望的放疗科医生

　　何为安乐死？对于人类来说，什么才是幸福的死法呢？……我不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读者。我想把做最终判断的权利交给读者。

　　——摘自本书作者结语

　　宫下洋一

　　18岁只身赴美，就读西弗吉尼亚大学外语学院。毕业后，进入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研究生院，获国际学硕士学位、新闻学硕士学位。掌握法语、西班牙语、英语、葡萄牙语、加泰罗尼亚语等多门语言。以法国和西班牙为中心，在世界各地取材。代表作有《寻找卵子：探访世界不育、生殖医疗现场》（获小学馆非虚构文学大奖优秀奖）等。

序章

第1章 安乐死的瞬间［瑞士］

请告诉我您的职业/美好的离别/有日本患者吗？

带着丈夫的情书面对死亡

死亡的四个条件/最后一天

拜访EXIT

剩下的人生，还有16个小时

无神论者/离别时分的玩笑/“来生再见”

第2章 我死的那天开个派对吧［荷兰］

合法化的历程/全部死因中4%为安乐死/意外相遇

安乐死意向者们的共同点

我是船长/派对开始了

老年痴呆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吗？

何为家庭的纽带？/痛苦无法测量

补章Ⅰ明明可以活着，却选择死亡的理由［瑞士］

“只是走下坡路而已”/“Thank You”

第3章 精神病患者可以安乐死的国家［比利时］

不可逾越的道德规范

追求完美的少女

戴着假面生活/无法断定为“抑郁症”/可以去死的欣慰

遗属的幸福会到来吗？

有所隐瞒？/“要享受人生哦”

安乐死是遏止力吗？

反对派的意见

第4章 选择“生”的女人与选择“死”的女人［美国］

《尊严死亡法》成立之前/“离您能选择死亡还早着呢”

在YouTube上宣布自愿死亡

与布列塔尼的约定/“再也不会放开你”/剩余生命6个月/没有自杀意愿/感受到死期/“希望将来有一天他能成为父亲”

幸亏没有选择安乐死

拒绝治疗之时就是终末期/“4W”人群/与其说是病痛，不如说是恐惧在召唤死亡/医生的使命是什么？

第5章 是爱？还是自私？［西班牙］

天主教会的影响

成为《深海长眠》原型的男子

生存是“义务”吗？/明明连家人都算不上/出乎意料的答复

选择让12岁女儿死去吧的夫妇

“爱你至死不变”/酷刑开始了/与痛苦一起活下去

半年后的再会

补章Ⅱ 与普莱西柯的对话［瑞士］

22年的病榻生活/“不会失去爱”/医生的违法行为/询问桥田寿贺子的联系方式/对她的协助是错误的

第6章 被称为杀人医生的人们［日本］

违反刑法

日本首例“安乐死事件”

“不会再回来了”/小声的怒吼/胆怯的老母

消失的“教主大人”

病历卡传递的信息/从局外人的死到局内人的死/“冷静下来的话，就不会去做”

我干的事情是杀人吗？

为什么争到了最高法院？/遗属的证词

来自LIFE CIRCLE日本会员的电话

通往瑞士的门槛

接连不断的信息

结语

世界各国的安乐死动向

参考文献

序章

　　“道丽思，准备好了吗？”

　　“嗯……”

　　突然，英国老妇人的蓝眼睛里，滚落出大滴的泪珠。她用已经被右手握得皱巴巴的纸巾擦拭着眼角，颤抖着用尽全身的力气喃喃地说道：

　　“呜呜，对不起。我明明早料到会这样……”

　　老妇人仰卧在倾斜成30度左右的床上，女医生普莱西柯一边微笑说“不要紧哦”，一边开始提问。

　　“请告诉我您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道丽思·赫兹（化名），1934年4月12日。”

　　“您为什么会来这里？”

　　“去年，发现得了癌症。我不希望今后在检查和吃药中度日。”

　　“您不想检查，是因为迄今为止已经尽最大努力生活过了吗？”

　　“是的，我的人生非常棒！我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人生。我曾经想过，如果生活不能随愿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人生的节点了。”

　　“我给您扎吊针，把流量调节器固定在您的手腕上，您知道打开开关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知道，我会死的。”

　　“道丽思，做好心理准备后，随时都可以打开哦。”

　　此时，老妇人想到了什么呢？是人生的落幕？还是与10年前逝去的丈夫在天国的再会？她微微地吸了一口气，亲手打开开关，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普莱西柯对老妇人小声说道：

　　“已经没事了。再过一会儿就轻松了。”

　　15秒、16秒、17秒……20秒过去后，老妇人半张着嘴，躺在枕头上的头部无力地垂向了右侧，仿佛在电视机前打起了盹一样。

　　2016年1月28日上午9点26分。瑞士西北部巴塞尔的某个小公寓里，普莱西柯的协助自杀结束了。

　　我坐在离老妇人3米远的沙发上，目睹了整个过程。我停下笔，合上记录本，最后关掉录音笔的电源，抬起了莫名沉重的腰部，试着向已经咽气了的老妇人靠近了几步。

　　我探向她的面庞，几分钟前她还笑容满面地讲述着西班牙旅游的趣闻。她完全停止了呼吸。她不是痛苦地完成了自然死亡，而是，刚刚，在这里，亲手往自己的血液里下毒，在“别人的守护中自杀了”。

　　——这是在我默默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发生的吗？我不应该劝说她不要这样做吗？

　　她去世之后，我被一种身临犯罪现场的心情所包围。最终，我什么也没能为她做。在如同见死不救的状态下，我呆立在老妇人的身旁，唯有献上祈祷，扮演着为自己“赎罪”的角色。

　　道丽思·赫兹，享年81岁。她已是永远逝去之人了。

　　说到我参与道丽思临终的契机，不得不追溯到我与普莱西柯的相识。

　　2015年11月，我开始准备探访世界各地的安乐死与协助自杀的现场时，最早接触的是瑞士的大型协助自杀机构。我试着向世界上很多名人为了迎接死亡而前去的“DIGNITAS（尊严）”和瑞士国内最大的“EXIT（解脱）”等两个机构发送了采访申请书。

　　可是，两周过去了，也没有回音。我急忙上网反复搜索，看看有没有其他类似的协会或机构。于是我了解到有一个叫“LIFE CIRCLE（生命循环）”的机构，虽然规模不大，但运营和组织形态最接近“EXIT”。

　　“LIFE CIRCLE”的负责人是58岁的家庭医生艾丽卡·普莱西柯。她很快回信，向我提出了一个条件：请读完我写的书，再来采访。

　　书的标题是Dad,You Are Allowed to Die（爸爸，您能够去死了），封面照片上是地中海或者哪里的日落前的海边，天空中艳丽的彩虹熠熠生辉。在她的网页（https://www.lifecircle.ch）上订购这本书时，说实话，我脑海中浮现出新兴宗教的形象。

　　书很快就到了。我一个晚上就把它读完了。她为什么步入协助自杀的世界呢？这本书坦言，其契机是“父亲的死”。

　　普莱西柯的母亲在生孩子的过程中因脑溢血去世。从那而后，她的父亲独自一人抚养7个孩子。2000年，这位父亲77岁时，因脑中风病倒，后遗症使他的右胳膊和右腿失去了自由。

　　“既是父亲的女儿也是家庭医生的我，最终为了实现父亲的愿望，开始帮助他。这是我第一次帮助别人离世。作为医生，我的义务原本是维持生命。（中略）这份经验对我的将来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当时我还未能理解。”

　　到了82岁，她的父亲已不能随心所欲地行走了。但此时还没有对生活造成很大影响。随后，父亲第二次脑中风。这次他变得卧床不起，连话也说不出。有一天早晨，她目击到了父亲在床上吞下所有的药片，企图自杀的现场。虽然父亲捡回了一条性命，但是从这天起，她对于“临终”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人为了活下去，有必要做到这一步吗？为什么人想死却不能死呢？”

　　身为医生的话，就应该让父亲活下去。为了理清这种矛盾的想法，走出进退两难的困境，最终她咨询了只要注册为会员就能立即申请协助自杀的DIGNITAS。2005年5月，终于接受父亲想要离开的愿望时，她泪流不止。据说那天风雨大作。

　　“今天是个很重要的日子。这是您自己决定的哦。”

　　她这么说着，父亲温柔地握住了她的手。为了隐藏泪水，她开始准备早餐。父亲坐在沙发上，头枕着一个靠垫，上面画着白马奔跑的图案。父亲很喜欢马。在她和DIGNITAS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父亲将致命药物倒进了嘴里。他在长眠之前，喊了一声：“红酒！”他不是以苦涩的药物终止了人生，而是抿了一口自己最喜欢的红酒后与世长辞的。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接受父亲的死，充满了不安。但是，当我重新感受到他是幸福地离去时，我就想，如果家属也可以理解，那么协助自杀是否就不是一件错事呢？”

　　自那以后到2011年的6年间，她作为DIGNITAS工作人员，诊治各国罹患各种疾病、希望安乐死的患者，有时还到外国出差。在判断患者的情况不违反机构的规定后，她会在瑞士协助患者自杀。2011年11月，她创建了LIFE CIRCLE。在我们认识前的4年里，国内外已有150名患者经由她的帮助，如愿以偿地死去。

　　对于“帮助别人死亡”，她有自己特殊的理念。她既受到来自世界各国的激励，又受到猛烈抨击，批评的声音之多让她都陷入自我厌恶。然而，就连瑞士国内也没有几个人了解她的理念和开始这份工作的契机。

　　在她的指引下，我走向了“安乐死的世界”。

　　先说明一下。我惧怕死亡。我既不是垂暮的老人，也不是患了绝症或者晚期癌症的病人。死亡是什么？说实话，我也不清楚。不，是完全不清楚。

　　我现年41岁，在日本说是“厄运之年”。我在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生活了23年，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估计大多数日本人跟我有同感，在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意识过死亡。如果没有经历过亲人的去世，就更是如此。

　　再说一下我的家人。除了因患胰腺癌，67岁就去世的外祖父以外，大家都很长寿。曾外祖父母和外祖母以及祖母（祖父在战争结束的两天前战死）都活到了90岁左右。

　　或许是受我小时候居住的环境——长寿县长野的县民气质的影响，在那里，老人们健康地生活，然后衰弱、卧床不起，最终去世。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患胰腺癌的外祖父和2014年骑自行车跨越国道时死于交通事故的外祖母以外，所有人都是因为衰老而迎来了“自然死亡”。大家即使感到身体不舒服，也在家里生活，临死之前才麻烦医生，最后咽气。

　　在医院迎接死亡的患者人数与在家里死亡的人数发生逆转，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那以后，在日本，对医生的信仰日益加深。20世纪90年代时就几乎与现在一样，大约有80%的人在医院迎接死亡。不知不觉间，医疗剧也把救助患者的故事作为素材。无论是在日本还是欧美，人类不再像半个世纪前那么容易死去。不，准确地说是变得死不了了吧。

　　本书所介绍的安乐死和协助自杀，是指在迎接自然死亡之前，借助医生的手将死期提前的行为。在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美国的一部分州，以及最近的加拿大，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死亡。这不是“自然死亡”。

　　惧怕死亡的我，相信自己可以一直活到自然死。当然，我既没有被痛苦折磨得痛不欲生，也没有被宣布几个月后就会死亡。所以，我无法从根本上理解那些病患的心情。在开始采访之前，这种想法极其强烈，我对于安乐死抱有怀疑态度。

　　听说罹患胰腺癌的外祖父在临死前十几天，曾对我母亲感叹说想活下去。无论是谁，不都应该相信“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吗？这些想法，原本就在我的思想深处。这是因为我是日本人呢？还是因为我的性格使然呢？我也不清楚。但是，在采访的过程中，我的信念被动摇过无数次。

　　我对安乐死产生兴趣，是因为生活在我的采访基地巴塞罗那的西班牙女友。她经常一本正经地说：“我要是得了晚期癌症，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安乐死。因为我觉得那是有尊严的死亡。”然后，她会接着问我：“你想怎么做？”

　　她在巴塞罗那的特别护理养老院工作，同时也是一名给晚期癌症患者进行舒缓疗护的护士（现在兼任家庭医疗的护士），几乎每天都在照看老人和癌症患者。经常听说有的临终患者因为法律制度不完善，无法安乐死，于是企图从病房跳楼自杀；有的被剧烈的神经痛折磨得想去自杀。然而，问我想怎么办，我一时也找不到答案。看到如此优柔寡断的我，她说道：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安乐死。但是根据情况，可以认可安乐死，让有的人去死。”

　　她为何如此断言呢？后面会提到，西班牙是不允许安乐死的（译注：本书成书之后，西班牙当地时间2021年3月18日通过了安乐死法，并于6月正式生效。）不过，近年想要在法律上认可安乐死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即使纵观欧美的整体倾向，关于安乐死是非曲直的讨论也在日渐活跃。

　　在大海对面的我的祖国——日本，这些呼声很少显露出来（后来得知有很多潜在的希望安乐死的人）。宗教和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安乐死的呢？与从前相比，我对安乐死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就这样，我开始了大约两年的安乐死采访之旅。我遇见了次日即将迎接死亡的患者，将他们的绝望和愿望铭刻在心，见证了次日清晨安乐死的瞬间，听到了被留下来的家属和实际参与的医生的心声，在此过程中，我的生死观被颠覆了。

　　假设您只能活一个月，您想让家人看到您痛苦的样子吗？抑或是您想根据自己的判断，安详地迎接死亡吗？对于您来说，有尊严的死亡方式是什么呢？

　　请与我一起思考终将到来的“最后的日子”，如果能让您与至爱之人就此问题进行交流，我将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