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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的认知演变: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


日本对中国的认知演变: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

作  者:王美平 著

出 版 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01月

定  价:168.00

I S B N :9787520170253

所属分类: 政治军事  >  外交、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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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实证主义与比较史学的方法,参考国际政治学、认知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以中国近代国民国家构建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客体参照系,以大量的日文原始资料为基础进行纵向流程性与横向专题性相结合的研究,主要探讨日本对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必要性、转型道路、转型动力及转型效果等问题的认识,展示了该时期日本对华观的基本内容、发展脉络与重要特征,揭示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深层动因与思想根源,阐释了日本对华观及其行动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


TOP作者简介

  王美平,内蒙古托克托县人,历史学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2005~2006年在日本立命馆大学、2007~2009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2015~2016年在日本东京大学访学。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从事中日关系史、日本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TOP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列强瓜分时期日本的对华认知——从“沉睡的雄狮”到“支那已死”

第一节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

第二节 列强瓜分下的“中国亡国观”

第三节 日本的戊戌变法观与对外战略选择

第四节 义和团运动与“支那已死观”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日本的对华认知——对中国改革路线的否定

第一节 新政与“黄金十年”

第二节 日本政府对前期清末新政的认知

第三节 日本对中国东北局势的认识与对俄开战

第四节 日本政府对载泽使团访日考政之观察与应对

第五节 日本对后期清末新政的认识与对外战略

第三章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认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逆解

第一节 日本政府的“政体之争”与初期对策

第二节 “南北议和”后的“革命性质”之争

第三节 “中国分割论”及其影响

第四节 “中国保全论”及其实质

第四章  五四运动时期日本的对华认知——对中国转型动力的贬低

第一节  围绕“二十一条”的认知

第二节  “日支亲善”的政治欺骗

第三节  “大亚细亚主义”的民间呼应

第四节  日本有关五四运动的认知

第五章  国民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认知——对中国统一趋势的排斥

第一节 北伐前关于中国的“独统观”

第二节 四一二政变前日本政府对国民革命的观察与反应

第三节 四一二政变后田中义一内阁对国民革命的观察与应对

第四节 东方会议上的对华时局观与对华政策

第五节 从“满蒙特殊权益论”到“满蒙领有论”

第六章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TOP书摘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

甲午战争是决定近代中日两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是日本从持守了两千年的慕华观转为蔑华观的分水岭,而且是世界的对华观与对日观发生逆转的重要标志。此后,中日两国的命运截然不同,日本由东亚一隅之小国上升为东亚头号强国并迅速膨胀为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却从亚洲大国沦为列强竞相瓜分侵略的对象,近代化进程遭到严重的打击与挫折。

百余年来国人从未中断对甲午战争的关心与思考:曾经处于东亚华夷秩序中的“蕞尔小国”日本何以敢于向“天朝上国”的中国发动甲午战争?“泱泱大国”的中国又何以惨败给“弹丸之地”的日本?甲午战争后日本何以对人口与国土资源均数倍于己的中国不断地采取蚕食、侵略政策?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国内以戚其章、关捷为代表的专家已从中日两国的思想形态、政治状况、军事实力、经济水平、文化特点等视角进行了全面、翔实而又深入的研究,成果斐然。但在诸多研究中,鲜有从日本的对华观视角进行探究者。

事实上,观念构建利益,利益驱动行动,日本的对华观与侵华政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如果不解析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状况,就难以从思想认识层面理解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并在此后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不断推行侵华政策的原因,亦难以从提升自身要义之借镜层面更为全面地诊断导致中国战败的病症。随着对日本各大党报、从军日志、报纸杂志以及政论意见书等相关资料的整理与挖掘,爬梳、探究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政界、知识界与普通民众之对华观的转变过程及其影响,进而分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思想根源成为可能。

步入近代以前,中国在东亚范围内以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辐射、影响周边邻国,建立了以王道思想为基础、朝贡册封为形式的华夷秩序。在长达两千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日本虽在政治体面及民族心理上不甘于属国或边缘国地位,制造出“神国观念”与“小中华思想”抗衡中国,不断追求对华平等乃至优越地位,甚至两次发起挑战,引起大规模战争,却始终无法撼动中国的中心地位,也未能从根本上打破文明差距决定的中日间的“师生关系”,在文化上仰慕中华、效仿中华、追赶中华亦构成近代以前日本对华观的主线。

然而,近代“西学东至”与“西力东渐”动摇了中华文明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日本闻讯号称“天朝上国”的中国被“西夷”英法打败,举国在惊愕之余不但较为彻底地抛弃了慕华观,而且将中国作为反面教材以为警训。旨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和魂洋才”也取代了曾长期主导日本文化发展方向的“和魂汉才”,成为新时代的流行语,并迅速上升为治国安邦的战略口号。1868年,西方列强入侵的危机与国内“倒幕”之声四起促成了以儒学为官学维护封建统治的德川幕府的覆灭。东亚传统文明的追捧者寿终正寝,新兴文明的统治时代即将来临。

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明确将学习追赶的对象转向欧美,确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观”,并将之纳入国家统治意识形态。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阵容庞大的岩仓使节团对欧美12国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考察,不仅发现西方的经济、教育、文化制度优于东方,而且赞叹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亦“超绝于我东洋”,决心将此“开明之风”移入日本,促使国民“迅速进步而至同等开化之域”。在该方针的指引下,日本进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旨在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近代国家的改革。

日本知识界也于明治初年确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观”。思想启蒙家福泽谕吉在1875年写下举世闻名的《文明论概略》一书,将世界文明划为文明、半开、野蛮三个层次,欧美各国属于文明国,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属于半开化国,非洲及澳洲属于野蛮国。福泽认为,“野蛮→半开化→文明”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处于野蛮与半开状态的国家都只有朝着文明的方向发展方可维护国家独立,故他宣扬“西洋国是吾国之师”,呼吁改换门庭,脱胎换骨,向欧美学习。该书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可谓“洗脑性”的冲击。此后,“顺文明者昌,逆文明者亡”成为日本社会的普遍信仰。

(选自第一章第一节)

日本对后期清末新政的认识与对外战略

日俄战争后,清末新政进入以推行宪政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后期阶段,日本却进一步否定中国通过改革实现救亡图存的前途,这构成日本加大推行“大陆政策”力度的认识基础。但在中国抵制日本向中国东北的扩张、强化对东北的统治问题上,日本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产生了不同的认识。这典型地体现在“中国主体观”与“中国客体观”问题上。北冈伸一在《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一书中提出了“中国主体观”与“中国客体观”的概念。所谓“中国主体观”,是指中国依然是一个强国或潜在的强国,故主张日本应将中国作为伙伴或敌对的主体。所谓“中国客体观”,是指仅将中国视为日本扩张的客体。而这两种中国观是普遍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的,但二者何者占据主导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中国观是属于中国主体观还是客体观,从而影响到他的对华政策倾向。日俄战争后,日本制定的“日俄协商”路线与帝国国防方针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两种中国观。

日俄战争以后,清政府看到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打败白种人,加紧了预备立宪工作,以期实现中国的自救运动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清政府为了实行宪政,先后派遣出洋大臣赴欧美各国考察,在全国十八省设置谘议局。1909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逝世,摄政王等在朝大臣奉先帝遗诏,致力于宪政准备工作,于1909年宣布九年后颁布宪法、开设议会。日本主流认识否定这些改革措施能够达到中国自救与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效果,这成为日本按照“中国客体观”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

1904年10月,户水宽人写下《亚细亚东部的霸权》一文,倡导“日本处于统治太平洋的地位”,预测到清政府推行的改革必定是一种自我革命,会导致自身的灭亡。由于他的意见极具代表性与预见性,故将其摘录于下:详述现在支那的形势,支那人民的思想政治发生急剧的变化……所谓的“新学”在支那不断勃兴,西洋文明史被翻译成支那语,日本的宪法也被翻译成支那语,其他物理书籍、化学书籍乃至政治、法律、经济书籍很多都被翻译为支那语,特别是晚近以来,阅读此等书籍的人越来越多,上海将这些新学书籍铅版印刷,广泛地贩卖。铅版的使用与新学的勃兴,呈现出相互促进的景象,如此出现了原来支那所没有过的新现象。

新学勃兴的结果,必定会给支那的政治带来意外的变动。盖由于新学的勃兴,支那人会读到西洋人的自由论,也会读到日本宪法的解释,此外还会读到其他有关社会问题的书籍。如斯,通过涉猎各种书籍获得新的知识,那时人民必定不能满足于生活在现今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而必定要求移植新制度,建设文明政体……今日支那内地,如广西地区在逐步发生动摇。以余观之,内地的动摇今后会越来越厉害。现在支那政府最为困惑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应对人民思想的变迁。政府在一个劲儿地呼吁兴办新学,却没有相应的对策,革命浪潮必定会越来越汹涌,清国必将自我坍塌。然而,如果政府反对兴办新学,对于近时的科学置之度外,那么支那的积贫积弱终究难以救治,到达*必定会为外国所灭。为清国论之,主张发展新学是一条危险的道路,然而将之束之高阁,也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众议院议员末松谦澄受命在赶赴欧洲为日本发动日俄战争进行游说之际,首先从日本出发考察了朝鲜和中国。他从朝鲜进入中国东北,然后从天津到达北京,经芦汉铁路到汉口,然后经长江到上海,从上海搭船到欧美。通过此行他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予以否定,并对中国的资源表达了垂涎之意:有识之士一直认为日俄战争的结果会促使清国产生一大觉醒。……北京朝廷还处于黑暗时代,各省总督热衷于锐意改革的只有直隶的袁世凯与两湖的张之洞两人。张已进入暮年,离日落不远;袁尚处于壮年,年轻气盛,将来可成支那一大人物。在天津见到袁并就时事进行少许谈论,观其志不小,清国革新之大业对于他来说任重而道远。眼下在南部支那不断发生的反对外国人利权问题,确实是支那南方人种的一次觉醒,但支那全体人的觉醒还需多少岁月则是一大疑问。支那人虽然也有创造强大国家所必要的国民性格与素质,但由于其首脑及一部分官僚的腐败而难以摆脱今天的际遇。支那渺茫无际的大陆是世界的宝库,支那几亿和平而遵守法律与秩序且又勤劳的人民是可以推动世界前进的大国的要素。我相信此等问题是日本人必须解决的,欧洲人来到支那垂涎不已而不能离去并不是偶然的。他也看到了中国的进步:“清国之形势混沌不清,意外之事颇多。有数千里的铁路北起奉天南至湖南,横贯大陆,物质上的支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农业经济的状况、人民生活的水平、气候风土的情形,全都相异。北支那以山海关为界,南支那以河南为界,中部支那以黄河流域为界,自成一区,支那东部大陆自然地形成这三大区域。以富足、人口、经济生活水平观之,包括满洲在内的北支那为三,依黄河流域而成的中部支那为五,依长江流域而成的南支那为七。欧洲各国在支那的设施经营着实是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在进行。支那经济在不久的将来会取得长足的进步。”德富苏峰也通过考察看到了清政府的危机,鼓吹日本担当“东亚盟主”、对华扩张:现在的清国处于发酵期。清国到底难以维持现状。如果不得维持则将如何变化还难以预测。我们不能看到出洋大臣的报告、立宪政体的设立上谕、官制改革的调查等,就断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相反,麻烦的问题会由此而生。记者看到韩国不定、满洲不定、清国不定,远东大局还处于极不确定之中。现在不是远东问题的结束,而是远东问题的开端。而即使解决远东问题的责任不完全归于日本国民,但使之几乎完全归于我国则是吾人想要强调的地方。1909年8月,已担任韩国统监的伊藤博文陪同韩国皇太子到日本访问考察。伊藤在福岛市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从疆土广大、交通不便、国民尚不具备立宪政治素养三个角度断定中国的宪政无法成功,反而有可能带来混乱,“破坏东洋和平”。他号召日本人到中国旅行时要注意对此加以研究,以便政府做好应对工作:对岸的支那现在正在逐步实行宪法政治,支那的宪法政治改革当然可以由清国的有识之士在很好地巩固其基础之前提下断然实施,但清国的宪法政治是否能够成功,则是不得不令人怀疑的。鄙人担心清国实施立宪政治会影响东洋和平,故我今天发表自己的意见。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有海运之便的国家,铺设铁道,交通稍微发达一些,便不难召集议会。而像在支那那样疆域庞大却尚未有铁道之便的国家如何迅速地召集议员呢?这是令人非常怀疑的。有七千万人口的四川省,除了长江一江之外,没有交通,要逆流而上几乎需要半年,到了上流,小蒸汽船无法通行。至于甘肃,也是不花费很多时日就无法往来的地方。要之,十八省疆域的广大程度几乎让人无法想象,同时交通之不便也是令人难以想象,在这种疆域内以什么方法实行宪政呢?此其一也。次之,支那的旧习,致使支那难以像日本那样轻松地进行彻底的改革,所有的改革都是困难的。如税法改革,支那就很难实施。我曾在天津与李鸿章就韩国问题进行交涉,当时我询问李,支那现在遭遇到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难,然而支那疆土广大,政府岁入才不过一亿三四千万两,你们不对原有税法进行改革,以增加岁入,应对今日时势所需的军备及政治改革吗?他答道,此乃汉代以来的制度,没有改革的道理。对此,鄙人讲道,就连税法改革都无法进行的话,支那就只有完全灭亡了。……总之,当时我所说的事情到今天都已经应验了,此其二也。第三个疑问是所有的立宪政治都必须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当今的日本,在1878年首次决定开设地方议会,接着按照民意开始提供地方费用,颁布宪法以来,虽然多少有些正常的矛盾与争论纠纷,但至今也不能否认这种制度对国家的贡献。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年之内毫无遗憾地输入、实施欧洲各国耗费了多年星霜才逐渐确立的法治政治或宪法政治……全是仰仗日本国民深厚的奉公心与地方议会,具备了宪法政治之素养。而清国果能如此吗?这是颇为值得怀疑的。接下来,若说支那的宪法政治与东洋的和平具有怎样的关系,则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盖领土广大,其习惯不容易改变,地方自治不巩固,交通机关简陋,制定一些根本不符合其法律与习惯的东西,果能实行乎?万一失败,不难想象支那会陷入何种状态,结果必定是令人寒心的。宪政本党一边反驳伊藤上述有关中国终究难以实行宪政的论据,一边另立新论证明中国确实难以实现宪政。

(选自第一章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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