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镜：中国建筑陶艺

　　本书是西方汉学界和建筑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建筑陶艺——尤其是琉璃等构件——的代表作，初版于1927年，收录240余张照片、9万余字考察报告。

　　全书共分七章，作者简单梳理了中国建筑陶艺发展的历史脉络，介绍了各地著名的建筑陶艺中心，以及建筑陶艺装饰的制作与安装工艺。在第五章和第七章中，作者结合自己拍摄的照片，按照不同的建筑类型，详细介绍了陶艺装饰在大门、碑楼、牌楼、影壁、浮雕、印度风格建筑、屋顶装饰和脊兽、宝塔等建筑元素中的实际使用情况。

　　经历了近百年的变迁，书中的很多建筑及其陶艺装饰已经不复存在，使得本书成为后人无法复制的经典著作。

　　编者：

　　赵省伟：“西洋镜”“东洋镜”“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丛书主编。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自2011年起专注于中国历史影像的收藏和出版，藏有海量中国主题的法国、德国报纸和书籍。

　　作者：

　　恩斯特·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德国皇家柏林工业高等学院（柏林工业大学前身）教授，中国建筑摄影鼻祖，全面考察和记录中国古建筑的第一人。1906—1909年，在德意志帝国皇家基金会的支持下，伯施曼跨越14省，行程数万里，对中国的皇家建筑、寺庙、祠堂、民居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留下了8000张照片、2500张草图、2000张拓片和1000页测绘记录。1932年，伯施曼受邀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通讯研究员。1933—1935年，被特聘为中国传统建筑遗产顾问。出版有《中国建筑与景观》《中国建筑》《普陀山》《中国祠堂》《中国建筑陶艺》《中国宝塔I》《中国宝塔II》等作品。

　　译者：

　　吕慧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硕士，多次参加会议口译和笔译工作，现从事德语翻译工作。

第一章 陶艺——中国建筑艺术的分支

7 研究范围及目的

第二章 唐朝之前的中国建筑陶艺

第三章 制造及安装陶艺建筑部件的技艺

第四章 中国的建筑陶艺中心

第五章 各类建筑运用陶艺的案例

28 大门

30 碑楼

31 牌楼

35 装饰部分

39 影壁

43 浮雕

46 琉璃牌楼

47 印度风格

50 屋顶装饰和脊兽

58 宝塔

第六章 唐朝以后的中国建筑陶艺

第七章 附图

后记

伯施曼中国建筑考察研究及其意义

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诸多学科一样，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离不开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国人第一部《中国建筑史》的作者乐嘉藻曾述及：“民国以来，往来京津，始知世界研究建筑，亦可成为一门学问。”正是在文化交互之中，学者们才发觉“中国有几千年之建筑，而无建筑之学”。近代中国建筑学诞生伊始，便深处在“东洋”“西洋”的学术“对话”与“对抗”之中。

19世纪下半叶，西方人研究中国建筑出现了突破的可能。首先，在世界格局中，中国门户逐渐被打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可以直接进入中国，获得对中国建筑的直接经验；其次，自1839年摄影技术诞生以来，越来越多逼真的中国建筑图像传到欧洲，成为学者们可资参考的材料；最为重要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汉学逐渐走出传教士汉学的藩篱，开始向专业汉学，或者说学院派汉学迈进。有关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专业研究群体和著作，伴随着殖民统治和扩张在华势力的需要，慢慢开始兴盛于欧洲的大学和图书馆。欧洲汉籍藏书和中国典籍西译在这一时期得到大大扩充。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建筑逐渐被纳入世界建筑史和中国艺术史的写作框架之中，西方也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专业背景（建筑学、艺术史、汉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者。德国建筑师、汉学家、中国艺术史研究者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到中国建筑的考察和研究中，成为第一位全面系统考察和研究中国建筑的西方学者。

三次中国之行：中国建筑的考察与记录

伯施曼1873年生于昔日东普鲁士的梅美尔（Memel），1891年高中毕业后到夏洛腾堡工学院学习建筑工程，1896年进入普鲁士政府机构担任建筑与建筑工程事务的官员。1902年经印度来到中国，活动范围主要在北京、天津和青岛，1904年任期结束回国。在此次驻留期间，“中国建筑的结构和形式特征，在艺术性上的尽善尽美，以及与经验感知的纵深融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萌发了“有计划去研究中国建筑的念头”。在西山休假期间，他“还对北京西山碧云寺的许多建筑部件进行了测绘”。

在传教士兼东方学家达尔曼（P.Joseph Dahlmann S.J，1861—1930）和政治家巴赫曼（Karl Bachem，1858—1945）等人的奔走支持下，伯施曼获得德国政府资助，1906年赴中国进行为期三年的建筑考察，其使命是考查中国建筑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伯施曼将考察范围限定在“古老中国的十八行省”，足迹遍及“十四省”。其全部考察路线，包括往返欧亚的路线，都进行了精心设计：

此行途经巴黎、伦敦和美国，在那里的博物馆欣赏中国艺术珍宝。接着路过了作为东方文化支系的日本，几周下来，采撷了一些零散即逝的东方印象。最终在十二月抵达我的目的地—北京。时至1909年，我完成了在中国的考察工作，经由丝绸之路，重返阔别整整三年之久的德国。

在中国建筑考察路线主要“循着那些古代交通要道，不断地深入到人口稠密，几乎是最富庶地区的中国人的生活中”。

之所以如此，是出于我研究中国的主旨：理解中国文化何以呈现为今天所见的整体性，以及她蕴含的内在精神力量。因此，需要去探究重要文化遗迹中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聚焦精神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核心地区，就像在我们的文化领域中通常进行的研究一样。

具体来说，伯施曼1906年冬抵达中国后，以北京为大本营考察了北京及周边的建筑，如明十三陵、清东陵、热河夏宫（今承德避暑山庄）。夏末，从清西陵经灵丘前往五台山，然后经龙泉关到定州，乘火车向南，从开封渡黄河，沿黄河向东。接着去了泰山、曲阜等地。1908年初考察浙江普陀山，然后从宁波经海路回京。5月前往太原，考察了天龙山石窟，然后斜穿山西到潞村，从黄河拐弯处进入陕西，考察西安，登临华山。南下四川，到首府成都，最西到达雅州府（雅安）。8月底从成都前往峨眉山。之后，乘德国内河小炮艇“祖国”号沿岷江而下，从宜昌进入湖北，从洞庭湖到长沙，在江西短暂停留。1909年初考察南岳衡山，接着去了桂林，沿桂江到西江，进入广东到广州，经海路到福州。4月份考察杭州之后再次返京。

回国后，作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建筑事务负责人，伯施曼向相关部门递交了考察报告和进一步的研究计划。在1910年6月19日的备忘录中，他对此行的材料收集情况进行了总结：1.大大小小共计两千五百张草图和笔记；2.一千页的建筑测绘记录和日记；3.八千张建筑照片；4.两千张拓片（多为人物或装饰图案）；5.数百本城市和寺庙规划图的原稿、画册、舆图、书籍等。这些材料成为接下来研究和写作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他以报告、展览、纪录片等形式，向西方世界传递他对中国建筑的认知和理解。在西方将摇摇欲坠的晚清帝国视为“停滞的帝国”“衰落的文明”之际，伯施曼在亲历的考察中却感受到古代文明在中国大地上的延续性、活力和希望，并呼吁西方社会尊重和珍视中国古代文明。

他尤为关切建筑遗产的保护，主张以现代的科学方法对中国建筑进行记录。他为“硝烟战火中遭到直接毁坏的建筑”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艺术、对德行的冷漠、无视和轻视”感到痛惜，为“在骚乱面前隐匿的虔诚和沉寂”，以及随之而来的“艺术创造力的衰退”表示忧心，对“欧洲人那些五花八门极具破坏性的行为”表示愤慨，作为“中国艺术和文化的朋友”充满了正义的愤怒。然而他深切地知道，自己能做的其实并不多：

于是激发了这样一个愿望：那些古物，可能会在这样的灾难中逐渐衰亡，但是至少可以为后代子孙留下一些文字和图像的记载。中国古建文物很快会消亡，我在第一卷（按：《普陀山》）导言中曾表达过这种忧虑，很痛心地被证明了。鉴于这一考虑，对中国古建文物尽快全面地录入登记势在必行。至少用当今研究者可能的方法来记录它们，这样，我们才能经得起子孙后代的历史检验。

伯施曼回国之后的第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制在中国被废除。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政治事务的重心也逐渐转回欧洲。1924年伯施曼从政治和军事事务中退出，进入柏林工业大学担任中国建筑学方面的教职。由于研究的需要，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伯施曼便筹划再次前往中国，最终于1933年得以成行。

1933年9月伯施曼抵达香港，开始了历时十六个月的考察，考察范围大体可分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澳门、肇庆，重点考察了鼎湖山、丹霞山、罗浮山等名山的佛教、道教寺庙；以上海和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南京及周边地区和扬州，长江周边的大运河河段，以及安徽九华山。当年底，他参观了天目山、天台山，以及古城金华、兰溪、绍兴等环杭州湾地区。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形态、景观规划，以及涌现的新建筑为伯施曼提供了一些新的素材。在中原地区，他则造访了大量名胜古迹，如龙门石窟、白马寺、中岳嵩山的佛教和道教寺庙。在陕西潼关和西安，大量周代、汉代和唐代的陵墓引起了他的兴趣。1934年秋，他沿着铁路线向北去了察哈尔、绥远、包头，返程时在山西考察了云冈石窟和北岳恒山。

在省会及中心城市，除考察之外，伯施曼还参加了一些学术交流活动：1933年12月在岭南大学做了学术报告。1934年应邀参加了上海中国建筑师学会的欢迎宴会。2月在上海的一所德国中学（Kaiser—Wilhelm—Schule）做了题为“转型时期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同时，他还到北京拜访了中国营造学社，与梁思成和刘敦桢会面。

完成所有考察计划后，1935年1月8日伯施曼从香港回到德国。这次他终于实现了遍访四大佛教名山和“五岳”的梦想，并且为后来的《中国宝塔》第二部分收集了材料。同时，他也亲身体验了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他在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之际保留下来的图像、测绘和文字，都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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