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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用有趣故事讲透深奥经济学原理的书。不同于一般经济学书籍动辄使用复杂的数据和深奥的公式，本书作者郭凯虚构了一个普通的小人物“王二”，他一会儿是佃农，一会儿是进城的打工仔，一会儿又摇身一变成了小企业老板或写字楼里的小白领……王二买火车票，卖粮，买地，盖房子，装修，记账，打工，开公司，上五险一金，去香港打酱油……总之，他是中国普通大众中的一员。
小到超市购物，大到买房置业，我们每天都在做出经济决策，朦胧中也都感觉到自己的决策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但究竟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比如，人民币升值让普通人的财富增加还是缩水？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大，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也未必全搞得清楚，更别提给普通老百姓说明白了。郭凯却用王二的故事轻松地说清楚了，他具备那种洞穿池底的本事。
透过王二时而平淡、时而光怪陆离的故事，作者把中国重大的经济问题信手拈来，把本来深奥的经济学原理活灵活现地呈现给读者。读懂了王二，就读懂了经济学，读懂了中国。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专注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问题的研究，专业方向为国际金融和中国经济，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副司长，专业背景过硬。他有多年在网络上写作经济学科普专栏的经历，善于用普通人听得懂的语言讲透高深的经济学逻辑。
推荐序
第 1 章 如何看待收入分配不均
第 2 章 该不该对月饼征税
第 3 章 房地产那些事
第 4 章 是否给汇率松松绑
第 5 章 货币政策的难题
第 6 章 经济政策的误解和真相
第 7 章 发展模式之争
第 8 章 在世界的舞台上
后记
第一章 如何看待收入分配不均
导言
收入分配问题，也许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最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收入分配的不均，正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体现其在人群中产生的张力。
比如说，过去每到春运时节，火车票价该不该涨就成了一个话题，因为春运要乘火车回家的人多，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一票难求。现在虽然也许春运的火车票不再那么紧张了，但类似的问题还是处处存在的，比如说在一些大城市机动车的车牌是不是应该价高者得？医疗资源是不是应该价高者得？优质教育资源呢？总而言之,只要存在供不应求，是否应该涨价就是一个问题。对于任何一个了解经济学的人而言，供需产生矛盾的时候通过价格来调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春运期间，要回家的人多，火车运力少，要平衡这种缺口，选择车票涨价似乎是很自然的。这也是不少经济学家——很多是非常有名而且充满了善意——所支持的方式。《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稀缺资源）的分配》就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僧多粥少，而且所有的人都在挨饿，是不是出价最高的人吃饱肚子、出不起钱的人继续挨饿就是合理的？虽然，这样来做类比很自然地会让人觉得我更倾向于不提火车票价，我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没有那么“民粹”（对了，民粹也是我极力反对的）。我只是在善意地提醒：不是简单地用价格把供需弄平衡就完事了，座位分配给谁同样重要。
《富人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则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扩展了供需不平衡的事情。贫富差距不是简单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也不是简单的“富人锦衣玉食，穷人饥寒交迫”，大家不相往来就是了。一些人甚至觉得，如果中国人能不“仇富”，事情就简单了。“仇富”确实没必要，这点我下面还要谈，但是贫富差距的一个结果就是，富人会挤出穷人，不是用刀用枪，不是横行霸道，而是通过最简单的市场机制：价格。请不要误解，我完全没有反市场或者反对用价格分配资源的倾向，我只是在说，贫富差距正在用各种方式形成张力，其中就体现在价格上。这件事情的危害在于，当人们对这些张力无法容忍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反对他们最直接能看到的东西：价格。这样可能会造成很多改革的倒退。我在《一碗水端平和收入分配差距难题》里就说了一个很具体的担心：我们的不少收入分配差距不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市场经济。比如说，文章里提到，我们的利率是管制的，汇率也是。这些看起来对所有人都一样的政策，在无形中其实偏袒了一部分人，同时让另外一部分人受损。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不应该是加大政府的角色，人为地去再分配，而应该是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在这里就是利率和汇率的改革。
《王二的财路和收入不平等的治理》试图消除一种过于简单的看法：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都是贪官、奸商和官商勾结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本身一定就是坏事。这种简单的看法作为茶余饭后的牢骚话可能无所谓，但如果演化成“仇富”和反对市场，那可能就有害了。一个成功的社会必须有成功的人，必须给成功的人应得的回报。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不那么成功，这样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自然的。但是，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又不是那么彻底，所以才有了贪官、奸商和官商勾结这些事情。这也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这种拉大是不应该发生的。这篇文章想要更加强调的一点是，这两种力量可能发生在同一批人身上。换句话说，中国的成功者或者富人，其财富里可能既有其应得的部分，也有其不应得的部分。因此，简单的“仇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强力的再分配不是，去区分好人、坏人也不是，因为黑白分明的好人和坏人很少。应该消除的是不合理致富的土壤和环境，而不是富人或者收入分配差距。
《王二的水井和中国的油价》看起来讲的是油价，但和收入分配是密切相关的。社会上对油价上涨存在普遍的反感，认为这是压榨老百姓，把钱转移给已经很有钱的石油公司，因为很多人看到的只是石油公司的巨额利润。其实，石油公司的利润中是有不同部分和来源的，这些利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则不合理，不能混为一谈。这篇文章想要说的是，你不能把合理的利润给挤掉，而是应该保留合理的利润。成品油价随着原油价格上涨和下调，恰恰是属于合理的部分。而且，更高的油价还有利于环保。仅仅是看到石油公司利润高而反对油价上涨，虽然也许能起到减少利润的效果，但这种做法本身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而且还会让正确的改革发生倒退。
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
（稀缺资源）的分配
某地发洪水了，道路被阻断，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不久，就有不少人断炊了。王二是个开粮店的，所以手里有点粮。王二决定开始施粥行善，解决灾民一时的困难。王二面临的问题很现实也很严峻：有1000个人需要吃饭，但是王二只有100个人的粮食。
王二为此事感到很苦恼，100个人的粮食分给1000个人，给谁还是不给谁？王二的儿子学过一点入门的经济学，觉得此事很容易。他说：“爸，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价格越高，需求越少。最好的方式是，你不应该施粥，而是应该卖粥，卖给出价最高的那100个人。这样事情不就简单了？大家也不用排队，也不用打架，你也不用担心分给谁不分给谁，看不见的手都替你搞定了，人家亚当·斯密几百年前就把这件事情想通了。你看，还是学点经济学有用吧？”
王二觉得此事不妥，说：“你这不是让我去赚黑心钱吗？而且，这样一来，最后粥不都让那些家里富裕的买去了，穷人不就只能挨饿？”
儿子的回答很简单：“爸，你怎么就想不明白？你不卖高价，人拿去了之后，照样能转手高价卖出去，最后还不是一样？这就叫黄牛。再说，你卖粥的价格公开透明，又没有公开歧视穷人。穷人要是真饿了，一样也会愿意出高价；不出高价，说明人还没有饿到非吃不可的地步。你不用觉得有什么不安的。”
王二还是觉得不妥，说：“我还是先来先得，免费施粥吧。这样，我觉得更公平一点。”
王二的儿子立刻说：“爸，这一点也不公平！凭什么先来的就是最需要喝粥的？先来的都是那些时间最不值钱的。而且，这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很多人都要排上一晚的队，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最后，你还是不能阻止人拿到粥之后再转手卖掉，最后粥不是还会落在愿意出高价的人手里？你想违背经济规律，最后解决不了问题，还增加了麻烦。”
王二说：“麻烦就麻烦吧。我觉得先来先得更合理，你别多说了。”
过去每年到了春运时节，火车票该不该涨价就成了一个热门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不仅限于火车票，更适用于所有的稀缺资源应该不应该涨价，比如说医疗和教育。需要看明白的是，火车票价问题实际上是有限的火车运力如何在人群中分配的问题。有1000个人想坐火车回家，铁路系统只能提供800个座位，谁上车谁不上车就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事实上，给定供不应求这个基本的矛盾，火车票的分配是不存在“完美”的解决方案的，因为无论怎么解决，最后都会有200个人不能坐火车回家。任何觉得自己有绝妙方案解决车票问题的人恐怕都得虚心承认，其实不存在绝妙的方案。
面对供不应求的情况，最经典的解决方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就是提价。物以稀为贵，火车票稀，所以贵，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那些主张提价的建议是完全有其合理的一面的。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火车票提价是有分配后果的。这里面有两层不同含义的分配后果。如果整个人群的收入都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只是他们坐火车回家过年的意愿，那通过提价，可以有效地让那些最想坐火车的人最终买到票，这样的分配后果恐怕无可厚非。问题是，我们的人群收入不完全一样：有些人很有钱，有些人一般有钱，有些人没什么钱。在我们很轻松地提出通过价格手段挤出200人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这被挤出的200人不会是一个随机的群体。因此，第一层次的分配含义是，通过提价，我们挤出的是不是恰恰是社会里的弱势群体？这就是王二所担心的，如果他让价高者得，会不会最后没粥吃的都是穷人？
还有就是，即便是那些可以最终买到票的人，提价之后，他们都必须付更多的钱才能回家。因此，提价的另一个分配含义就是，乘客要给铁路总公司交更多的钱。和王二一样，铁路总公司确实得回答是不是在赚黑心钱的问题。
因此，反对火车票提价的人也是有理由的，而且他们的理由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比支持提价的人更弱。
有人会说，等等，反对提价的理由似乎适用于任何商品。难道说任何时候提价都得考虑分配后果？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这也是通货膨胀是经济面临的一个大敌的原因之一。不是所有人都在通胀的时候受损，通胀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所以通胀往往会有严重的政治后果。但应对通胀的办法当然不应该是限制提价，而是从根源上消除通胀，比如说收紧货币。
回到春运火车票的问题，春运火车票至少有四点使得它很特殊，使得它不同于一般的商品。
一是春运回家的需求是一种弹性很小的需求。虽然说春运是一种刚性需求恐怕过分了，刚性需求是指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回家，但一般人大概都会同意，春节团聚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重要，因此不会因为票贵一点就不回家。这意味着，如果通过提价来抑制客流，那价格必须提得很高才可能奏效，这就加剧了前面提到的分配问题。
二是春节回家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回家或者不回家。房子也是必需品，但房子贵了，你还可以选择买得小一点，住得远一点，而不是完全没有房子住。回家不一样，你不能选择回一半家，只能是回或者不回。因此，火车票提价和水价提价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水价提价的结果是所有人可能都会少用一点水，最后达到节水的目的。火车票提价的结果是硬硬地用价格挤出200人，而不是说1000个人每个人少坐20％，这还是加剧了前面的分配问题。
三是铁路的供给是不对价格敏感的，不论短期还是长期。正常的商品，如果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很快供给就会上来，然后把价格拉下去，因此价格的上涨是一个正确的价格信号，可以拉动供给。但是，铁路是个垄断部门，铁路运力的增长恐怕和价格没有关系，全是按照计划来的。
四是春运票价的水平并不直接影响经济效率。水价定低了，会造成水的浪费；电价定低了，会造成电的浪费；春运票价定低了，不会造成运力的浪费——没有人会因为火车票便宜就多坐几次火车的。
归根结底，春运票价的辩论不只是一个价格问题的辩论，更是一个分配问题的辩论。我在后文第三章《房地产的那些事儿》里花了很大的篇幅想要指出的一点也是，房价也有着类似的特征——不仅仅是价格问题，更是分配问题。
用非价格手段解决分配问题往往会有各种负面的影响，就像王二的儿子列出的那些理由一样，我本人在绝大多数时候也是反对这些做法的。照顾低收入群体的最好做法当然是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不是压低菜价、水价和电价，还有火车票价。但是，给定我们的分配现实，给定我们还没有给低收入群体和民工群体发放火车票补贴，给定我们火车的运力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大的改善，给定政府确实还掌握着车票的定价权，火车票不提价或者少提价可以是一个折中方案。我喜欢这个结果吗？一点也不。提价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吗？我觉得非常不一定。
不同的人对王二和王二儿子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认可程度，但是清楚一点很重要：他们看重的东西都不是可以轻易置之不理的。双方都应该尊重对方的观点。
页 数：288
开 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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