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怀孕了，我很想变成大家理想中的样子：更加体贴、包容、可靠，脾气好得超乎想象，可我也想要被理解、重视、原谅。想到这里，我就满腔怨气，当宝宝的膝盖顶到了我的肋骨，我就隔着自己的肚皮痛骂她。
我的母亲怀我时是怎样的心情呢？在二十一岁，我失去了母亲，她的生命在我眼前一点点流逝，死亡打垮了我，我整个人碎了一地，成了一座废墟，此后余生，我一直在拾掇拼凑碎片，在废墟上重建自己。
眼泪再一次提醒我，我的身体已经不由自己控制了，我无能为力，我不知所措，我马上就得面对这一切了……
杰西·格林格拉斯（Jessie Greengrass）
英国作家。首部短篇小说集斩获萨默塞特·毛姆奖和埃奇希尔短篇小说奖。2018年，完成了首部长篇小说《我们的人生大事》。
当《纽约时报》采访她创作这本书的想法时，她说：“我想写的是人的自我认同感和主体性，想写一个人和她腹中的孩子之间的核心关系——双方似乎亲密至极，但实际上彼此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这种关系很妙，让我回味无穷。以此为切入点，我可以探讨许多一直都很想探讨的话题。”
篇幅不长是这本书很大的优点。这是一本开放式的书，提出了女性要面对的人生问题和思考路径，但没有给出答案。我的初衷其实就是提供一种思维方式。
——杰西·格林格拉斯
译者简介
曹昕玥
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译者、自由撰稿人。
我刚过二十一岁生日不久，母亲就病倒了，并持续了很长时间。尽管事实上我对她的照料越来越负责，但照料她的活变得日渐繁重，可我还是尽量装得若无其事。每天早上，我从自己的住处赶到她家——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住在伦敦大象城堡区交通环岛后面的合租公寓里；母亲则住在一幢建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小房子里，房前还横着一条车道。这所房子坐落于城郊，周边地带规划得十分混乱，已经向城市边界之外胡乱扩张了好几英里，一个接一个小镇笼罩在浓郁树荫的穹顶之下。我在这幢小房子里长大，却谈不上对它有什么感情，而且我觉得母亲对它也一样没什么感情。我们之所以决定住在这儿，并非千挑万选的结果，也不是因为我们真心喜欢这房子，仅仅是权宜之计罢了——因为要上班，因为要上学，因为住久了就懒得挪地方，也因为这地方去市中心很方便——当初我们是这么想的，不过其实我们根本不怎么去市中心。要不是因为以上这些理由，我们早就搬走了，哪里还会长期“暂居”于此呢？三年前，我离家去上大学，满心以为终于势不可当地踏上了一条上坡路，沿着它就能远走高飞，终于可以逃离这幢房子了，可是没过多久，母亲生病了，我又被拽了回来。我不得不放弃找工作，每天清晨坐进空荡荡的出城列车，透过划痕累累的车窗玻璃，望着反方向驶过的列车上沉甸甸满载着的乘客——偏偏只有我走的是回头路。我是被迫走上这条回头路的，这太不公平了，所以我满腔怒火。可我也知道，这怒火无从消释，因为我对怒火的起因无能为力。每天清晨，当我逆着西装革履的人潮好不容易挤到检票口，我都会再一次感受到小时候体验过的那种羸弱，再一次感受到命运的不公，更可恨的是，不论我如何抗议这种不公，都是徒劳的。之后，我带母亲去看预约好的医生，陪她挂完几个小时的点滴，把该洗的衣物都洗了，再把两人的餐盘晾在空空如也的厨房里，和她一起度过漫长而沉默的下午。在午饭和下午茶之间的数个小时里，除了焦虑之外，空无一物，只有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乏味和虚无。总算挨到黄昏时分，我又得踏上回程。也有很多次，我被琐事绊住，来不及赶回城里，只能躺在小时候睡过的卧室里，彻夜无眠，听着花园里传来的动静：有狐狸的叫声，也有猫头鹰的叫声……可是，窗外本该传来交通环岛那车来车往的喧嚣。我静默地蜷缩在那里，感到世界正在偏离我曾以为理所应得的光明未来，向另一个方向转去。
她第一次昏倒是因为脑血管破裂，血液迸进了脑部的软组织，怎么也止不住。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越来越乏力，肌肉失去了弹性，关节也都松动了。为了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她不得不服用某些药物。那些药会让身体浮肿，她比健康的时候几乎胖了一倍，脸也变得肥胖通红。然后，诊断结果出来了，治疗方案也确立了，经过每两星期一次麻烦重重的化疗，她看上去差不多快好了。还记得刚发病的那个星期，她只能脸色惨白地躺在病床上，现在的她比那时好多了，我们如释重负，以为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她只不过看上去有点疲惫，站不太稳。在她头骨的一侧有道疤痕，同我手掌一样长，粉红色的，很光滑，被新长的毛茸茸的头发包围着。尽管她没有恢复到生病之前的模样，不过总算也没有变成我曾极度恐惧的模样——我曾坐在一堆缠成乱麻的管子和监视器之间，听着点滴的滴答声、仪器的嘟嘟声，想象着手术完成后她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最初几个星期，我们都以为还能寻回旧日时光，所以活在一种仿佛偷来的欢欣气氛中，悲伤之情一扫而空，满怀希望与爱意……那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真相：再也回不去了，想要从这场变故中幸运地逃脱，不过是痴心妄想。刚开始，母亲只需要我在家务上搭把手，比如做饭、打扫、去超市采购，陪她去医院，紧挨着她坐在闷热的病室里一起看着窗外，每当医生传达或解说什么坏消息的时候，我就陪她一起听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越来越多的事情她自己完全做不了了。渐渐地，就连在屋里走动、上下台阶、坐进椅子、从椅子上起身，她都需要有人帮忙才行。再后来，她的左臂开始萎缩，我得帮她把餐盘里的食物切好，甚至帮她洗脸。于是，我们的生命被围困在一起，纠缠在一起，挤压在一起。长大成人，本应是我与她相分离的过程，没有什么能阻拦我离她而去。可是，她那么迫切地需要我，我别无他法，只能逆势而为。我们都察觉到了这一点。我帮她冲洗头发里残余的泡沫、帮她穿衣服，尽我所能地抚慰她、保护她，哪怕手头的这些事都必须尽快完成，我还是竭尽所能地保持动作轻柔。然而，上苍原本已为我们分配好了角色，我如今的做法实则残忍地将两个角色颠倒了过来。对这个一直都想保护我、唯恐我受一点伤害的女人来说，这种颠倒，本身就是一种酷刑。我们总是沉默相对。仿佛是为了缓解肢体过度亲密带来的不适，我们有意在情感上保持距离——彼此躲藏，彼此回避。在我们的肢体接触中，所有的爱意都被过滤掉了，只保留实用性和必要性。我们一致默认用务实的做法来代替怜悯之情。我仍然另有自己的住处，这是一道分界线，象征着我与她名义上依旧是各自独立的。直到某天早晨，我赶到她家时，发现她蜷缩着躺在浴室的地上。由于类固醇的副作用，她的手肘和手腕都胀鼓鼓的——通常只有小孩子才有这样胖乎乎的手肘和手腕。自从几个星期前她的大脑控制空间意识的功能渐渐丧失，她就没法再给自己穿衣服了，内裤在她眼里成了一个费解的几何题。而现在，她甚至没法自己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总是站在房门口一脸困惑，转而往莫名其妙的方向走去。尽管她依然认得这所房子，尽管她说这房子看起来与从前没什么不同，尽管她仍然知道厨房在起居室的左边、浴室则要上楼梯走到顶……可是，一旦她想将认知转化为行动，她就被难倒了。她的脑海里仍然保留着这所房子的结构，毕竟我们一直住在这儿，我从小到大都在这儿度过——我们过往的生活依然在每一个房间的角落里发出回响，我们的争吵、我们的愤怒、我们的和解、我们小小的庆祝仪式、我们的日常琐事，依然留存在墙壁与地板的每一处印记中，留存在地毯上隐约的污渍里，留存在书房摇摇欲坠的门把手上——可这一切对她来说，都与她如今身处的这个空间失去了关联。尽管她对这所房子的记忆依然清晰而详尽，但这些记忆已经无法解析。就连她自己的身体都让她感到无比的陌生，肢体的形状与她的认知匹配不起来，以至于她总是搞不清自己身处何方，做任何一个动作都得付出刻意的努力。她不得不先对自己的手脚观察上一番，再费力地驱使它们动弹起来，把它们都当成机械装置来使用；与此同时，在她空空荡荡的脑海里，在那片永恒的寂静中，她幻想中的肢体却依然活动自如。第二天，我把大象城堡区公寓房间里的东西收拾打包，开始搬家。随身物品都被塞进旅行袋，装不下的就往塑料袋里塞。然后我打车去车站。这一回，我终于和其他人的方向一致了：晚高峰即将来临，而我身处通勤列车的角落，坐在我那堆累赘的行李上面。在卡立芬交会站换乘的时候，我的一个袋子崩开了裂口，乱七八糟的平装书和内衣从袋子里掉了出来，跌进火车和站台之间的空隙里，最后散落在铁轨上。我站在下班回家的人群里，他们都衣着得体，光鲜亮丽，唯有我穿着脏牛仔裤和高帮运动鞋，邋里邋遢。幸存的袋子们无精打采地耷拉在我的腿侧。我眼睁睁看着火车一遍又一遍从我掉落的那些东西上驶过——后来的日子里，如果说我体会不到悲痛究竟有多么深重，如果说我觉得自己根本没资格伤心难受，那么在某种程度上，那都是因为我依然在为这趟最后的回家之旅感到羞愧。我羞愧，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之所以选择回家，并不是出于爱，也不是出于怜悯。我仅仅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那些事非得有人做不可，而除我之外再没有别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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