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作 者：[美]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 著
译 者：高毅，高煜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01月
定 价：89.80
I S B N ：9787208166660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历史 > 世界史 > 历史普及读物
标 签：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是新文化史大家、书籍史权威、《屠猫狂欢》作者罗伯特·达恩顿的*作品。故事围绕一位来自瑞士的图书销售代表展开。1778年夏日的一天，29岁的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动身上马，开启了一趟环绕大半个法国的公务旅行。他受雇于纳沙泰尔出版社，任务是拜访沿途书店，推销书籍、查收账目、安排货运、调查市场。在历时五个多月的行程中，他翻越汝拉山脉，沿罗讷河直抵地中海，横穿法国中部地区，途径里昂、马赛、图卢兹等重要城镇。法瓦尔热详细记录了沿途经历。这份珍贵的旅行日志无异于一场18世纪法国外省出版市场及图书贸易的导览。与它同样完好无缺地保存在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中的，还有上千份内容详实的信件、银行账目、交易记录，涉及出版业有关的各色人群。
罗伯特·达恩顿充分利用这批宝藏，在本书中描绘了一个处于历史重要关头的、人物鲜活、生机勃勃的图书世界。达恩顿用精彩的浸入式书写，带领读者走进图书贸易的各个环节，并亲历竞争激烈且秩序混乱的18世纪图书世界。当时市场上流通的是什么书籍？这些图书怎样到达读者手中？通过回答以上两个问题，《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为读者铺陈了变革前夕法国社会阅读和基层人民生活的全景画卷，以及塑造今日世界的革命性变革酝酿之时的历史微观图景。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 著名文化史专家、书籍史权威，哈佛大学图书馆荣誉馆长、哈佛?学荣誉教授。1939年?于纽约，196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64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1999年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代表著作有《屠猫狂欢》（1979年获美国历史学会Leo Gershoy奖）、《启蒙运动的生意》、《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1995年获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旧制度时期的地下?学》等。
高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国史、欧洲近代史。著有《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欧洲的分与合》（合著）等，译有《福柯的?死爱欲》等。
高煜 英法学术著作?由译者。译有《君主论》《不存在的孩子》《希腊民主的问题》等，合译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暗时期三?哲》《捐官制度》等。
引 言 书籍世界
第一章 纳沙泰尔：出差的人
第二章 蓬塔利耶：偷运和越境
第三章 隆勒索涅：评估书店
第四章 布雷斯地区布尔格：推销与收账
第五章 里昂：企业家与冒险家
第六章 里昂：国内走私
第七章 阿维尼翁：交换贸易
第八章 尼姆、蒙彼利埃、马赛：南部地区的艰难求生
第九章 图卢兹、波尔多、拉罗谢尔、普瓦捷：西南地区的勉强维持
第十章 卢丹：沿街兜售与毛细管分销体系
第十一章 布卢瓦、奥尔良、第戎：法国中心地区的高端市场与低端市场
第十二章 贝赞松：书籍销售最旺的地区
第十三章 纳沙泰尔：书籍需求的概况
结 论 有生命的书籍
致 谢
索 引
第十三章 纳沙泰尔：书籍需求的概况
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的法国之行没有正式的终点线。他在1778年11月底或12月初的某一天回到了纳沙泰尔，过程平淡无奇——没有仪式或庆典，只是有可能和出版社的职员们一起开个会，然后跟家人碰上几杯酒。我们已经花了五个月，天天跟在他后面，走过了1900多公里，而此时此刻还很难和他道别。不过，除了在其他一些地方散落的参考资料之外，档案文献到此就告罄了。
法瓦尔热对出版社的董事们做了个全面汇报，这是十分有可能的。他的三年任职合同将在一年后的1779年12月1日到期。届时，他很可能会得到6个路易（144锂）的红利，是出版社为他的良好业绩而发的奖金。如第一章指出的，1782 年和1783 年他为出版社出了两次短差，到1784年，出版社的档案中就没有他的信了。查询纳沙泰尔州的公证档案，我们发现了一些补充资料。1779年12月6日，法瓦尔热与位于纳沙泰尔以东30或80公里的伯尔尼州阿尔堡村的玛丽–伊丽莎白?阿福尔特（Marie-Elisabeth Affolter）结婚。让–弗朗索瓦的兄弟萨米埃尔也在那时结婚。在同时举办了婚礼之后，兄弟俩很可能仍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因为在1782年12月13日，他们一起购置了一小块葡萄园，一年后他们合作偿还了另一个兄弟路易的债务，路易是个钟表师傅。公证文件显示萨米埃尔在1782年是个“面包师傅”，但后来便以“食品杂货店老板”的身份出现了。他和让–弗朗索瓦曾在1776年7月13日联手做起食品杂货供应商的生意，同时让–弗朗索瓦也受到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雇用。为了支持生意，他们在1776年和1777年间陆续贷了一些款，最后的贷款总数是840锂。因此，很有可能就是在进行了这项生意投资之后，让–弗朗索瓦继续为出版社工作到1783 年的某个时候，然后就做了他弟弟的专职合伙人。1784年9月28日，出版社写信给他们在里昂的前任货运代理商克洛代兄弟，说“法瓦尔热先生已经不在我们出版社了。他经营食品杂货生意，公司名称是［S?］和J.F.法瓦尔热公司”。法瓦尔热在早期文献中出现时，名字后面没有附上“商人和老板”这样的职业名称——就是说，他当时还不是纳沙泰尔市民阶层的成员，还不是一个有公民权的生意人。1795年，他花了72金路易（1728法国锂）购置了一块面积相当大的葡萄园，他的社会地位看来有所提升，有了一个“批发商亦即本市有产者”的头衔。1796年11月30日，档案中最后一次提到他时，他在繁华的洛皮塔尔大街拥有一幢房屋，价值6000锂。他有个儿子，也叫让–弗朗索瓦，出生于1780年9月26日。档案没有提到他何时去世。根据档案所披露的情况，法瓦尔热很可能就是利用他在纳沙泰尔出版社当职员时所获得的商业悟性，在纳沙泰尔中产阶级之中的某处创立了一段成功的商业生涯。
法瓦尔热的旅行既然已经结束，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到在送他踏上他的法国之行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对书籍究竟有怎样的需求？正如沿途情况所示，仔细研究一下他所遇到的那些书商的生意，就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然而，在能够综合这些个案研究得出结论之前，我们不得不再提出一个问题：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能不能反映总体的图书贸易状况？其他地方再也没有这样的档案了。然而，尽管它们的涉及面非常广泛，它们提供的终究只能是一管之见。而其他的研究也提供不了什么帮助，因为没有完整可靠的原始史料，对19世纪以前欧洲任何地方的书籍出版发行情况进行统计，都是极其困难的。
在英国，只有少量新出版的书籍在英国书商公会注册登记。在德国，莱比锡和法兰克福书市的书目把大量流行书籍以及南方和天主教地区的大部分书籍都排除在外。而在法国，官方记录在好几个方面都有误导性。比如，要求获得图书专卖权的登记把所有未提交给审查官要求正式批准的书籍都排除掉了，而提交上去请求其他类别的许可——“默认许可”（permissions tacites，经被审查官批准，但是没有正式专卖权，而且出版地址通常是假的，让人觉得它们是在法国以外印刷的）和“官印许可”（permissions de sceau，允许出售，但是没有任何专卖权保证）—的书籍记录，并不指明实际印刷的是什么书，印数是多少，更不要说销量了。此外，在法国以外印刷而在王国内出售的书籍，其数量之庞大简直无法估计。我推测，在1769到1789年间，它们至少占据着图书发行量的半壁江山。
为什么会占这么大的比例？审查官的批准和专卖权的授予，并不只是证明一本书不含冒犯宗教、国家、道德或某位要人的名望的内容，它还是国家对书籍的质量——包括书籍的风格、内容和意识形态正确性——的认可标志。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年，书报审查制度渐渐放松了。但是，即使想获得默认许可，也要花钱、花时间，费力费神。巴黎书商行会会员拥有全部现有专卖权中的大部分，而国家也用警察行动强化着他们的垄断—不只是在巴黎，在远如马赛这样的城市也是如此，法瓦尔热就发现那里的书籍检查官是个残酷的暴君。几位外省书商，包括我们所遇到的那些人，其中有的出版原版书，如马赛的莫西、尼姆的戈德、波尔多的贝尔热雷和奥尔良的库雷，有的则秘密地投机盗版，尤其是在里昂，胆大的约瑟夫?迪普兰就是在那里异军突起，突袭了巴黎书商的市场。1777年的改革有意要对图书贸易作出有利于外省书商的公平调整，并的确让外省书商有了重印专卖权已过期的书籍的权利，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改变出版业，而且也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甚至在贝赞松的新书商行会都是如此，夏尔梅和莱帕涅在那里尽一切可能帮助纳沙泰尔出版社推销书籍。在法国国内，巴黎书商行会仍然在一手遮天，直到大革命爆发。
面对这些限制和费用，许多作家都宁愿在法国以外的地方印刷他们的著作，如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就是如此，我们从法瓦尔热的整个法国之行中看到，梅西耶的著作就像香喷喷的薄煎饼一样热销。这些外国出版商煞费苦心地开发了一套在王国内销售的发行系统，利用像费弗尔和雷沃尔这样的货运代理商，让书籍绕过边境的海关官员和像里昂、尼姆和波尔多这些重要的发行中心的书商行会。这些像雨后春笋一样在法国周围出现的外国出版社，印刷了启蒙运动的几乎全部著作，以及其他无法通过审查的所有书籍。但是，他们赚的钱，大部分还是来自盗版，因此激怒了原版专卖权的拥有者，而他们几乎都是巴黎书商行会的书商。（在1777年改革以前，作家不能自己售书，之后也很少有人这样做。）
与此相反，外省书商都是外国出版商的天然盟友，而这主要是经济因素所致。他们能以低价弄到盗版书，而原版书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印刷，故价格较高。占印刷成本的一半或以上（取决于单次印数的多少）的纸张，在国外要便宜一些，而且盗版出版商不用购买作者的原稿就能大量印制廉价版本。当然，他们要解决把书籍偷运到法国的问题，纳沙泰尔出版社与圣叙尔皮斯的默龙兄弟和蓬塔利耶的费弗尔的关系，展示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过他们也可以在大多数书商行会里找一些书商当盟友，如贝赞松的莱帕涅和拉罗谢尔的帕维，来协助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偶尔也会失误，但这个非法发行系统还是把相对便宜的盗版书提供给了法国外省各地的广大读者。这种基于盗版书和未经审查的书籍版本的出版业，在1750年就已经发展成一个重要产业，令王国的政府官员十分头疼，他们哀叹真金白银都流进了外国制造商的腰包。在连接供需方面，非法发行系统胜过了那套面向上层的、以巴黎为中心的和基于书商行会的发行系统。
需求应如何估量呢？我通过汇编纳沙泰尔出版社文件中的资料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唯一一家几乎完整地保存着从那个时期起的全部档案的出版社。该出版社的文献资料以两种方式反映了市场对图书的需求：首先，通过从1769 到1789 年间寄自几乎法国所有城市的附带订单的信件；其次，通过各种账簿，出版社职员在上面记录了订单和为完成订单而发运的货物。我在研究助手的帮助下，经过最近15年的努力，挑选出纳沙泰尔出版社最重要的客户的样本，抄录他们的信件，根据他们的订单作出了汇总统计，添加了从图书贸易中间商的卷宗得来的副本，绘制了贸易路线图，提供了各个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资料，并对所有原始手稿进行了数字化处理。读者可以通过网站robertdarnton.org 对这套资料进行详细研究。
然而，尽管资料非常翔实，但是它们几乎完全出自一个来源，即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所以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是：一家出版商的贸易能否充分反映读者对当时几乎所有法语书籍的需求。通向答案的途径又引出两个更深一层的问题：出版商如何出版书籍，书商又如何订购书籍？两个问题都涉及近代欧洲图书生意某些有别于当今出版业的关键方面。
纳沙泰尔出版社很少出原版书，除非作者自费委托。它重印——或者像原版出版商所说的“盗印”——那些已经畅销的书籍。在挑选这些书籍时，它细心研究了市场，并根据它每天从庞大的通信网络获得的信息来选择。它也听取零售书商关于需要重印什么书的建议，这些人是根据与个体顾客的接触时所获得的信息来评估需求的。法瓦尔热在出差途中与书商聊过生意后，传回了许多有关畅销书及受欢迎的图书种类的建议。但是，从出版社的档案中可以收集到的有关需求的信息很多，而它的书籍重印记录只涉及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出版社推销的书籍种类繁多，远远超过了它的印刷机的产出。当它以通常1000册的印数印刷一版书籍时，一般要拿出很大一部分——100册以上——跟一家或多家有合作关系的出版商交换他们存货中的各类书籍，交换的册数相同。如第七章所解释的，交换通常按照交易所涉书籍的总折帖数来计算；出版社从交换伙伴那里选择书籍时，只挑选那些它认为会畅销的。纳沙泰尔出版社与阿维尼翁的加里冈的交易，以及与马赛的莫西的交易，说明了这种换书贸易的运作方式，而且这些换书贸易的规模都很小，比不上该出版社与其他瑞士出版社之间进行的正规交易。瑞士出版社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因为各有各的发行网络。通过小心谨慎地发展图书交换，纳沙泰尔出版社既实现了其存货的价值*化和品种丰富化，同时又*程度地降低了风险，因为它不能确定自己印的书籍能否卖得掉，或者能否很快地卖掉以便让投资及时回笼。当一位书商订购一种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存货中没有的书籍时，它常常会通过一次临时交易或折价购买，从洛桑、日内瓦、伯尔尼或巴塞尔有合作关系的出版商那里获取。因此瑞士的主要出版社所经营的出版业是和批发业分不开的，而出版商兼批发商之间的合作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共享一个庞大的书库，一个虚拟的、浮动的存货储备，供所有合作者各取所需。洛桑出版社和伯尔尼出版社的书目，跟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目大同小异，而且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客户也经常说起，他们能从不同的供应商那里弄到相同的图书，不仅有瑞士的供应商，还有远在布永和列日的供应商。
图书交换在这个出版体系中的重要性从未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只有德国的情况例外——在那里，直到18世纪末期，图书交换都被用作推销书籍的主要手段。在瑞士，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它一直生机勃勃，并渗进了瑞士的出版社与里昂、阿维尼翁、尼姆、蒙彼利埃、马赛以及其他几个城市的出版社之间的关系，尽管运费高昂。当然，瑞士的批发商们也在争夺同一些零售商的生意。法瓦尔热在出差途中就遇到过一些其他出版商的销售代表，他们也在同一条路线上奔波，而且他在一些城市——如布雷斯地区布尔格、普瓦捷和奥尔良——了解到，这些城市各自都只有几家书商的书籍订购量能大到可以支付运输费用的程度。尽管如此，大多数外省市场都能消化几家供应商供应的货物，而且普遍存在的换书贸易，有利于各瑞士出版社之间发展联盟。他们有时一起出版书籍，分担成本和风险。投机盗版书时，在需求枯竭之前抢在其他盗印者前面占领市场至关重要，这时联合出版就尤为有效。纳沙泰尔出版社曾一度与洛桑出版社和伯尔尼出版社缔结过正式条约，三家出版社合力有组织地大规模盗印书籍。
有了换书和盗印这些做法，纳沙泰尔出版社就有了庞大而品种繁多的书籍储备，尽管在它的一般贸易格局中，有些书比其他书要重要一些。它销售自己印的书比销售通过交换弄到的书要多。它在商务信函中说明自己的生意时，会把它自己版本的书跟一般库存的书区别开，而且在账簿上是分开记录的，它自己出版的各种书都有单独的账目，而交换得到的书会统一记在交换账目（compte d’échanges，亦称compte de changes）上。在汇总统计书商的订单时，记住这种区分很重要，因为这样就不至于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版本的书籍太多的权重。于是统计基础就非常坚实了，足以支持一些一般性的结论，因为到1770年代中期，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整体存货规模越来越庞大。1773年它声称，“在法国上市的书籍中，没有什么重要书籍是我们不能提供的”。1785年它的书目涵盖了700种书籍，而到了1787年，它仓库中储存的书籍品种已达1500种之多。
纳沙泰尔出版社供应的书籍范围广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应对书商们的订购方式。当然，人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做法，但仔细研究了该出版社的商业信函之后我们仍能发现，批发贸易中有两种明显不同的交易：临时客户随意下的订单和常规客户下的稳定的订单。就像法瓦尔热总在他的马鞍袋里装着书目和销售说明书一样，纳沙泰尔出版社也会向数以百计的经销商散发它的货样信息。其中大多数经销商——或是为某种书籍所吸引，或是因好奇心驱使想测试一下新供应商的服务——都只订购了几种书籍，而且从未发展成正规的生意关系。他们会从其他供应商那里大批量进货——因为那些供应商或是提供的条件更好，或是送货更快，又或是已经以多年的可靠服务赢得了零售商的青睐。纳沙泰尔出版社一边不失时机地与临时客户做交易，一边也建立起自己的正规客户网络，而这些客户就列在法瓦尔热的最重要联系人的名单上。他们的信函反映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生意的常规流程中的一般倾向：零售商下订单是谨慎的。他们在向外国供应商订购之前，常常为他们自己的顾客安排预售；而且他们不是向许多供应商广泛订货，而只同几家可靠的出版社进行交易。他们常常要等到攒够需求量之后，再把它们集中到一份订单上。而且，他们很少投机，一种书籍一次不会进大量的货，除非探测到这本书需求量会飙升。相反，他们各种书籍都订得少，那些持续有销量的图书则会在之后的新订单中继续出现。夏尔–安托万?夏尔梅死后，他的遗孀接手继续他们在贝赞松的生意之后不久就解释说，“我丈夫的［订货］原则就是，书的品种要多，而每种的数量要少。”在18世纪的图书贸易中，不存在退货的情况。（在很罕见的情况下，如破产后对存货的清盘，图书可以委托出售，但那种安排跟现代意义上的退货做法不一样。）因此，书商订货时，一种书籍的数量很少会超过12 册（有时订12册可以免费得到一册），并且会订购足够数量的品种，使货物达到一定的数量，这样运费就便宜一些。
正如在出版社与货运代理商的信函中处处提到的，书籍不经装订，就以折帖形式打捆，然后包成货包来运输；装订通常由顾客自己安排，有时可由零售商包办。按照国家规定，货车车夫不承接低于50磅的货包，而且他们常常对大宗货物的运费打折。少量货物以重量不足50磅的包裹发运，必须用四轮马车，运费要高得多。货车和四轮马车的区别在图书贸易中至关重要，因为与运输费用相比较，书籍本身的成本并不高。另外，在交货时，收货人通常必须以现金支付运费。书商们的信——尤其是絮絮叨叨的南方人，像马赛的莫西和阿维尼翁的布瓦塞朗——读起来就像是对运费永不休止的哀叹。
书商有时会在供应商之间挑起竞争，以便谋取*惠的条件。但是，若个别出版商兼批发商能在偿付货款的方式上机动灵活，订货时能给予他们优先照顾，偶尔还能打点折扣，他们就会和他发展成特殊关系。因此书商们不是把生意分散给许多供应商去做，而是集中到他们可以信任的几家。信任（confiance）在图书贸易中是个关键词语（或许在早期资本主义中无处不在），它出于防止欺骗的需要。企业主们可能会在远离受害者家乡的地方不断使用诡计，操纵贸易骗局。有些出版商会宣称他们正在重印某种书籍，目的仅仅是想打探一下需求是否足够大，出版这种版本是否合算，同时也让跟他们竞争的出版商们打消出版的念头。还有一些出版商把伪造的书名页加在旧的正文前面，把它们当作新书卖。而且他们常常利用货运在书商中厚此薄彼，这样一些书商就能够在同一地区其他书商尚未收到同种书籍之前占领市场需求。
然而，出版商兼批发商会因滥用信任而遭受比零售商更大的损失，尤其是在图书贸易的隐蔽部分。像卢丹的马勒布这样的边缘经销商，一旦赢得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任，订单就一摞一摞地下，直到运走他们的大部分存货为止，然后却总是要找理由逃避承兑到期的汇票。另一方面，一些像贝赞松的夏尔梅这样谨慎诚实的零售商，也会向纳沙泰尔出版社下大量的订单，因为他们宁愿从单独一家供应商那里进货，他们已和这家供应商打过多年交道，而且知道在他们遇到麻烦时，这家供应商既可以信赖也会灵活处事。不管怎样，我们有可能通过这种订单的积聚，大致了解到一个经常与纳沙泰尔出版社做交易的书商的生意状况。
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它关涉编制统计数据的*方法这个关键问题。查阅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全部会计账簿（分为日记账[journaux]、流水账[brouillards]和主往来账簿[mains courantes]，保存非常完好），并记录每种书籍销售给每个客户的数量，这都是可以做到的。1965 年，当我开始结合出版社的信函来研究它的账簿时，我曾考虑过这种策略。它展示了跟踪法语书籍在欧洲各地的传播的某种可能性。但更仔细的考量显示，这样做的结果会产生误导。虽然纳沙泰尔出版社与从莫斯科到那不勒斯、从布达佩斯到都柏林的各地书商都有通信往来，但大多数通信者都属于临时客户一类，他们的订单很少_常常只有一份，就像他们说的，“测试一下”而已。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销售说明书或书目上的几种书籍会吸引他们的眼球，他们也会为评估版本质量、运输费用，以及书籍运到他们手上所花的时间，进行一次测试性的订货。其中大多数人不再接着订购，因为他们发现，可以从另一家供应商那里得到更好的条件或更快捷的服务——这家供应商通常距离他们更近，或跟他们有更紧密的信任关系。因此，纳沙泰尔出版社常常在一大片地区，或者整个国家，只能卖掉几册特定的书籍，而仅凭他们好不容易卖掉的这区区几册书籍，是无法对该书的传播和订购此书的书商的生意加以典型说明的。把所有这些不正规的、时有时无的销售记录堆积到一起，企图从中归纳出书籍传播的普遍特点是行不通的。同时也很可惜，数据太贫瘠了，以至于根本无法得出有关像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瑞典、英国和德国这些庞大市场的一般特征的结论。
拿一部著名畅销书为例来说。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在1759年初版后，又重印了许多次。根据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账簿，我们可以在欧洲地图上标出他们所卖的每一册，但是统计资料太琐碎，使这种地图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出版社向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书商卖了14册，而在西班牙、葡萄牙、低地国家、英国和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一本都没卖掉。那么，人们能否就此作出结论，说俄国读者对《老实人》的需求比其他所有国家的读者合起来还大，并且说在1769到1789年间这本书在大多数西欧国家都绝迹了？当然不能，因为那些国家的书商会从其他出版商和批发商那里进货。加布里埃尔?克拉默，伏尔泰著作的日内瓦出版商，在伊比利亚半岛就做过一次大生意，他或许在那里卖掉了许多册《老实人》，不过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因为他的档案中幸存的资料只有他的“总账”，里面提到了他的客户，但是没有提到他们订购了什么书。伏尔泰对柏林的文化生活有很大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和腓特烈二世的关系；但纳沙泰尔出版社在那里没有卖掉一本《老实人》。到1769年，柏林以及全德国北部的图书市场，都受到改造了德国贸易的出版商菲利普?伊拉斯谟?赖希的控制，但是赖希从未和纳沙泰尔出版社有过接触。实际上，很难查询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德国的销售情况，因为它面向德国的图书销售大多数都是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的书市上进行的，然后就不知所踪了。而且，纳沙泰尔出版社自己不在书市上卖书，而是通过中间商，如巴塞尔的约翰?雅各布?弗利克和C.A.塞里尼，以及伯尔尼出版社和伯尔尼的伊曼纽尔?哈勒尔。这些书籍的传播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账簿上没有留下痕迹。账簿上所反映的是该社与瑞士其他出版社之间的广泛贸易，尤其是通过图书交换进行的贸易，那时瑞士出版社都在他们自己的贸易网络中做销售。那些至少占了纳沙泰尔出版社四分之一生意的书籍，都无法确定它们的最终走向。
研究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其*市场法国的销售情况时，也会碰到许多上述的问题。尽管它曾努力开辟从西北地区进入巴黎地区的通道（见第二章），但它在巴黎从未做过大生意，那里的书商行会在警察的支持下，为消除来自国外专营盗版书的出版商的竞争，无所不用其极。外省经销商为纳沙泰尔出版社相对便宜的价格所吸引，但他们常常只是下一份测试性的订单，检验一下该出版社版本的质量，以及它的供应线的效率，从来不做回头客。货运滞后和折帖大量损坏，足以让他们望而却步，拒绝和它建立正常的生意关系。他们的名字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账簿上出现过一两次，然后就看不到了。当然，纳沙泰尔出版社也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网络，但这个过程是不规则和不平衡的，使得一个城市的销售情况很难与其他城市作比较。实际上，纳沙泰尔出版社与零售商联系所产生的销量，并不足以让人对他们的交易进行概述，哪怕是尝试性的概述。只是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如四开版《百科全书》的销售，人们才可以根据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从地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追踪一种书籍的传播情况。而且不能撇开该出版社与日内瓦、洛桑、伯尔尼和巴塞尔的中间商的交易来追踪它的大部分销售情况。我发现结论令人失望是无法避免的：任何通过不加选择地把出版社所记录的每一项销售都计算在内来进行汇总统计的尝试，都是注定有缺陷的。有人尝试遵循这种程序，写了一篇名为《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法国图书贸易（1769—1794）》（The French Book Trade in Enlightenment Europe［1769–1794］）的作品挂到了网上，结果就犯了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错误。尽管该作品含有一些有用的地图和书目资料，但它并没有成功地理清书籍的传播。
我没有把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所有交易堆砌在一起，而是选择了一种采样策略，并且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了起来。我发现，要估计一位书商的订单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用来说明他的生意，必须对足量的订单进行汇总，并且阅读随订单一起寄的信件。只有通过对信件的仔细研究，我们才能重构销售的环境，限定销售范围的条件，以及客户与供应商之间关系的性质。书商们写的信通常是事务性的，语言简明扼要；但在他们与纳沙泰尔出版社发展成可信赖的关系（基于互相信任的关系）之后，就常常会在订单中夹杂一些个人关于交易的评论和想法，如夏尔梅及其遗孀的例子。他们不再仅限于谈生意，于是商务信函就展现出了一幅法国外省生活的鲜活画面，因为在许多案例中，我们都可以从书商生涯的不同阶段来跟踪他们——何时开店，何时击败竞争对手，何时遭遇经济危机，在一些案例里还包括他们何时被疾病压垮，甚至死亡。他们的街坊邻里和其他商人的来信还会使画面更加完整。因为这些信件充满了家常话——事实上也正因为如此——它们读起来引人入胜。网站上有数百封这样的信件可供选读。如果把它们和统计资料放在一起研究，就可能会感觉到图书贸易好像已深深嵌入旧制度时期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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