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阶层前传：两宋的游民与土豪、科举与理学

本书为《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的修订本，讨论宋、明两代之间社会中介阶层的差异与联系。分“游民政权与富民社会”、“科举制度与君民分离”、“北宋：学校取士与君民整合”、“南宋以来：科举理学化与君民整合”四章。

作者以科举制为中心，探讨了宋、明两代之间社会中间阶层的差异与联系，对明代士绅阶层的出现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从现象上看，士绅阶层依赖科举制度而产生，而科举制度在宋明之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科举理学化的过程。在此背景下，社会阶层发生了变化，南宋“地方化”了的“精英”逐渐演变成为明代士绅。

吴铮强，历史学博士，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宋史、中国社会史、地方历史文书、公众史学。著有《国史通识讲义》《文本与书写:宋代的社会史》《寻宋》，发表论文《唐时期浙江省境州县沿革简析》《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与社会结构之演变》《两宋时期温州寺院碑铭书写的社会史研究》等。

再版前言

原版序言

绪论

第一章 游民政权与富民社会

dy节 五代、宋朝政权集团的游民性

第二节 富民土豪主导的乡村秩序

第三节 传统官僚家庭在五代的命运

小结

第二章 科举制度与君民分离

节 宋代科举与五代政治

第二节 科举与士人的游民化

第三节 科举与乡村社会

小结

第三章 北宋： 学校取士与君民整合

节 理想中的君民关系

第二节 乡举里选与北宋科举改革方案

第三节 北宋的学校取士制度

小结

第四章 南宋以来： 科举理学化与君民整合

节 理学与君民整合

第二节 科举理学化

第三节 从元到明： 士绅阶层的形成

结论

附录

几种相关的解释范式（2008年版《学术回顾》）

附表一 宋代士人自进举例

附表二 宋代落第者军功自进举例

参考书目

代后记： 历史政治学的概念与意义——一个提纲

再版前言

这次旧稿再版的修订，除了更改书名、核对征引文献、修订脚注、清理冗杂表述以外，主要变化是删减了原章《问题与学术史》的多数内容，仅保留以钱穆、叶适相关论述为引子的论题说明。原章还有“中国古代的君民关系问题”以及“学术回顾”两个部分，篇幅较长。删除这些内容并非对相关论述的自我否定，而是重读书稿，感觉引论过于冗长，不能直切主题，影响阅读体验，甚至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对此略做说明，以便交待其中某些反复的思考。

原稿中以较长的篇幅讨论“中国古代的君民关系问题”，一直有师友觉得似无必要。当时的坚持，是考虑到这部书稿是通史性思考的结果，为梳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消耗了大量精力，故而不忍舍弃。简而言之，其时对于周唐之际以及明清、近代社会结构的演变，已有相当成熟的历史学论著。而试图做贯通的解释，宋代的情况似乎成为一个缺失的环节，这是开展这项研究的主要背景。我了解其他时段参考过的重要的论著，包括杜正胜的《编户齐民》，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谷川道雄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费孝通与张仲礼各自的《中国绅士》，许纪霖的《中国现代化史》，罗志田的《权势转移》。这个议题的宋代部分，流行的是美国的“精英地方化”学说，相关的代表作包括郝若贝（Robert M. Hartwell）的《750—155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迁》（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包弼德的《斯文》，以及韩明士的《政治家与绅士： 两宋江西抚州的地方精英》（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当时包伟民老师给我们讲授宋史，就是阅读与讨论韩明士的这部作品，包弼德的《斯文》有中译本，也更加熟悉。我不认同精英地方化的学说，当时更加流行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理论之于中国经验的隔阂，也有邓正来、许纪霖等学者认真剖析过。我进而认为，既然美国汉学界流行的问题意识与历史解释不符合中国经验，比批评这些观点更重要的应该是重新回归中国自身的学术史脉络，美国汉学界流行一时的论调则不必过多措意。

回归中国自身的学术史脉络，并不意味着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拒绝。恰恰相反，我认为史学界更应该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本身追根溯源并灵活运用，而不是随汉学界的节奏起舞。在这方面，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于我是重要的典范。为了运用相关的社会学理论，阎步克教授翻译了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得的《帝国的政治体系》，但他的问题意识并不受制于西方的社会学论著，而是秉持着中国学者独有的文化经验。《帝国的政治体系》同样为这部书稿提供了解释范式的基础，除此之外我对西方社会学的借鉴，主要还是体现在对马克思、韦伯、帕森斯、卢曼等学者经典著作的理解，而不限于具体问题或观点的移植。

为了让讨论回归到中国的学术史脉络中，原版“学术回顾”部分除批评“公共领域论”及介绍我重点参考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之外，还系统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学者有关士绅阶层的解释范式，代表人物包括、陶希圣、费孝通以及傅衣凌。这部分内容并非不重要，但我在书稿撰写的后阶段，越来越意识到传统中国学术思想中，并不缺乏相关议题的讨论。这不仅包括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钱穆，更重要的是宋代学者早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与清晰深刻的分析范式。这些“发现”让我尝试将自己的研究与传统学术衔接起来，因此在书名中用“君民关系”代替一般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概念，全书开篇引用钱穆与叶适的论述提出问题，而将“学术回顾”往后挪移。再版之际，我愿意更加突显自己的这种取向，干脆将这部分从正文挪到附录。

至于“中国古代的君民关系问题”部分，不过是相关重要论著的综述，主要意义是为我自己构建起相关的知识体系，今天读来略显冗余，故而干脆不再保留。不过这套知识体系至今仍是我贯通理解中国史的主要脉络，即周秦之变以后，族与国、儒家与法家的关系，始终是中国整体社会结构的核心问题，理学化的科举制度是调解结构性冲突、整合社会秩序的基础性构造。此后我对传统中国的宏观理解，应该说没有重大的更新。学术兴趣的延展，主要是近代转型中传统社会结构的崩溃与重置，以及从宏观转向微观，更多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中个人的文化意义等问题。

章第三节原来还有“小家庭与宗族组织”这个部分，概述宋代乡村社会仍以小家庭为主流形态，宗族组织在宋代并不普及。这个问题虽然与科举理学化有密切关系，但属于另一个重大的议题，并非数千字可以梳理清楚，也与全书的主要脉络有所脱节，后面的章节对此也没有细致的回应，故而一并删去。如果加上对原稿冗杂表述的简洁化，这次修订整体大约压缩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此外也有个别地方参考新的研究成果，如宋真宗《劝学诗》的真伪、秦桧为宋高宗宣示“道统”等问题。

书稿原以博论及博士后报告为基础，其中第二章第三节“科举与乡村社会”梳理的史料及相关论述都比较薄弱，当时师友也有所批评。近拙稿《书写与文本： 宋代的社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出版，其中以温州为例，对科举与乡村社会的复杂、不确定形态有更多描述，或可参考。

这次修订，书名由原来的《科举理学化： 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改为《士绅阶层前传： 两宋的游民与土豪、科举与理学》。“士绅阶层前传”这个新书名，出自包老师原序开篇提到的“明清士绅阶层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前传”用词比较奇怪，其实与“起源”、“溯源”类似，又别有后发、追述的意味，针对明清士绅阶层给人根深蒂固的印象，用“前传”来形容两宋的情况似乎并无不妥。谷川道雄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主要论述十六国北朝史，隋唐帝国形成只是一个尾声。新书名结构与此相仿，但能避免时段上的误会。原书名的副标题“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其实主要出自宋人论述，又与论题契合，原版中也有较多篇幅讨论均田制崩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有关均田制的论述与核心议题其实有一定距离，单纯以此论述中古社会的转型也显得浅薄，因此修订时大幅压缩相关论述，并另拟副标题“两宋的游民与土豪、科举与理学”——除点出关键内容，也弥补原书名没有标明时代（朝代）的缺憾。

大概原版偏重展现史料与记录思考过程，这次修订兼顾阅读体验，原稿近30万字削去约三成，近乎缩写，但愿读者更容易接受。

还需说明的是，重新核对引文、修订脚注时，宋人别集若无通行点校本，一般据《宋集珍本丛刊》标注出处，而文字错讹据《全宋文》径改，标点也多参考《全宋文》，文中未一一注明。

吴铮强2019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