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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签：
一个青年人一脚踏入出版，这是一份怎样的事业，取决自他是怎样的信念。
陈昕经历了出版*好的年代，也经历了出版的困顿和光怪陆离；他曾经通宵达旦地打磨书稿，也曾大刀阔斧地建设成中国*家出版集团。从青涩的一线编辑，到成为中国当代出版事业中绕不过去的名字，几十年的编辑生涯，让我们的感叹的不止是他个人的成就，更多是一个满怀理想主义的出版人，投入到了时代的大潮中乘风破浪，把摸时代呼吸，比时代先行半步，成为时代的引领者。
本书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记录了陈昕出版事业的重要时刻，读者可以从中看见一个青年人从刚入行的编辑成长为出版家的历程。下半部分是作者对出版事业相关思考的精华，由出版而来，却不止于出版，对做内容的所有相关从业者，都会有不小的启发。
陈昕，1952年6月生，浙江省鄞县人，编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党委书记、总裁，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专家。著有《出版经济学研究》、《高擎火把的人》、《出版忆往》、《书之重，评之轻》、《出版留痕》、《消费经济学批判》(与袁培树合作)等十多部著作，并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读书》等数十家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及书评文章百余篇。
序 言 一位编辑大家的“道”与“术”（郝振省）
前 言 潜入历史，化作永恒
【行行重行行】
与出版结缘
我的菩提树
“黄皮书”
成熟：玫瑰色的时代
曾经有个“三联学派”
感受香港的文化季风
大舞台：把上海人民出版社做成文化高原
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
中华文化通志
第三个高原时代
理想不改：建设中国第一家出版集团
深思熟虑的五年规划
一步一个脚印的重大项目
出精品，对得起传世之作
创新是出版发展之源
走出去：在法兰克福奏响“中国模式”的乐章
为出版业改革探路
信念之源：他们影响了我
汪道涵：终生难忘的智者
夏征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王元化：斯文有传，学者有师
宋木文：坚毅又平易的老署长
巢峰：我的引路人
赵家璧：引领潮流的出版家
陆谷孙：高尚的人格，纯粹的人品
【以出版为业】
什么是好的编辑？
编辑的传统，从胡道静谈起
编辑的精神：从生活书店谈起
编辑的时代使命：两个案例
学术出版的坚守与提升
编辑不能缺少创新精神
“刻板”的书评
附一 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附二 林毅夫与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什么是好的出版？
出版业的三个时代
出版业的三个维度
在变局时代坚守出版价值
中国出版业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如何做好出版企业？
中国出版业发展的三个阶段
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建设的由来
转企改制后的中国出版集团建设
出版企业的使命追求和经营之道
数字化、内容提供与文化创新
中国出版业的转型与发展
人工智能与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
当代中国出版人的历史责任
努力提高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
大力提升国家软实力
后 记
汪道涵：终生难忘的智者
如果说起对读书生活的热爱、对出版工作的熟悉，汪道涵同志是最让我敬佩的党的高级干部。
我初次认识道涵同志，是在1985年。当时他刚从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任上退下来，担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那时我在学林出版社工作，担任大型丛书“上海经济区工业概貌”的责任编辑，因为这个机缘，认识了道涵同志。从1984年到1988年，在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两任主任王林、汪道涵同志的领导下，规划办公室组织力量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情况进行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由此前后出版了三十多种有关上海经济区工业情况的大型资料工具书。这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关于区域经济状况分析的最大一套丛书，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融合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道涵同志对区域经济发展精深而全面的讲解，每每令我们折服。
道涵同志在上海市委书记、市长任上时，就非常重视出版工作。1982年，根据他的指示和安排，成立了上海翻译出版公司，专门从事科技、经济、管理方面图书的翻译出版工作，出了不少好书，为上海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后来改名为“上海远东出版社”，现在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一员。
1986年，在道涵同志的关心下，上海恢复了三联书店。他指示上海三联书店要抓住上海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特点，以出版经济管理类读物为核心，办出自己的特色。正是出于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定位的要求，组织上派我到上海三联书店先后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我们在上海三联书店落实道涵同志的指示，组织出版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道涵同志对这套书非常关心，当我们听取他的意见时，他也总是给出非常中肯的建议，并把其中的不少著作推荐给有关部门领导，以此来扩大这套丛书的影响，发挥丛书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图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国外有学者评价说，它对新时期中国的经济理论建设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这样的成绩与道涵同志的指导是分不开的。这套书的作者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出于对道涵同志的仰慕，到了上海，总是提出想见见道涵同志，汇报下研究工作，谈谈想法。道涵同志也总是尽量抽出时间来接待，和他们进行良好的沟通。这批作者中的大多数现在都成了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如林毅夫、樊纲、易纲、海闻、贝多广、张志超、张维迎、蔡昉、史正富、潘振民等。
1991年5月，根据组织的安排，我到香港工作，先后担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总编辑。临行前，我去道涵同志处话别。当时香港正进入后过渡期，道涵同志勉励我，到了香港，要充分发挥出版工作者的作用，从文化建设方面，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平稳过渡多做贡献。我们按照道涵同志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团结了一批香港著名学者，策划了“走向1997的香港经济丛书”“国际瞭望丛书”和“现代政治透视丛书”等颇有影响的图书，很受香港同胞的欢迎。我每次从香港回到上海出差或者探亲，都要到道涵同志那里去，跟他谈香港的情况，特别是香港出版业的情况。道涵同志总是根据我们的汇报，给出很好的意见。
1993年7月我回到上海，不久担任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和道涵同志的接触更多了。我们在平时的出版工作中，经常征求他的意见；遇到了难题，更是要向他请教。其间有几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1995年，我们出版了一本书，事后发现，其中有些内容有所偏差。我们马上向道涵同志征求处理的意见，道涵同志以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度的政治智慧，建议我们马上采取措施，追回这本书，消除不良影响。由于他的建议，我们在处理这件事上比较果断、及时，避免了工作上的被动。我们还经常在编辑出版重大选题时听取道涵同志的意见，例如在编辑《中国人民解放军70年图集》时，曾特意把道涵同志请来审稿。道涵同志对党史、国史、军史都非常熟悉，许多照片，他一看到就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他花了半天的时间对书稿进行仔细的审阅，对书的结构、编排方式、收录的照片等，都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议。审阅书稿以后，他觉得这样重要的一本书，一定会对发扬军队的光荣传统、促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起到推动作用，于是欣然同意出面请江泽民同志为这本书题词。他认为，江泽民同志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建军七十周年之际为一部重要的军史图书题词，是非常有意义的。在道涵同志的建议下，江泽民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70年图集》题词：“弘扬光荣传统，为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而努力。”这本书后来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1999年我们编辑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图集》时，道涵同志也亲自听取我们的汇报，帮助我们论证、审稿，这对提高书稿的质量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辞海》《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是上海承担的三大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也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重要品牌。道涵同志对这三大文化工程极为重视，关心备至。在我的记忆里，《辞海》每次开主编会议，只要有空，他都会参加，并发表意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把修订《辞海》的经验，形象地概括为对内“吃四方”，对外“草船借箭”。“吃四方”是指把全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出来；“草船借箭”是指借鉴国外词典编纂好的内容和做法。这的确是词典编纂的经验之谈。对于《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他曾经说过：“你们有困难找我，我是你们的后勤部长。”巢峰同志告诉我，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成立时，两手空空，一无经费，二无办公用房，是在道涵同志的关心下才解决了这两个困难的。当时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看中了南京军区空军医院在新华路200号的花园住宅，希望市政府帮助协调解决。是道涵同志联系南京军区首长征得同意后，由市政府拨款买下这幢房子，又动迁了住在其内的二十余户居民，才使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有了安身立命之所。道涵同志十分关心《英汉大词典》的编纂修订工作，经常向我们了解情况。他十分清楚英汉双语编纂人才难得，一再提醒我们要努力建立一支英汉工具书的编纂队伍。他还亲自出马帮助解决这方面的难题。《英汉大词典》主编陆谷孙的博士生于海江是这部大词典的主要编纂人员，同时还是位现役军人。2000年前后，于海江毕业后必须返回军队院校工作。为了留住这个人才，陆先生求助于道涵同志。道涵同志听完情况汇报后立即致信总参谋部熊光楷副总参谋长，请他帮助解决于海江同志转业问题。
为了让中国的读者具有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在道涵同志的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退下来的老领导、内地和香港的著名学者组建了东方编译所，组织翻译国外重要的社会科学著作，道涵同志亲自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1993年我从香港回沪工作后，道涵同志要我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并负责“东方编译所译丛”出版事宜。“东方编译所译丛”收录了当代国际政治等领域最前沿、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其中相当多的图书，都是道涵同志亲自推荐的。我们也会每年报给他一个准备出版的书目，他每次都仔细审阅，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许多书出版之后，他也会推荐给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阅读。
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以后，经道涵同志提议、市委领导同意，东方编译所正式并入集团，道涵同志与集团的关系因而更加密切。我们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他只要有空，就过来参加。这些研讨会涉及的领域很广，包括国际政治、党的建设、国际共运、两岸关系、香港问题等，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一起，就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探讨，听取大家的意见。
推动海峡两岸出版界的交流是道涵同志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凡是台湾出版界人士前来拜访，道涵同志总是让我陪同接待，商谈沪台合作出版事宜。他还亲自安排我赴台访问交流。1998年秋天，经道涵同志联系，台湾中国时报报业集团董事长余纪忠先生邀请我们一行三人访台一周。在台期间，我们与台湾学术界、出版界开展了广泛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我在台北做的“大陆出版业发展阶段和前景”的演讲吸引了台湾出版界几乎所有知名人士参加，台湾的主要媒体也对这次交流活动做了详细的报道。
道涵同志非常关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发展，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机遇。2002年8月，当时美国高盛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后来的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到上海访问，寻求在中国扩大业务，拜会了道涵同志。道涵同志就向他建议，可以先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合作，在推进上海金融现代化方面开展一些工作。鲍尔森非常重视道涵同志的建议，当即与我们商定，2003年4月两家合作在上海举办一次大型的国际金融研讨会。因为“非典”的原因，这个研讨会取消了，但2003年9月，高盛公司还是派出“华尔街女股神”艾比·科恩等高层管理人员到上海来，参加我们两家举办的高峰论坛，发表演讲。道涵同志就是这样，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为我们提供合作的机会、发展的机会。他先后介绍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乃至欧洲的许多大企业家和其他知名人士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来，为双方的合作架起桥梁。
道涵同志对出版的关心，来自他对图书的热爱。熟悉道涵同志的人都知道，他对图书的热爱，真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在我的印象中，道涵同志身体比较好的时候，一个星期总要逛两三次书店。让人感动的是，他每次去书店，都是以普通读者的身份，站在书架旁翻书。我记得有一次，因为身体不适，道涵同志竟然昏倒在书店里。他这种以读书为第一需求的精神，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出版人肃然起敬。许多老营业员、老读者对他都非常熟悉，见了就和他打招呼，说：“老市长又来看书了！”他也很亲切地与大家交谈，和大家讨论哪些新书有意义、哪些版本有价值等。道涵同志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与群众广泛联系，体察民情，了解信息。
在我的出版生涯中，陪道涵同志逛书店有很多次了。1992年，道涵同志因为两岸关系问题到香港。尽管公务十分繁忙，他还是让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想到香港三联书店来看书。后来在香港三联书店中环门市部里，道涵同志待了一个下午，和我们一起翻书看书，讨论香港的经济问题，指示我们在这方面多做些研究、多出些好书。
道涵同志博览群书、中西贯通，他尤其对当代国际政治有精深的见解，对这方面的著作十分熟悉。在工作中，经常会有国际友人赠书给他，他每年都会把一些重要的书派人送给我们，让我们看一看是否有出版价值。像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就是经过道涵同志的推荐，我们安排翻译出版的。现在回想起来，道涵同志这些年来总共向我们推荐了一百多种图书。其中相当一部分，我们经过仔细的研究，觉得有重要的出版价值，就组织专家学者认真翻译，奉献给广大的读者。
2001年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访华，经过我们的安排，道涵同志会见了他。当时正值北约轰炸南联盟之后，哈贝马斯秉持“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对北约这一行为是表示支持的。道涵同志同他展开了讨论，从历史和现实的高度，从学术和政治的角度，委婉而又坚决地指出，《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首要原则就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并由此引申出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原则为基础的整个现代国际法体系。只有在国际社会共同认定为“大规模粗暴侵犯人权的行为”时，国际社会才可以授权联合国进行干预，而且这种干预还必须依照国际法规定的程序，使用合法手段来进行。北约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对一个主权国家悍然使用武力，并导致1 800多名平民丧生，是难以容忍的。听了道涵同志的阐述，哈贝马斯也不得不表示尊重。这件事情，既展现了道涵同志的学养，也充分地表现出他坚定的原则性。
道涵同志自己有精深的学养，他对从事出版工作特别是出版管理工作的同志，也有较高的要求。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2003年，道涵同志有一次向我了解中国出版业的状况，询问到各地出版人队伍的状况，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状况。当听到各地出版战线的“一把手”有不少是党政干部从其他岗位上转岗而来时，他非常感慨。他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从事出版管理的同志都是行家里手，像国家出版总署的胡愈之同志、徐伯昕同志等，像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罗竹风同志、宋原放同志等，都是有几十年经验的一流的出版家。他觉得从事出版管理的“一把手”，应该更多地从出版界内部产生。让党内的内行人来管理专业性、政治性比较强的部门，是我们党多年来在文化领域的成功经验，应该坚持。他说，如果以后有机会，要把这个意见向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认真地反映一下。
在多年的出版生涯中，汪道涵同志是我终生难忘的智者。他对图书那么热爱，对出版那么熟悉，对出版的规律认识得那么深刻，对出版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那么重视，都让我受益匪浅。回想起来，他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眼前浮现。“水长思泽惠，山高忆德风”，他对于我个人的帮助，对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帮助，令我永远不会忘记。
编辑的精神：从生活书店谈起
1932年7月韬奋先生在上海创办生活书店，好似一支火把，引领无数的青年走上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1948年10月根据党的指示，生活书店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继续进行革命出版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从1987年6月至1993年7月，我有幸先后在上海三联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是生活书店和后来的三联书店的传统和精神使我逐渐地成熟起来。我一直以自己是个“三联人”而感到骄傲。
生活书店的传统和精神对于今天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87年我刚到上海三联书店工作时，首先看到的是1986年国家出版局关于同意成立三联书店上海分店的文件。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编审委员会的主持人要选派熟知三联书店传统精神、有影响的适当人员。希望北京的三联书店和上海分店发扬三联书店的优良传统和特色，在改革、创新中向读者提供高质量的优秀读物。
那么，什么是生活书店的传统和精神呢？1944年韬奋先生在病榻上写的《患难余生记》中总结了生活书店精神的八种表现，即：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服务精神和同志爱。就我自己在三联书店的工作经历而言，感受最深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追求进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许多著名的出版机构均为民族文化的建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当然也包括生活书店。但是，从追求进步这一点而言，没有能超过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生活书店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出版工作，它通过图书、杂志的出版发行，团结进步的作家，向广大读者传播抗日救国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千百万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的理想，走上革命和进步的道路。只要革命的工作需要，进步的事业需要，生活书店就将之作为自己的职责。1944年，沈钧儒先生在《邹韬奋先生事略》一文中写到：韬奋和生活书店“永远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面对着现实，有知识便求，有阻碍便解决，有黑暗便揭发，只问人民大众的需要和公意，不知自己一身的利益”。这就是韬奋的精神，也是生活书店孜孜以求的企业的核心价值。正是这种对进步的追求，使得生活书店和后来的三联书店的同志敢于在任何情况下，都置自身利益于不顾，出版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出版物；正是这种对进步的追求，使得生活书店和后来的三联书店的同志在各种关键的时刻，都能站在光明的一面，担当起历史的重任。
生活书店追求进步的传统和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出版人。1991年5月我去香港三联书店工作。此时香港正进入后过渡期，面临着在政治上由英国管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由殖民专制统治向民主政制的过渡，在经济上由新兴工业化经济向成熟的发达经济的过渡。1991年起英国政府先后在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对两个过渡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尤其是单方面对香港跨越“九七”的政制发展做出安排。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是生活书店追求进步的传统和精神促使我们先后策划编辑了“走向1997的香港经济”与“现代政治透视”两套丛书，对香港两个过渡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阐述，使香港居民全面了解基本法和中国政府一系列安排对于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对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尽了力。
二是竭诚服务。“竭诚为读者服务”是生活书店的宗旨，“服务精神是生活书店的奠基石”。这一点，徐伯昕先生表达得很清楚：“服务精神是‘生活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是以服务起家，把读者看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一样，不怕麻烦，办事惟恐不周，对读者绝对忠诚，绝对负责。这一优良的传统精神，必须发扬光大。”
什么叫“竭诚为读者服务”，韬奋先生有一个生动的阐述：“每到一个地方，只须知道那个地方有‘生活’分店，他们往往总要想到‘生活’。人地生疏，想起‘生活’，往那里跑；认不得路，想起‘生活’，往那里跑；找不到旅馆，想起‘生活’，也往那里跑，请代找一个；买不到车票或船票，想起‘生活’，也往那里跑，请帮忙代买一张。”如此为读者服务，这就对出版从业人员提出多方面的更高要求，韬奋先生以身作则，做人做事处处表率。以对待读者来信为例，韬奋先生把读者来信当作营养自己的“维生素”，回复读者来信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忙到深夜也不以为苦，不以为烦。他要求书店同仁：“对于读者的任何复信，必须诚恳详细，即使有的读者问得幼稚，我们仍然必须认真答复，不怕麻烦，诚诚恳恳、详详细细地答复，如果怕麻烦，拆拆烂污，简单马虎，聊以塞责，都是本店事业上的罪人！”对此，范长江同志在1949年《怀念韬奋同志》一文中总结了韬奋的三个特点：“韬奋使人难忘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朴实的作风，对待问题老老实实的态度。韬奋第二个特点是热爱真理，热爱人民。
韬奋第三个特点，是专心业务、忘我的工作精神。”用韬奋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像我这样苦干了十余年，所以能得到许多朋友们不顾艰难地共同努力，所以能够始终得到许多共同努力的朋友的信任，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始终未曾为着自己打算，始终未曾梦想替自己刮到一些什么。不但我这样，凡是和我共同努力干文化事业的朋友们都是这样的。”
韬奋先生和生活书店的同志们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竭诚服务的光辉典范。在三联书店六年的工作经历使我养成了认真处理读者来信的习惯，至今未变。我们今天的出版事业有着飞速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版体之一，但是我们仍然、尤其需要这种“竭诚为读者服务”“始终未曾为着自己打算”的职业精神。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具备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的物质条件，可是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在许多地方却丧失了，这是制约我们出版事业进一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生活书店之所以能始终坚持追求进步、竭诚服务，在于他们对于出版的功能和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在韬奋先生看来，出版是一种传播进步文化的崇高事业，“不以赢利为最后的目的”，但是为了实现追求进步的目标，必须做到“事业性”和“商业性”的统一。
在谈到出版工作的事业性时，他说：“我们在上海开始的时候，就力避鸳鸯蝴蝶派的颓唐作风，而努力于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在抗战建国的伟大时代中，我们也力避破坏团结的作风，而努力于巩固团结、坚持抗战及积极建设的文化工作。”
在谈到出版工作的商业性时，他说：“在经济方面，因为我们要靠自己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仍然要遵守量入为出的原则。这里便牵涉到所谓的商业性。我们的业务费，我们的资金，既然要靠自己的收入，所以我们不得不打算盘，不得不赚钱。”他甚至强调，为了我们的事业，“必须尽力赚钱”。但是，韬奋先生同时坚决表示，赚钱必须坚守着合理正当的途径，绝不赚不义之财，绝不能“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经过那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出版业在面向市场的洪流中奋勇前进，我们已经走过了“高兴的时代”“管理的时代”，进入到“资本的时代”。资本力量的崛起，使出版产业集中度大大提升，集约经营的格局开始形成，新的业务形态、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出版产业的空间和规模迅速扩大。特别重要的是，资本的力量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在出版业的广泛运用。另一方面，资本的意志和出版的价值之间的冲突也日趋激烈，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和赚不义之财的苗头在某些市场主体中也时有抬头，这些无疑正冲击着作为精神生活基本活动的阅读行为，改变着社会的阅读风貌和价值旨向。因此，光大生活书店的传统和精神，对于我们坚守出版追求进步的本质，提倡竭诚服务读者的态度，正确地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做大、做强出版主体，繁荣出版事业变得非常重要。时代在变，编辑的精神应被代代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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