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康德 增订版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主流，康德则在西方哲学中建立了第一个自律伦理学系统，两者都有深刻而完整的内涵，深远地影响了东西方社会，至今依然如此。

康德提出“自律”的道德原则，建立了自律伦理学，康德对西方伦理学思考所造成的这种根本转向被称为“伦理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康德从人所共有的道德意识出发说明道德的本质，儒家则主圣人之道本乎人心，仁义道德不离人伦日用。东西方圣哲的思想就在人最根本的道德意识之基础上，如电光石火般交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李明辉教授《儒家与康德》（增订版）以自律道德为主要论述的切入点，试图阐明康德的“自律”概念，探讨儒家的自律伦理学，并比较康德的“幸福”概念与儒家的“义利之辨”。

李明辉教授，1953年生于台北市。1986年获得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合聘教授、广州中山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曾担任德国莱比锡大学客座教授、德国波恩大学访问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访问学者、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教授等。主要著作有《儒家与康德》《儒学与现代意识》《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康德伦理学发展中的道德情感问题》（德文）《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德文）《四端与七情》《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等，译作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导读》《者之梦》《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未来形上学之序论》《道德底形上学》等。

增订版序言

原  序

本书引用康德著作缩写表

导  论

儒家与自律道德

孟子与康德的自律伦理学

再论孟子的自律伦理学

孟子的四端之心与康德的道德情感

从康德的“幸福”概念论儒家的义利之辨

从康德的实践哲学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从康德的“道德宗教”论儒家的宗教性

余  论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概念索引 

原序

……

今天是西方文化当令的时代，无论我们愿不愿意，都得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无由回避。在笔者心智开始成长的阶段，我们的知识界弥漫着一股强烈质疑并反对中国传统的风气，知识分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续影响下，毫无批判地向往西方文化。但在笔者今天看来，当时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西方文化往往不是真实的西方文化，而只是其补偿心理的投射下的产物，故不免是片面的、一厢情愿的。笔者当时在心智尚未成熟的年纪，已隐约对这股风气感到不以为然，但因学力与识见之不足，亦无法确切指出其问题之所在。其后笔者偶尔读了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深为所动。此书令笔者大开眼界，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在西化派的质疑与批评下并非毫无招架的余地，反倒有许多值得保存与发扬的价值。梁先生在当时一片反传统声中，能坚持所信，异军突起，实不容易，诚属孟子所谓的“豪杰之士”。笔者因此发心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内蕴，并以此为终身志业。今日笔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在许多方面或许已超越了梁先生在此书中的见解，但对此书的启发仍深怀感激之情，对梁先生的孤怀弘愿亦长存敬佩之心。

其后笔者在大学时代接触了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诸先生的著作，在研究所时代更有幸亲炙牟先生门下，得以一窥中国哲学之堂奥。由于牟先生的教诲，笔者领略到：我们今日阐扬中国哲学，决不能回避西方哲学之挑战；中国哲学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形态中，而须与西方哲学相照面、相摩荡，始能开出新局面；而在这两大传统彼此会通的过程中，康德哲学据有一个关键性的地位。

牟先生这种看法曾受到许多质疑与批评。以他对儒家思想的诠释来说，最常受到的批评有两种：有人认为牟先生将康德哲学的概念硬套在儒家头上，其实是曲解了儒家。这些人一贯提出的问题是：儒家那有“物自身”、“自律”、“定言令式”等概念？反之，另一些人则认为牟先生所理解的康德是“牟氏的康德”、“英文的康德”，而非康德之原貌，讥其不通德文，无法对康德哲学作专家式的研究。提出第一种批评的人大概不了解概念与思想内涵之分别。譬如，传统儒家自然没有“自律”的概念，但这决不表示儒家义理中不包含康德以“自律”概念所表达的思想。我们在孟子的“仁义内在”说之中可见到康德的“自律”概念所包含的全部思想，这决不是比附。这类批评者有时故作学者的谨慎态度，以“不轻下断言”的姿态自喜。若其说为然，则不但中西哲学不可能相互比较，甚至在同一文化中不同的哲学系统亦不可能相互比较；因为在哲学的领域里，不但每个系统各有不同的概念，甚至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系统中也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涵义。对于这类批评者，我们只能要求他们深入了解儒家与康德的思想；透过深入的了解，不但可见两者之同，亦可见其异。牟先生在其书中对儒家所进于康德者，有极透辟而周详的分析，这决不是一句“硬套”或“比附”就能抹杀的。

提出第二种批评的人则不了解哲学思考与专家研究之分别，或者说，不了解康德所谓“理性知识”与“历史知识”之分别。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方法论》中指出：一个人纵然学得某位哲学家（譬如吴尔夫）的整个哲学系统，牢记其全部原理、解说和证明、甚至其整个系统的画分，而至了如指掌，仍只能说是拥有吴尔夫哲学的“历史知识”；因为这些知识并非由他自己的理性所产生，即非由原则所产生，故尚不是“理性知识”。若从“历史知识”的角度来看，牟先生的康德学自然有所不足，但我们决不能以此抹杀他在“理性知识”方面对康德学的贡献。提出这种批评者徒然斤斤于某一概念是否符合康德之原意，其实不知哲学思考为何物；更何况他们在历史知识方面亦不见得超过牟先生！就康德对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哲学的了解而言，他大概不能成为休谟专家，因为他主要系透过德文译本了解休谟哲学。但谁能否认他在因果律问题上对休谟所作的响应是真正的哲学思考呢？当然，笔者无意否定专家研究之价值；反之，笔者亦反对有些人假哲学思考之名掩饰其基本知识之贫乏。一人而能兼备这两项条件，固然是最理想之事。但我们决无理由将哲学思考与专家研究混为一谈，因为这两项工作各有其轨范。

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在《超乎善与恶之外》（Jenseits von Gut und B?se）一书中称康德为“科尼希贝尔格的伟大中国人”，虽是戏言，却也无意中道出康德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在精神上的血缘关系。本书也为这句话提供了一个脚注。因此，笔者要强调：若非牟先生的启发，决不会有本书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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