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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法国记者菲利普?帕蒂对当代著名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展开的一场深度访谈，广泛论及如下话题：福山，波斯尼亚、海湾战争、卢旺达和新世界秩序，全球化与普遍化，卷土重来的族裔民族主义，战争的本质，修正主义与大屠杀否定论，德勒兹、福柯、巴塔耶和维利里奥，虚无主义与启示录，写作实践，虚拟现实，东方与西方，受害者文化与忏悔文化，法国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参与，当今资本主义的本质，消费社会与社会排斥，解放，死亡、暴力和恋尸癖，现实、幻觉和媒介，生活的全面失序。
鲍德里亚自如地游走在政治、哲学和文化之间，一针见血又不失幽默地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对想要入门鲍德里亚思想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现成的绝佳导读书；对熟悉鲍德里亚的读者来说，本书新颖地澄清了他晚期的思想立场，引人入胜。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当代哲学与文化批评领域极富争议又触动人心的法国思想家。无论人们拥抱还是拒斥他对“超真实”的反思，他总能挑动大家的神经，引发强烈的反响。然而，人们又总是隔靴搔痒地探讨他的思想，甚或宣称他的书写太过抽象、模糊，缺乏严谨、细致的分析。《临界》则以访谈的形式为大家提供了一条走近鲍德里亚思想的新路径。
菲利普·帕蒂（Philippe Petit，1951— ），法国记者、随笔作家和哲学家，《玛丽安娜》周刊《观念》专栏主编，法国文化频道《知识新途》节目制作人。
戴阿宝，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艺研究》杂志编辑。著有《终结的力量：鲍德里亚前期思想研究》《趣味批判——我们的日常机制与神话》等，译有《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密码》等。
总 序 | 重拾拜德雅之学
临界：鲍德里亚访谈录
价值的命运
第一部分 为什么无胜于有？
第一章 残 局
第二章 “世界的过剩”
第三章 伟大的游戏
第四章 当前的事态
第二部分 寻找失去的形式
第一章 美国，美国……
第二章 “照片很美，但你不能这么说……”
第三章 艺术的童年
无障碍观看或思想最终的不确定性
第四章《当前的事态》节选
帕蒂：那么法国知识分子呢？您是说他们也站到了世界的错误一边吗？
鲍德里亚：法国知识分子虚构了他们的普遍影响力，就像法国领导人虚构了他们的全球政治权威一样。法国的自欺和自满如出一辙。在国内层面，有着一种知识分子影响国家政治决断的自负，就像我们的领导人拥有影响国际政治的自负一样。知识分子（那些声称自己是知识分子，同时又有道德良心的人）总是忙得团团转，提供他们的意见，尽管大量的历史证明这样做毫无意义。作为与人为善的政府顾问，最荒诞不经的事情是，这个政府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要成为主子的顾问，就必须有主子存在。非政府组织本身试图通过干预世界政治来影响事件，当时它不具备这样做的手段。不管怎样，甚至那些看似决定世界政治的存在（比如白宫），也只是比尔?盖茨（Bill Gates）、银行和国际投资机构重组跨国机制的经营者或克隆体——所有这些组织现在几乎完全自治，遵循一种准自动战略。所有这一切都处于虚空中：这是历史的最后讽刺，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在这段历史中扮演自己的角色。从梯子的一级上到另一级，每个人都以为他们是在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操控，每个人都在漫无目的的螺旋中不顾一切地投身于疯狂的场景（螺旋有目的吗？），在此，所有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同谋。
帕蒂：这一历史的讽刺在何种程度上阻止了我们对超越资本主义的想象？
鲍德里亚：到底是谁或什么会带领我们实现超越（如果不是系统本身的话）？在以往的历史关系中，对抗性而非同谋性是常态，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的对立是常态。被压迫者不是生活在相互指责中，而是生活在反抗中。今天，每个人都被框定在了作为受害者的索赔中。所以，不再有反叛，不再有对抗，有的只是一种反常的处境，一种新的反常的协商一致的社会契约，在这一契约中，每个人都试图被承认为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变成既是受害者又是帮凶。每个人都处于分裂的两极——如果确实存在分裂的话。无论如何，不再有一条标明冲突或力量对比的分界线，有的只是一条对合线，一条与事态同谋的、不正常的关系线。
就说里昂信贷银行吧。纳税人必须支付1800 亿法郎帮助里昂信贷银行渡过难关。过去是国家出面救助——诚然，两件事的性质是一样的——但现在责任落实得非常明确。坚信不会受到惩罚的资本可以进一步摘下面具，毫无顾忌地说：“资本就是你！国家就是你！”而且里昂信贷事件仅是社会供给和福利的又一次延伸。如果人们要照顾到所有的这类社会需求，那么当里昂信贷银行陷入困境时，人们就没有理由不去救助。相比之下，失业者和各类社会救助案例现在都应该这样来理解：他们要照顾自己，就必须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公司”。个体被视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一员，资本主义企业被视为公民的福利。角色转换得如此完美——社会以一种完全有利于资本的方式发挥着相反的作用。
这一系统已经变成了一条莫比乌斯带，这里的每个人都既是受害者又是罪犯。里昂信贷银行破产了，你就破产了。工厂倒闭了，你就失业了。所以，里昂信贷银行就是你！公司就是你！在资本和剥削的古典时代，这是不可能的，当时被压迫者和压迫者、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界线分明。同样的强制的同谋和勾结以及同样的敲诈，也发生在政治领域。“朕即国家，朕即理性！”这样的口号已经悄然变成了“朕即你们！”这真是一个民主的奇迹、责任的转嫁！公民现在是股票持有者：他不会再对公司倒闭兴高采烈。结果是，这场底层群众谋求掌握权力的革命，让位给了政府自身从上到下放弃权力的分权。这是民主的伎俩还是历史的诡计？事实上，这一责任的转嫁迎合了对民主原则可怕的扭曲：资本或像莱顿瓶（Bouteille de Leyde）一样连回自己，或卷曲成螺旋形。但它还是资本吗？“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作为一种策略，这是一个完美的互动公式，它呼吁人们遵守秩序，把所有的问题统统转移到接受终端上去。这是一种对人们重新掌握自身命运的理想的戏仿。
帕蒂：这也是对政治解放的嘲弄。对您来说，资本主义就是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在谈到国家时所说的那种冷酷的怪物？
鲍德里亚：这是一个头上顶着社会解放的怪物。现在，资本正在把自身从工人那里解放出来！父母正在把自身从孩子那里解脱出来！俄狄浦斯情结的终结，阶级斗争的终结，在资本主义的庇护下，一切都如愿以偿。所有的潮流都在发生反转。过去的谈话都是与自由、解放相关，都是与宿命如何尽可能转化为自由相关。而今，非常明显的是，伟大的解放浪潮仅仅是一种给奴隶提供虚假的权利和自由的最好方式。
强制性互动：通过评价和所有其他的即时反馈手段，时下大众直接介入了事件，他们已变为互动者！我们无一例外地卷入统计意义上的民意调查：被迫充当起同谋。无论喜欢与否，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在自动反馈系统的奴役下不停地互动。为我们提供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从未平等过，我们深受煎熬：这种集体的被迫互动在信息和交流技术的劫持下变本加厉。
这就是为什么在互动场域里不可能提出自由和责任的问题。人们对自己有孩子几乎都大为惊讶（孩子也对他们有父母感到惊讶吗？）。他们对要为孩子负责感到惊讶，就像对许多其他事情感到惊讶一样。他们对必须为自己的生活负责感到惊讶。他们不再心甘情愿，他们缺少信念。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惊讶于拥有一个身体。所有这些都不再有任何真实的基础。它不再把自己作为价值强加给想象或意识，甚至也不再把自己作为幻想强加给无意识。在这一语境中，任何责任或对责任的要求都是不切实际的。他们很可能还会对不得不去寻找工作感到惊讶——就像他们很可能会成为许多毫无意义的网络的中继站，成为一般互动喜剧中不由自主的演员一样——他们仅仅是自动问答机锁定的问题和需要的目标。
帕蒂：至少，他们会对活在与权力的暗中勾结中感到惊讶吧？
鲍德里亚：也许根本不会。因为严格说来，他们与一个不再存在的权力勾结在一起，这甚至更糟。每个人都既是投资人又是撤资人，就像旋转舞台或零和变量几何一样。每个人都参与权力喜剧的表演（如同参与许多其他的社会喜剧或文化喜剧表演一样）。但是我仍然希望这里进行的是一个双重游戏，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人们应该能够阻止这一局面持续下去，切断它，打破双方的共识状态。但是，无论对所产生的意识还是对随之而来的反叛，人们几乎不能抱任何幻想。在历史过程中，如果你抢先行动，创造出一种更快的发展条件，从而引发一种爆炸性差异，那么你就创造了一个事件。在一个像我们所处的这样的内卷状态里，试图加速或矫正系统的做法，会让内卷变本加厉，我们受困于此。我们是这一系统自动书写的一部分。当然，存在那些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引发社会剧变和悄然反抗强制性参与的诸种无意识形式。比如，近来逐渐浮出水面的大众意识（无意识）里的一个（老牌的68式）理念，即消费是一场骗局。
帕蒂：于是，消费者取代了公民。不过，正如您在1970 年的书中所指出的，强烈的负罪感一直伴随着这种新的享乐主义行为。
鲍德里亚：即使在底层消费者那类似爬行动物的大脑中，再清楚不过的是，在面对强权经济的最后通牒时——消费，只有消费，否则这一机器将停止运转——消费者已经变成了人质，变成了实验动物。在全面动员了工人、士兵乃至公民参与普选（以你喜欢的任何方式投票，但必须投票！）后，我们现在要动员消费者了。当有人想要扭曲需求，将其作为社会义务进行支出时——也就是要从消费者那里敲诈言论、选票、性和幸福时，人们意识到，他们拥有与这一系统相关的“栓塞性”力量。于是，一种新的潜在的反抗形式出现了：简单地说，就是更少消费——不是出于良心上的反对，甚至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决断，而是出于一种自我防护的反应。
在这里，对现代性口号——增长和福利——的痛苦修正是可以预期的。这是一种修正主义。这种拒绝消费的态度，在以自由市场为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者眼里，是一种对社会的背叛。一场新的阶级斗争正在展开（如果牛群不想吃草，那要怎么做黄油呢？）。
帕蒂：也许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要出现了。可逆性也可以采取经济领域的重建的形式。我正在思考血液被污染事件、疯牛病、石棉……
鲍德里亚：这还是政治经济学吗？我想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术语已经混淆了它们各自的定位，也就是说，它们内爆后彼此渗透。我们在为历史或政治经济学收拾残局，我们所处理的是两个世纪以来的资本和生产的废品，包括人类的垃圾。在过去的30 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令人沮丧的经济和政治中——这很明显涉及某种抛弃——在没完没了的回收、清理和涤除的工作中，从事废弃物的管理，这也包括了人类物质，不仅是社会的维度，而且是物种遗传资源再生的维度。整个现代制度开始忏悔，并且假定了一个受害者的视角，就好像我们正在处理一场人类已有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灾难，正在处理灾难的重演。我们都是这一虚拟灾难的非个体化的受害者，都是资本和历史的恶果的受害者，在这一恶果中重现为它的症候和各式各样的废品。因此，我们所参与的对现代性的痛苦修正，被我们所有欲望的无条件解放所排斥。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身处一个彻底的修正主义社会。
当前，整个世纪都在哀悼和忏悔它曾渴望和接纳的所有解放，哀悼和忏悔它曾冲破的所有边界——一切都遭到践踏，如今变为孤家寡人。现代性的所有收获和解放的衰退——乱性、吸烟、酗酒、超速、堕胎等活动，现在都转入了地下，注定要被禁止和驱离，被剥夺居留许可或关在指定地点。一场普遍的修正主义运动和一股强大的浪潮正朝另一方向涌去——对于未来几代人来说，这无疑将成为他们无从知晓的事物（天堂或地狱）的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说，至少这些东西还曾一度存在过。但是，随着禁令的落实，它们将从循环中消失，甚至无从显现。同样地，所有的现代性理想，所有的启蒙理想，所有的幸福、美好、自由理想，它们的具体实现相当于一场暴力的去升华。所有被解放的东西眼下正在被清算。
帕蒂：那么，人们难道不能从解放中获得自由吗？
鲍德里亚：解放的矛盾在于，获得自由之人永远不会是你想象中的那些人：儿童、奴隶、妇女或殖民地的人们。总是别人从他们那里解放自己，以自由和启蒙的名义抛弃他们。因此，孩子们格外关心的是确保父母不会停止做父母，或者至少使他们尽可能晚地去这样做。因此，人们共同关切的是，恳求国家不要停止做国家，迫使它承担起自己的角色，而它却在不断地试图放弃这一角色——并且理由充分。国家正在不断地“解放”公民，敦促他们照看好自己——这是他们通常根本不想做的事情。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都是潜在的巴特尔比（Bartlebys）：“我宁愿不要”。自由！担起责任！为自己负责！——“我不想”。宁愿不要，也不愿做某事（菲利普?兰肯［Philippe Lan?on］，《解放报》）。宁愿不再做、不再奔跑、不再竞争、不再消费，也不再以任何代价获得自由。所有这一切都成为现代性的忏悔模式的一部分，是一种微妙的冷漠，它感觉到责任的危险，以及自由过于美好，令人难以相信。因此，当前赢得胜利的有关情感、家庭、政治和道德的修正主义，可能呈现出对自我或他人的“保守的”仇恨的更暴力的方面，这是解放的暴力之后幻灭的产物。这一逆流，这一“退化”的再升华，是马尔库塞分析的退化的去升华的当代形式，也即一种结果。毫无疑问，自由并不简单，解放更是如此。
然而，作为现代性的狂欢，自由的狂欢显然是矛盾的，其中既有最好的也有最糟的；对现代性的痛苦修正，对现代性的理想和幻觉的痛苦修正，也必然是矛盾的。因此，所有已获得的自由都在逐步被终止或“翻修”，市场自由弥补了其他所有自由的缺失。但是（行为上的，如果不是法律上的话）性解放的终结可以用各种方式加以评估，有些“保守的”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比如，人们似乎已经彻底摆脱了消费和花销的自由。他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其中的陷阱。而我们拥有的则是一场新的储蓄活动（各种形式的收回和撤资），并且它已经改变了意义。相对于一般的驱动力而言，节俭一度是守旧的和反现代性的，而如今它却成为顽强的小储户运动的一种武器。消费罢工了：一种对强制的自由流通的最后抵抗。由于他们无法从自由流通中抽身而去，所以他们撤资，取消部分需求。对车轮润滑造成巨大阻力；本能的管制，反抗强制地放松管制（我们都是填鸭式喂养的鸭，相比之下，动物从不会吃到撑）。如果人们不再有消费的意愿呢？如果他们不再想要“自由”呢？这完全是保守的、政治不正确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现代性的必要修正是模棱两可的，它有时是一种微妙的革命。现代性的终结确切地说是一个攸关时刻，一个所有进步、成长和自由的努力都变得喜忧参半的时刻。那正是左翼和民主失去根基之时，而且每一种明显的进步（包括自由和人权上的进步）都必须被评估，看看是否属于另类的含混和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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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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