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技创新与大国博弈

今天，创新日益超越国界，人才跨境流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对海外高科技设施的投资也越来越多。在这个新世界里，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越来越多地涉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其特别重要的合作伙伴。

中国和印度已经拥抱了全球创新，而美国的政策是矛盾的。作者通过对美国技术移民、外国学生和离岸外包政策的深入案例研究，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这些都表明，美国的政策与其说是出于战略考虑，不如说是国内利益冲突的结果，是不稳定的。本书创新性地将美国高科技公司和研究型大学统称为HTC（High-Tech Community，高科技界），它们迫切要求国家开放，然而这些支持全球化的力量正面临来自其他利益集团的抵制，包括劳工和反移民团体，而且这种抵制对国家人才政策和开放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本书以创新全球化为出发点，围绕高科技的发展阐述美国、中国及印度在拥抱创新时的应对策略。长久以来在世界舞台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面对人才的跨境流动和研发活动的全球化将做何反应？在移民与反移民的浪潮中，美国政府该如何抉择？中国和印度作为两大新兴大国如何抓住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机遇？中国和印度如何为发展本国经济吸引优秀人才？本书针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

[美]安德鲁·Ｂ.肯尼迪，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法律与外交学硕士、杜克大学心理学学士。现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洛弗德公共政策学院高级讲师，是知名的外交政策学者。他目前从事两大研究项目。第一项研究主要考察美国、中国和印度如何通过创新全球化进行合作和竞争。第二项研究则探讨了中国和印度如何作为新兴技术强国而崛起，以及美国的应对措施等。他还广泛发表了关于冷战时期和冷战后中印两国外交政策的文章。

译者序

引? 言                              

第 1 章? 全球创新的崛起                

全球创新概览                   

  全球创新浪潮中的中国和印度           

  结论                       

第 2章? 创新领导力与争议中的开放           

  创新与霸权                    

  “高科技界”的出现                   

  “高科技界”与争议中的开放                

  理论检验                     

  结论                       

第 3 章? 旋转门：高技能劳动力            

  功能失调的系统                  

  “高科技界”的巨大胜利：1998—2004 年           

  难以对付的对手：2005—2016 年           

  结论                     

第 4 章? 开放的大门：外国留学生            

  大量外国学生进入美国学习            

  “9·1 1”事件后为开放而进行的抗争        

  结论                      

第 5 章? 基本开放：全球研发活动            

  开放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大支柱               

  针对离岸外包的斗争               

  结论                      

总? 结? 创新全球化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对美国、中国和印度造成的影响          

  观往知来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美国仍然是全球技术创新的引领者，但是美国的领导地位越来越多地涉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这一发展反映了两大明显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从其他国家到美国的人才流动非比寻常，而人才流动是创新的终极因素。2013年，在美国从事科学与工程工作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中，外籍人员占27％；在拥有科学与工程领域博士学位的人中，外籍人员占42％。同年，在美国大学被授予科学与工程领域博士学位的人中，拥有临时签证的外籍学生占37%。第二个趋势是，虽然美国一直在向内吸引高科技人才，但美国公司和大学也一直瞄准海外市场，投资海外研发中心并与外国合作伙伴合作。微软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截至2014年，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研究院在全球六大洲拥有12个实验室，在思科（Cisco）排名前84位的工程师中有17位来自印度。此外，人才的流动和跨境研发这两大发展因素也交织在一起。精通技术的人才的流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人才流动，助力领先的公司和大学在全球拓展其研发活动。

本书介绍的就是这两大趋势背后的政治因素。具体而言，本书介绍的是世界上的老牌强国——美国，与两个最著名的新兴大国——中国和印度之间人才流动和研发活动的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因素。通常来说，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崛起的大国之间互不信任，因为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冲突会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不信任虽然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是并没有阻止这些国家之间出现显著的新型经济交换形式。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工和学生的数量方面，中国和印度的优势无与伦比，而美国则是最受这些人群欢迎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美国公司在中国和印度设立研发中心，并在与中国和印度合作伙伴建立研发联盟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创新全球化就是美国与中印两个新兴大国之间进行合作的故事。

美国与两个新兴大国之间在创新方面不断增长的合作背后究竟蕴含怎样的力量？几十年来，虽然这些国家之间的商业贸易不断发展，但创新一直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领域，对于全世界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意义重大。有人可能将企业研发全球化归因于国际上更严格的知识产权标准的传播，这使得跨国公司更容易保护其海外研究的成果。事实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美国一直致力于在全世界制定、强化和执行知识产权标准。 1994年，这一运动促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谈判并使之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部分。然而， 这仍然不能充分解释美国与中印两国之间不断增长的合作，因为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往往不够，而美国近些年来尤其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使得美国与这些国家合作的增长更加令人费解。

技术发展是促进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国际旅行的迅速发展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使得跨境流动和交流的规模空前壮大。中国和印度快速发展并且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知识型人才储备。即便如此，没有政府的支持政策，全球创新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其中一些政策与面向人力资本跨境流动和跨国研发活动的开放性有关。

接下来将解释中国和印度如何采取宽松的全球创新政策来发展经济。在人力资本流动方面，中国和印度政府已经开始支持专业人员和学生出国，因为他们对“人才流失”的担忧逐渐消退，对“人才流动”的热情越来越高。近几年，有些人认为“人才回流”正在将部分中国和印度的留学毕业生和专业人员带回本国，中国尤其明显。在研发的流动方面，中国和印度都普遍欢迎外国研发中心的进入，且鼓励与外国合作伙伴的合作，并希望这些合作能对本国经济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虽然中印两国的方法大有不同，但是两国都对全球创新持开放态度。

相比之下，美国的政策很矛盾。美国没有限制就读于美国大学的外国学生人数，并且继续招收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外国学生。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对海外研发持开放态度，只是在某些情况下会限制服务业岗位的“离岸外包”。与此同时，美国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国劳工则不太开放，其在这方面的开放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自1990年以来，EB（基于就业的）移民签证的年度限制没有发生变化，但通过H-1B签证计划（其中许多人为高科技公司工作）的“专业劳工”上限已经大幅下降。这造成永久居住申请大量积压，许多希望留在美国的优秀人才对此非常沮丧，于是一些人只能返回祖国。从某些方面来讲，美国的政策并未有利于美国。

美国的政策和其与中印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趋势相背离，这更加令人费解。在整个“冷战”后期，美国和中国的关系都在波动。200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表示，当时的中美关系是“自尼克松总统首次访问中国以来最好的”。相比之下，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非常大的缓和，目前评论员对这两个国家是否能成为“盟友”争论不休。尽管存在这些不同的趋势，美国对中国的开放模式明显优于印度。在中国最为重要的领域——高等教育——美国的开放程度是最大的。相比之下，在印度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通过H-1B签证计划提供技术劳工——美国的开放程度是最小的。

简而言之，美国在全球创新方面存在很大的矛盾，其开放模式也令人费解。在此领域推动美国开放的政治力量是什么？为什么美国在某些领域比其他领域更开放？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技术劳工的开放程度如此摇摆不定？美国这些政策有着怎样更广泛的意义？接下来的章节将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解答。

本书中提到的一些政策领域，学者几乎已经充分探讨过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研究都还是无法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最近的研究已经阐明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如何处理高技能移民问题，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考虑学生的流动，也没有探索跨国公司研发的全球化。也有新的关于离岸外包政策的研究，但没有涉及本书所关注的移民政策。学者也探讨国家追求创新的方式背后的政治因素，但是这类研究并没有关注美国针对移民或离岸外包的政策。总之，我们仍然缺乏一个全面的框架来解释美国针对人才和研发跨境流动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支撑着全球创新。

本书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本书首先解释了近几十年创新的全球化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中国和印度是如何从中获益的，其余章节介绍了美国是如何参与其中的。这里的论点首先强调了ICT（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全球的“主导行业”，在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通过引领ICT革命，美国经济和军事近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然而，美国也诞生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高科技参与者，它们非常在乎自身的利益。这些参与者包括世界顶级ICT公司和研究型大学，我称之为HTC（High-Tech Community，高科技界）。面对全球化的世界，这些利益迫使美国政府维持或制定允许HTC利用这一发展的政策。在移民方面，HTC秉持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它们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无论是雇员还是毕业生。在研发方面，高科技公司一直寻求保持在国外进行研发的自由，即使这意味着以前在国内完成的工作要进行离岸外包。简单地讲，在美国面向全球创新的开放性方面，HTC构成了一种强大而持久的力量。

总之，本书认为美国的开放通常反映了HTC的力量和利益，而开放程度则反映了其他有组织的团体对HTC的抵制程度。

缺少关于全球创新方面的政治的研究可以理解，因为这种现象非常新。即便如此，出于多种原因，我们在理解国际政治方面仍有重大缺失。从更大的角度来讲，全球创新很重要，因为技术创造力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动力。新技术改变了人们沟通、旅行、工作和生活中几乎所有事物的方式。基于这些原因，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特别是近几十年，经济学家一直把创新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虽然不断增加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收益递减，但创新提高了这种投入的使用率，因此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全球化为创新提供了新的机会，特别是通过启用新的人力资源并创造新的研发区域。然而，创新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其中便包括政治挑战，因为创新依赖世界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开放。

全球创新对国际政治意义重大。全球创新使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增加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在信息时代，知识产权与新型知识的产生是最有价值的经济活动形式。从美国与中印在创造有价值的知识上的合作程度来讲，要想打破美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越来越不容易。然而，这种日益增长的合作并不意味着这些关系可以摆脱越来越紧张的政治关系：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商业和政治关系的力量可以彼此独立地变化。然而，更深层次的经济依赖会降低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事实上，生产全球化（包括创新）的研究坚持认为这种全球化在最强大的国家中具有安抚作用。其他学者认为，对未来商业的期望可以促进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与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相比，创新合作似乎特别有可能滋养商业贸易继续存在这样的信念，因为在创新方面的投资在本质上往往是长期性的。

创新全球化也影响权力的分配。国际关系学者很早就意识到，技术创新的实力可以巩固国家力量。例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强调，技术上的重大进步促使新兴国家崛起为政治强国，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知识和“创造性”会传导到其他国家。“长周期”理论反而认为，由于新兴国家在新的商业和工业领域或“主导产业”中发展创新，这些创新巩固了国家的经济活力和军事实力，因此这些新兴国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美国对全球创新的开放性加速了“创造性”的传导，正如吉尔平所说，这种创造性应该强调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不难想象，美国公司和大学之间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工人和学生之间的密切合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特别是当后者返回本国或者受雇于本国公司时。此外，虽然美国政府一直在控制敏感军用技术的扩散，但“民用”和“军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许多军民两用的技术是不受管控的。

创新全球化还有可能巩固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特别是，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手段，美国通过该手段吸引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全世界的人力资本。美国大学发迹于众多优秀学生的流入，许多学生毕业后仍然留在美国。美国公司有机会雇用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是在美国境内，要么是在它们进行海外研发的地方。因此，全球创新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发挥美国的优势，而不是损害美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