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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


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

作  者:梁启超 著,彭树欣 选评

出 版 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04月

定  价:79.00

I S B N :9787532599073

所属分类: 哲学•宗教  >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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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书荐

TOP内容简介

  1920年代,梁启超倾注全部热情的三十场讲演:关于教育的出路,和青年的自救。这些问题依然是我们现在关注的焦点,梁启超的声音跨越了一百年,如今听来格外温暖、振聋发聩。

  本书全面收集梁启超关于教育和青年主题的讲演稿,时间跨度为1914年至1927年,共30篇,附录一篇。精校整理,并加前言、导读、题解、简注。梳理脉络,详解背景,深度关联历史与当下。

  梁启超讲演前经常不写讲稿,讲演辞多由听讲者记录而成。有传说他在打麻将时起腹稿,王森然记载: 学界常请梁先生讲演,而事到眼前,绝不作预备,而是“红中白板”声如故,同座代为着急,而先生笑曰:“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故每赌必输,或有劝止者,先生曰:“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苦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闻者粲然而笑。此虽是趣闻,但梁启超的才华可见一斑,所以讲演才有迷人的魅力和神奇的效果。


TOP作者简介

  梁启超,近代著名思想家、学者、作家、政治活动家。与康有为一起主导了戊戌变法,名满天下;其文字不论内容属于政论还是文化教育,均脍炙人口,万人传颂。在很多学术领域均有开创之功,并创获甚丰。其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修身之学浸润很深,后期致力于提倡以传统的修身之学充实国民教育。

  彭树欣,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致力于梁启超思想及儒学研究,出版有专著《古代人生哲学在晚清民国的生存状况——以梁启超为中心》,整理评注《梁启超修身三书》《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


TOP目录

代前言: 哀鸾孤桐上,清音透百年/刘海滨

导读

1.知命尽性——1914年6月21日在孔教会之讲演

2.君子之养成——1914年11月5日在清华学校演说词

3.我们向蔡松坡先生学什么——1916年12月14日在蔡锷先生追悼会场演说词

4.以自觉心开拓命运——1916年12月15日在上海南洋公学之演说词

5.人格之养成——1916年12月15日在上海青年会之演词

6.良能增进之教育——1916年12月21日在江苏教育总会之演说

7.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1917年1月10日在清华学校之演说

8.读书莫以做官为志——1917年1月15日在北京各学校欢迎会之演说

9.学生之自觉心及其修养方法——1917年1月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演说词

10.一己之人格立,国家方有希望——1917年1月31日在南开学校演说词

11.“知不可为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1921年12月21日北京哲学社公开讲演

12.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1922年4月10日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

13.教育家的自家田地——1922年8月5日为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学员讲演

14.学问之趣味——1922年8月6日在东南大学为暑期学校学员讲演

15.美术与生活——1922年8月12日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演

16.敬业与乐业——1922年8月14日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讲演

17.什么是新文化——1922年8月31日在长沙第一中学

18.为学与做人——1922年12月27日为苏州学生联合会公开讲演

19.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1922年在南京金陵大学讲演

20.治国学的两条大路——1923年1月9日为东大国学研究演讲

21.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1923年1月13日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22.怎样的涵养品格和磨练智慧——1924年6月在清华学校讲演

23.政治家之修养——1925年12月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研究会所作讲演

24.创造新学风——1926年11月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

25.蔡松坡与袁世凯——1926年12月25日在清华大礼堂讲演

26.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1926年12月在北京学术讲演会及清华学校讲稿

27.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1927年2月5日在司法储才馆讲演

28.学问的趣味与趣味的学问——1927年3月5日在司法储才馆讲演

29.知命与努力——1927年5月22日在华北大学讲演

30.最后的谈话——1927年初夏与清华研究院学生同游北海

31.附录:读书法讲义——1927年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国语科所作


TOP书摘

代前言:哀鸾孤桐上,清音透百年

  刘海滨

  一百年前,1920年代,70后的梁启超(生于1873年),有些要紧的话不得不对90后、00后们说。此时的梁任公不过四十多岁,刚刚从政治旋涡中全身而退,专心投入教育事业。他汲汲惶惶,一面力图改造学校教育[ 1917年之后的梁启超,欲在教育改革方面做出一个榜样,以推动全国学校的转变。他先是想改造上海的中国公学,继而欲筹建文化学院,开创一个全新的高等教育模式,后因经费等原因中辍,退而求其次,谋求在现有的大学之内开辟一块试验田,斟酌选择之后落实在清华大学。1925年清华学校改为大学,分设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而研究院就是以梁启超为主导发起和设计的,其他几位导师也是梁启超推荐的,每年招生三四十个有大学学历者入院深造,目的是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加入古时书院的德育精神及修身方法,走出现代教育的新路。梁启超一生主办的两所学校,一头一尾分别是湖南的时务学堂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前者是清末最早的新式学堂,造就了一批革命志士和民国栋梁,后者逆流而上,开创了一股清新的学风,一直影响到现在。],一面到处讲演[ 1917年从政坛隐退时,梁启超曾制定了一个讲演计划,周游各地,每天一场讲演,每地停留一月,打算用三年时间覆盖全国。后来虽然没有完全照计划进行,但他见缝插针的讲演从未止歇,一直到去世。],目的只有一个——救救青年:“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教育改革是根本,但是很慢很难:“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讲演则直接向青年喊话,是为了救急:

  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方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为什么这样急呢?得从头说起。

  两种新文化(梁启超与章太炎)

  梁启超二十来岁追随康有为搞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继续办报纸开专栏,宣传新思想,联络海外华人团体,声名掩盖其师。与之齐名的还有一位太炎先生(1869年生)。在杭州诂经精舍读书的青年章太炎因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加入康有为“强学会”学习西学,继而到上海担任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记者,成为宣传维新的健将。变法失败后两人逐渐分途,章太炎1906年到日本主编《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分庭抗礼。

  梁章的分手,表面上看是政见不同,一个追随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一个与孙中山结盟,倡言反满革命,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为学的路径有别。(在政治主张上,梁启超并非拘泥不化,“保皇”与否实随时势而变,除追随康有为的一段时间外,戊戌前即持革命论,辛亥后又转而支持共和,次年参加民国政府,后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梁启超均积极策划兴军讨伐,实为再造共和的元勋。)

  从师承上看,梁的老师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家,托古改制,又是西学的倡导者,其学问根柢则是陆王心学,而任公一生得益受用亦在于此;章的老师乃是清代朴学家俞樾,注重古文经学和训诂考据,太炎的主张虽有前后期的不同,其一生学术路径实奠基于此虽然章太炎因为倡导反满革命,曾发表《谢本师》与其师公开决裂,乃是表示政治立场的相异,并非学术的反叛。。两派的区别并非仅在于方法、见解上,更本质的是做学问的路子不同,简单地说,前者重实践,后者重知识。中国文化的主脉(根本精神)是以实践为主,知识则是为实践服务的,实践与知识是“本与末”或“体与用”的关系。实践有不同层面,如《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又以修身为根基,此即“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心性之学尤其发达,但是并非空谈心性,而是立足于修身实践,在此基础上治理家、国,乃至天下。到了清代中叶,注重知识的一派逐渐兴盛,此即号称朴学的乾嘉学派,此虽有其历史原因及效用,但就文化整体而言,则是支派暂时盖过了主脉,是中国文化衰落的表征。适逢清末以来西学涌入,现代西方重知识和科学的风气与之不谋而合,于是乎附庸蔚为大国,知识派成为主流和潮流。

  基于对现实的不满,特别是甲午海战的惨败,当时不管是实践派还是知识派,同样号召引进西学、学习西方。青年章太炎之所以亲近康梁,参加维新运动,也是由于双方变法图存的目标一致。所以章梁在二十世纪初引进西学、宣传新思想方面形成合力,引领时代潮流,而在此风气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即为80后“新青年”,章梁则同为实至名归的青年导师。但表面的合作并不能掩盖二者路径的差别。这不但表现在章梁论学相异,章太炎因不满于康有为门下以圣贤自期(在章看来,师徒是以圣贤相互标榜),乃至与康门弟子产生肢体冲突,愤而离开《时务报》(但章梁此后并未断绝交往),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 章太炎说自与梁启超等人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又说康有为自号“长素”,弟子以教主目之,门弟子且有自号“超回”“轶赐”者,“狂悖滋甚”。从修身之学而论,康有为本人或有自认太过,求名务外之失,康门弟子也不免工夫不落实,流于标榜门户,乃至有猖狂恣肆者,这也是后来梁启超自我反省的内容之一。但此属修身工夫层面的不足,康梁之学与章太炎的知识路线相比,毕竟有内外之别。],其本质分歧则在于章太炎的知识路线认同“六经皆史”,而把心性实践为本的经典当做历史资料,将圣贤仅视作历史人物,因而无视由修身实践达致的圣贤境界有超出常人的一面。另有一例,梁启超1897年在湖南办时务学堂,发挥今文经学而为民权革命论之外,又以陆王心学的修身工夫勉励诸生,其效果,除了一班师生后来投身革命多半捐躯据梁启超说,时务学堂先后招生两班,每班四十人,唐才常等为助教。“当时同学于书本子学问之外,大家对于做人方法,非常注意,所以后来人材很多。”1900年唐才常获得梁启超、孙中山支持于汉口领导起义,与班上同学二十多人一同殉难。到1911年时,头班四十人中“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还培养出了蔡锷这样的民国砥柱,此是后话。

  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通过深入反思(大约在1900年至1903年),明确认识到个人修养是一切行动的根本,为政者如若缺少自我修养工夫,则内心无主宰,行动无根柢,固然不可能成功;为学者如无修身工夫,则知识愈多,恰为作恶的工具。并且从自身做起,效法曾国藩,给自己订立了严格的改过迁善的日课。究其实质,这是其修身为本的为学路径经过了现实的磨砺,得以确认而升华(首先是从观念上明确修身为本,进而落实到实践中,在自我身心上切实用工夫)。1903年梁启超游历北美,所见所闻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偏重知识科技、轻视内在德性修养是现代化的一个弊病,必须及早修正。此后他将自己为学的宗旨确立为以道德统摄知识,即以传统的德性修养为本,吸收现代科学和政治成果。对个人而言,首先从自我修养做起,回到传统修身为本的正路上去,在此基础上吸收和消化西学;于社会而言,则是一面提倡根本意义上的传统道德[ 现代语境下一般人理解的“道德”与古典的道德,并非一回事。简单地说,传统文化中的“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德”是道在具体事物中的呈现。因此德一方面与道相连通,一方面又是某一事物之为此事物的根据,类似于现在说的某一事物的本质。如果没有德,某一事物就不成为它自己了,因此一个人如果没有德,就不成其为一个人。德需要人的自我修养才能开显出来,进而上通于道,这个修养过程称为修身,所以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因此道德修养是人的第一需要。现代语境中的道德,一般是指为了维系社会秩序而对个人的伦理要求,进而固化为社会行为规范。这里的德不再与道相连,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上通天道,与道合一的途径也湮灭不彰;与古典的道德相比,成了无源之水。现代德育一定要重新接通这个源头,才是有生命力的,才可以在人心中落地生根。],一面增进现代知识。此为梁启超的“晚年定论”。换言之,章梁早前合作,其共同点是在改造社会和吸收西学,后来的分途是因为梁启超及早修正了自己的道路,欲以传统道德驾驭新知识。

  以此为分水岭,1903年之后的梁启超在青年中的影响迅速回落,这从此后《新民丛报》逐渐式微可以想见。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此时章太炎因为激烈鼓吹反满革命被投进监狱,声名大噪,而其同时期出版的《訄书》重订本中,新增有《订孔》一篇,矛头直指孔子,乃至称为“支那之祸本”。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到日本主持《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对垒,很快《新民丛报》就停刊了。此后的章太炎一身独任革命先驱和青年导师二职,后来《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及“五四运动”积极参与者,包括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沈士远、沈兼士、朱希祖等(除后两位是70末,其余都是80后),都是1906年后章太炎在日本的入室弟子。

  为什么有这样强烈的反差呢?按理说,此时的梁启超并未放弃对西学的宣传,只是增加了提倡传统修身之学,至少是更全面了,但这却是梁启超很快被冷落的原因。当时的现实是,知识和西学的新潮正裹挟人心,因为常道的衰落,致使对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缺少体认,现实的压迫又使得将国力衰弱简单归因于文化,甚而直接归罪于道德。于是片面地学习西方的知识技术,普遍轻视贬低传统道德。梁启超此时转而宣扬学习西方应以传统道德为根基,在激进派看来,无异于倒退。因此,新成长的一代80后青年为什么会舍梁就章,就不难理解了。

  可以说,章梁曾经合力引领了一个时代“新青年”的出现。当梁启超看到其中的偏差,力图修正时,却发现“新青年”们已经羽翼丰满,走上了反传统的道路。“五四运动”的主角,即《新青年》杂志群体,是以章太炎为前导的(这一点几乎是共识,如曹聚仁就说过章太炎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不祧之祖”),其与梁启超所倡导的返本开新的思路不同,其最显著的标志即“反孔”反传统倾向。同时应该看到,“新文化运动”初始之时众声喧哗,具有多种发展可能,只是这一派声音最响,五四之后逐渐占据主流,再之后成为时代潮流。

  换言之,有广义、狭义两个“新文化运动”,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清末以来,因时代环境的巨变而兴起的文化更新运动,包含西学的引进和中学的更新两方面内容,当时许多文化名人,都在其中起到推动作用,而梁章的作用较为显著。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分歧逐渐彰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条路径: 一是强调中西或古今的对立,以传统文化为现代化的障碍,号召从语言文字入手,彻底改造文化和教育,此为《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所谓一校一刊)团体为主的一派(以下简称激进派,或北大派),由此发展为激进的反传统潮流,此为狭义的“新文化运动”,或可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则以传统文化中的修身之学为本,吸收西学,促进固有文化的更新,其宗旨可概括为“返本开新”。此一路径以梁启超为代表。1912年梁启超回国参加民国政府,卷入政治旋涡之余仍不忘抽空讲演,宣传自己的主张,1917年退出政坛投身教育、制定讲演计划则几乎与《新青年》创刊同时,这种声音其实一直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只是后来被“五四新文化”所掩盖[ 因梁启超与清华的密切关系,而其创立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为了贯彻这一路径,与北大派相对照,梁的这一派或可称为清华派(这里只是取其大端,实际上清华研究院的其他几位导师与梁启超的路径仍有差别,梁启超更注重心性修养,其他几位则侧重文史,但作为与更偏重知识和反传统的北大派相制衡的力量,则是梁启超的友军。详见拙文《常道与常识: 重估梁启超之路》上篇之三《同道与异调》)。相对于“五四运动”激越的北大声音,梁启超为灵魂的清华之声则如清婉低回的凤鸣,透过百年历史,久而弥新。]。

  这两条路径并非截然相反,而是同中有异。不仅求新求变是二者共同的特征,而且同样主张大力引进西学,其根本分歧则是对传统的态度。进一步分析,“返本开新”并非通常所谓“守旧”(这正是激进派喜欢扣的帽子),而是区分传统中的不同层面,对于其核心层修身之学,认为是民族文化的精魂,不可变易,此即“常道”;对于传统文化的外围层,即应用于现实生活的知识、技术、制度、器物等,认为应该因应时代、与时俱进,学习西方恰可促进自身的更新,此为“常识”。两派的共通之处在于都积极推进常识,认同引进西学对于常识建设的重要性,不同的是,“返本开新”派认为建设新常识并不需要打倒传统之常道,相反应该重新回到常道。再进一步,产生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否承认在实用的学术之上有一个道德的根本,即常识之上还需要有常道为本,以常道统率常识。这其实是现代化的普遍问题。正如梁启超1903年游美,1918年旅欧所见,西方现代化以来走入了一个误区,就是偏重身体的、物质的生活,而轻视心灵的、精神的生活,表现在社会层面则是科技的发展、宗教的隐退。如前所述,清代以来发生的重视知识、忽略心性的“朴学”潮流恰好与此应合,于是承袭了这种潮流的中国学人,因为本已对传统文化的心性、道德层面产生了隔阂,很自然地全面拥抱现代西学,对于西方人本已不甚重视(但始终还在)的心灵、宗教层面则置之不顾,由此心理,对于传统文化的核心层面心性之学、修身成德之教也就弃之如敝屣(以上参见拙文《常道与常识: 重估梁启超之路》,载《原学》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而下一代的“新青年”们则是在国内新式学堂受教,且多有留洋背景,对西方宗教固未曾留意,对于传统的隔阂更深,喊出“打倒孔家店”就是自然的了。

  向“新新青年”喊话

  1917年前后,梁启超看到这种倾向愈演愈烈,忧心如焚,“今日中国实已陷于最危险之时期”,“中国社会之坏,实由十年前之青年堕落所致”,因为“有知识之人而为恶,其流毒甚于无知识者百倍”,矛头直接指向80后一代“知识青年”特别是留学生精英们。此时已是“新青年”的天下,接踵而至的“五四运动”更使得“新青年”们牢牢控制了时代话语权。梁启超转而寄希望于更年轻的一代,越过80后直接向90后、00后喊话,希望为“五四”纠偏,为将来的中国文化校正方向。

  然而此时激进反传统的大势已成,在激进者眼里,不仅梁启超成了“反动派”(唐君毅回忆当时的北大青年听到梁启超的讲演,“替他加上一个罪名叫做‘军阀的变相的走狗’,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是骂他的……青年都说他讲的是过时的,说他所讲的东西都是带点欺骗性”),连章太炎、胡适都落伍了。章胡也先后意识到早先的主张不免偏激,认识到传统不能一概打倒。早在“五四运动”之前,章太炎的学术方向已然发生变化,从1914年再次修改《訄书》开始,章太炎调整了自己的主张,虽仍保留了《订孔》等篇,但调子已大为缓和,且将书名改成较为平实的《检论》,而逐渐回归“国学”研究。胡适也于1923年前后提倡“整理国故”。但需要区分的是,章太炎、胡适的整理国故,依然是落在知识的层面,与梁启超的返本开新途径不可等量齐观。这从鲁迅对于二者态度的区别也可稍窥端倪。鲁迅暗讽胡适“踱进研究室”;在悼念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评价老师,一面高度赞扬他作为革命前驱的作用,一面说他“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和时代隔绝了”: 其中固有师友的“旧谊”,其批评的重点乃在于他们倡导的书斋中的学术研究,是从现实行动中退出来,与民众隔离。对梁启超,则近乎斥骂,“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发表于1925年的杂文,题做《导师》),阵营不同的背后,透露出的是因路径相异导致的深层隔阂。

  虽然梁启超回天无力,但是从另一层面看,正所谓功不唐捐,少数沉潜渊深者别有会心,如后来异军突起的新儒家群体即是“返本开新”路径的承继者: 梁漱溟(1893年生)自述早年深受梁启超的启发;钱穆(1895)勉励学生学习梁任公“做第一流的学问”;在香港创办的新亚书院以“为学与做人融通为一”为宗旨,与清华研究院办学理念一脉相承;贺麟(1902)亲聆且笔录了梁启超在清华的讲演,在二十年之后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中盛赞梁启超“终身精神发皇,元气淋漓”“不忧不惧”,可见濡染之深;唐君毅(1909)后来走上这条道路也可说是间接受其影响(他虽然听过梁启超讲演,但受当时北大风气的熏染不免心存轻慢,后来回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梁漱溟和欧阳竟无,而此二人正是与梁启超关系紧密者,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讲学时曾连续一个多月在欧阳的内学院听讲佛学)。梁启超所引领的返本开新思路,在“五四”时期就是一种平衡的力量,后来在新儒家那里发扬出来,成为沧海横流之中流砥柱。其后部分新儒家学人辗转海外,为中华文化保留了一线血脉。而本书中出现的其他当年听讲者的名字,如周恩来(1898)、梁实秋(1903)辈,也在激进狂潮中起到过重要制衡作用,在另一种意义上影响了历史进程。

  诸君猛醒啊!

  梁启超讲演的主旨,首在激发青年的危机感,唤醒青年的自觉心。对于时代环境的恶化,梁任公感受之强烈可谓沦肌浃髓。清末积弊已久,表现为政治腐朽、礼教僵化,民气不振,经过广义的“新文化运动”,风气为之一变,青年成为时代的风向标和引领者,而路径偏差的后果也愈益显发出来。梁启超参加民国政府的数年间,目睹种种人心险诈、丑类恶行,社会普遍的道德堕落,深为青年担忧。1917年1月,与蔡锷组织护国军倒袁成功,刚刚经历民国的失而复得,乃至自己生死考验的梁启超回到北京,惊魂未定,面对热烈欢迎的京中三千多名青年学生,不禁感慨万千:“今诸君以血气未定年龄,日在此万恶之社会中,与群魔为缘,其危险真不可思议!偶一不慎,堕落将不知胡底,遑论匡救时弊哉!”

  这种状况“五四”后到达一个顶峰:“盖自‘五四运动’以后,青年的精神,一方面大为振作,一方面也就发生弊端。”振作是因为自我意识的凸显。伴随着科学民主的,是独立自主的价值观,和冲决罗网的时代风气,一扫乾嘉以来老大帝国和文化衰蔽的沉沉暮气。弊端呢?“社会上对于青年可算是宠极了,然根柢浅薄的人,其所受宠的害,恐怕比受辱的害更大吧”,所谓“根柢浅薄”正是缺少修身之学的培养,人格不能挺立,这样的“个性自由”被鼓荡起来,很容易变成肆无忌惮乃至人欲横流。其根源在于现代化片面强调人类生活的社会性和物质层面,蔑视甚至践踏灵性和信仰,人格挺立、文明建立的道德根基遭到破坏,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了;文化遭摧残、断裂的后果要迟一些时候才能彰显,其直接的结果则是青年的人格堕落:“我看二十年来的青年,一批一批的堕落下去,真正痛心得狠!”“近年来的青年,好像海潮一般,一波一波的往下底降。”

  基于对“五四新文化”流弊的清醒认识,梁启超重新定义新文化,提出两个先决的要点,一、 在知识上要有科学的理解;二、 在品格上要有自律的情操(《什么是新文化》)。概括言之,“五四运动”与梁启超心目中的新文化相同之处在于提倡常识,其代表是科学和民主(赛先生、德先生);其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对于常道的坚守,所以梁启超希望在此之外还要加上道德自律(有人称之为“穆小姐”,认作“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呼声)。

  对此青年需要有“痛切的自觉”,有了自觉才可能有自救的行动。这种道德自觉心,本是一切人类文明的根基,但是到了现代却成了稀缺品,其障碍在哪里呢?

  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智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中国这种饥荒,都闹到极点,但是只要我们知道饥荒所在,自可想方法来补救;现在精神饥荒,闹到如此,而人多不自知,岂非危险?一般教导者,也不注意在这方面提倡,只天天设法怎样将知识去装青年的脑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故谓精神生活不全,为社会,为个人,都是知识少点的为好。因此我可以说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

  教育的重心完全偏于知识,社会的潮流都是拼命追求知识(以为它能带来财富和幸福),青年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未曾接触过丰富渊深的精神资源,从来不曾体验过真正精神生活的滋味,精神已然贫乏到饥荒,生命之流已然干涸,犹浑然不觉。其根源仍然是前述现代化的根本偏差: 物质生活掩盖了精神生活,导致知识的追求掩盖了道德的自觉。

  梁启超的呼吁,包含对国家前途深切的忧虑,因此对青年抱有渺茫的希望,“国家一线之希望,实系诸二十世纪之新青年”,若青年不能负起这个责任,“前途不堪设想矣”。但是面对青年,梁启超说的是“直接打救自己,间接打救国家”。国家社会的败坏,是因为个人的堕落;只有每个人的自觉和人格挺立,国家才有振兴的希望。“使诸君能开拓一己之命运,则中国之命运,亦必随诸君之命运而开拓”。与个人相比,国家是第二义的,人本身是第一义的,这个逻辑关系不能颠倒(在这一点上,康德意义上的“每个人都只能作为目的,而不能作为工具”的个人主义,与传统学问修、齐、治、平的逻辑次序,其精神是相通的)。

......

  尾 声

  “五四”之后的激越之路,其后果早已展现无遗;中国文化一阳来复之际,返本开新之路才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国的现代化路途,兜兜转转一百年,仍然没有跳脱当年梁启超所面对的,或者预见到、想要避免的问题。学校成为“贩卖知识的杂货店”,做教育、做事业的缺少道德自觉,整个社会价值根基亟待建立。青年的苦闷和彷徨,不正是这些问题活生生的写照吗?

  梁启超的年代,知识化和向外追寻已是深入人心,众人正欣喜若狂地奔向现代化,没有心思停下来想一想。对此梁启超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将来一定会发生很不好的事,并对孩子说你们将来会受极深重的苦。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人类来到了一个转折点,触目惊心,前路茫茫,或许我们可以重新打量,再做选择。

  现在按下重听键,再听听一百年前梁启超痛切而温暖的声音。这一次,我们也许听得懂了。

  2021年3月5日,于海上毋画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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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帧:精装

页  数: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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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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