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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


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

作  者: (美) 玛丽· L.格雷 (Mary L. Gray) / (美) 西达尔特·苏里 (Siddharth Suri)

译  者:左安浦 译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

定  价:49.80

I S B N :9787208164499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社会科学  >  人类学/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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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系统出现的一个小故障导致琼的MTurk账户突然被冻结——这是按需工人*可怕的噩梦。“没有一封电子邮件通知我软件出了问题;我只知道自己不能再登陆了,”她说,“我给客服打电话,他们告诉我必须等网站修复这个问题。账户冻结让我损失了近200美元。我失去了高薪工作,原因是平台自己出了问题,而不是我的工作质量有问题。”当事情出错的时候,琼这样的幽灵劳工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别提追索补偿了。“我等了40个小时,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继续工作,能不能维持收入,也完全不知道原因。”

 

人类学家玛丽和计算机科学家西达尔特联手,揭露了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背后隐藏的人类劳动力。这支看不见的线上就业大军正不断扩张,它既不存在于现有的法律中,也未得到固有文化的承认,而算法无意识的残酷又带来了诸多未知。


TOP作者简介

玛丽?L. 格雷(Mary L. Gray)

人类学家、微软研究院新英格兰实验室高级研究员、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研究员。2020年度麦克阿瑟奖获得者。现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信息、计算与工程学院任教,并从属于传媒学院、人类学系和性别研究系。玛丽的研究着眼于技术获取、物质条件和技术的日常使用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

 

西达尔特?苏里(Siddharth Suri)

计算机科学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博士、微软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微软纽约研究中心创始成员。苏里的兴趣主要为计算机科学、行为经济学和众包经济的跨学科研究。


TOP目录

引言 机器里的幽灵

幽灵工作如何运行?

远未成熟的人工智能

就业真正的未来 

 

PART 1 自动化的最后一英里悖论

第一章 环路中的人类

幽灵工作的序曲

解构雇主的API

机器智能的崛起

从微任务到宏任务

去人性化的工作

 

第二章 自动化的最后一英里悖论简史

早期的消耗性劳动力

流水线和计件工作

发明周末

把我们送上月球的临时计算员

外包和长期临时工

长期临时工的兴起

含糊不清的就业分类

 

PART 2 有挑战性的工作

第三章 算法的残酷与幽灵工作的隐藏成本

冷漠的设计与意外后果

企业的经营成本

隐藏的疼痛量表

没有完美的老板,代码也一样

 

第四章 努力工作(不只)为钱

选择或别无选择

职业晋升前景模糊

工作将更像读书俱乐部

把工作融入而非塞进生活

并非只有阳光和玫瑰

 

PART 3 对抗机器人

第五章 陌生人的善意与协作的力量

仍然存在的社交需求

协作减少交易成本

协作完成工作

重建工作中的社交

协作的成效

茶水间2.0

 

第六章 双重底线

软件,为您效劳!

经过设计的双重底线

运营双重底线的案例

良好意图和向善设计还不够

公地悲剧

 

结论 接下来的任务

建设中的幽灵工作

幽灵工作的历史教训

未来我们可以做什么

社会变革的技术解决方案

需要专业技术的社会解决方案

 

致谢

参考文献

方法附录

注释


TOP书摘

第三章  算法的残酷与幽灵工作的隐藏成本

冷漠的设计与意外后果

大多数按需工人都接受API环境中不规律的工作流程,而软件错误会使工作变得更加不稳定。2013年,系统出现的一个小故障导致琼的MTurk账户突然被冻结—这是按需工人最可怕的噩梦。“没有一封电子邮件通知我软件出了问题;我只知道自己不能再登录了,”她说,“我给客服打电话,他们告诉我必须等网站修复这个问题。账户冻结让我损失了近200美元。我失去了高薪工作,原因是平台自己出了问题,而不是我的工作质量有问题。”事情出错的时候,琼这样的按需工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别提追索补偿了。限制登录40个小时后,琼的账户恢复了。但这段经历让她很谨慎。“我等了40个小时,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继续工作,能不能维持收入,也完全不知道原因。”

2014年,网页设计顾问兼作家埃里克·梅尔(EricMeyer)创造了“无意的算法残酷”(inadvertent algorithmic cruelty)这一短语,用来描述计算机设计中的一个缺陷—缺乏共情能力。这个术语敏锐地体现了琼在幽灵工作中的经历。梅尔在一篇博客文章中首次使用这个短语,目的是回应Facebook推出的“年度回顾”(Year in Review)功能,该功能以图片形式展示了人们一年中的高光时刻。在梅尔的例子中,应用程序按照设计的那样正确运行—向他展示了过去一年的照片。但问题在于,他5岁的女儿丽贝卡那一年死于脑癌。后来,在Slate.com的一篇文章中,梅尔写道:“有一张我女儿的照片,她已经去世了。她在今年去世了。的确,我这一年就是这样度过,我已经受够了。我这一年就像我的小女儿永远不会再出现的那张脸。”他承认这不是恶意攻击,只是代码造成的不幸意外。“算法本质上是考虑不周的,”他写道,“它们为特定的决策流程建模,可一旦运行,它们就不会再思考。”

当算法、平台或API的设计缺乏思考,并且出现在毫无戒备的消费者眼前,埃里克·梅尔这样的人就会承受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果工作场所出现“考虑不周的流程”,尤其是那些低收入者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往往损失惨重的工作场所,那么意外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会更加严重。

幽灵工作市场不会使与工作完成紧密相关的交易成本消失。相反,幽灵工作把这些成本转移到按需工人和请求者身上。虽然软件是可以修复的,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当系统出现故障时,它会对工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目前为止,按需平台和那些利用按需平台雇佣工人的公司并没有强制要求他们对工人负责的条款和条件。甚至这种新雇佣形式的付酬也是通过容易出现故障的软件完成的。

更具体地说,工人承担了寻找工作、学习如何完成任务以及在出现问题时进行沟通的成本。请求者承担了寻找人才、建立信任以及维持与工人之间责任关系的成本。这些交易成本不成比例地分摊到工人身上,始作俑者是平台及其API设计中无意的算法残酷。平台和请求者都在使用的软件系统过于死板和不讲情面,无法公正地处理雇佣工人、评估工作和支付工资所涉及的所有复杂性。因此,在市场两边的所有人都要自己付出成本、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尽管这些成本对工人的冲击更大。

 

企业的经营成本

按需经济的核心是这样一个前提,即依赖幽灵工作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利润。交易成本是与管理生产、交换商品或服务有关的费用。诺贝尔奖得主、现代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罗纳德·科斯推广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尽管这个词并不是他发明的。1937年,在《瓦格纳法》通过两年后,科斯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他在其中指出,为了减少市场摩擦,企业必须协调自己的运营,比如寻找、雇佣和培训工人。降低成本和实现盈利的唯一途径,是让企业尽可能流畅地运转。大体上,关于现代私营企业如何大规模生产,以及如何从运行良好的组织结构中获利,科斯是第一个提出理论的经济学家。

幽灵工作经济体以软件形式推销自己,这种软件可以消除寻找、匹配、培训、沟通以及留住工人等成本高昂的市场摩擦。然而,正如科斯可能已经警告过的,工人之间、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值得付出的成本。尽管有人声称,幽灵工作可以把算法、人工智能和平台接口结合起来,取代公司成为“指导生产的企业家协调者”,但事实并非如此。幽灵工作的交易成本不会消失。相反,它们被转移到请求者和工人身上。请求者通常必须处理与确定新项目的范围并交给新雇工有关的所有管理任务。他们认为一旦任务转换为代码并通过API递交,就不需要再解释;但事实上,他们需要解释这些任务,耗费了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工人付出了不成比例的高昂代价:他们失去了时间,甚至薪水,以及对不公正待遇提出申诉的机会。传递给请求者的许多交易成本反映了工人所承担的成本。每一个障碍都表明,幽灵工作对所有相关人员来说都不是平稳运转的。

请求工作:交易成本

请求者最常报告的难题发生在把工人匹配到具体任务的过程中。请求者报告说,他们发布一个任务后会收到大量申请,请求者必须筛选和审查,庞大和复杂的任务尤甚。一家公关公司的沟通交流专家说:“招到的人太多了,这些人非常渴望这份工作,所以很难判断他们能否真的胜任。”工人往往过度警觉,这导致一个负面的效果:关注好工作会导致求职者蜂拥而至,所以请求者更难挑选工人。另一位营销经理说:“尤其是当你收到来自全球各地的回复时,筛选所有人可能会很痛苦。”审核工人需要手动进行,而且非常耗时,通常需要用电话或者Skype通话。一家初创公司负责沟通的副总裁谈到了做好审核工作的重要性:“很多工人技术很好,但沟通能力很差,这方面必须认真审核。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工人创建的网站可能看起来不错,但后来有另一个人接手时发现程序中有不洁代码和未完成的代码。所以现在我选择工人的时候会更加严格地评估。”

第一章中说过,一些平台通过评级和声誉评分这类形式提供指引。请求者对这些信息的利用也存在差异。一些人报告称使用了这些信息,另一些人则半信半疑,还有一些人完全忽略,认为这些信息可以被操纵,因为通常没有办法验证与核实。评级和声誉评分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们不能从一个平台转移到另一个平台。一个工人可能在某个平台上获得很高的评级,但是当他们改用另一个平台时,必须从头开始。许多请求者报告说,评级和声誉评分的可靠性比不上之前的工作资历档案,并哀叹平台让他们很难看到工人之前的工作。先前提到的那家工程公司的市场经理明确表达了这种感觉:“我想说的是,自由职业者的工作资历应该更加开放。我理解,他们服务过的公司不会真正允许自由职业者展示他们做过的工作,但关于交付内容的细节肯定会有所帮助。”一般来说,请求者使用按需平台获取工人,但他们发现审核工人非常耗时。因此,我们将看到请求者通常尽可能少地这样做,并反复雇用已经审核过的工人。审核工人本是人力资源机构的交易成本,而在按需平台上却转移到了请求者身上。

在请求者选择工人之后,流程的下一步实际上是完成工作,而在这里,我们也从请求者的角度看到了大量的交易成本。产生这么多成本的原因是,按需工人一旦被雇用,就会暂时成为公司的一部分,直到工作完成。他们本质上是新员工,但没有得到过任何培训,上岗第一天就要完成远程任务。培训成本由请求者和工人共同承担。但如果工人的工作不达标,他们就会被拒绝,也得不到报酬。而如果请求者收到不合格的工作,他们可以直接不付费并寻找其他工人。

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信任和责任关系。两个人之间建立信任是需要时间的,但使用按需工人的核心诱惑是快速获得劳动力,这两者是背道而驰的。前面提到过,平台执行的评级和声誉评分系统,是通过API传达信任的一种尝试,但这些都是不完备的解决方案。一家工业供应公司的采购经理说:“信任问题总是存在。他们说自己确实满足条件,我们要么相信他们,让他们加入,要么如果是更重要的任务,就要先进行10到15分钟的对话。我的意思是,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一个人的职业精神。”

这些信任问题可能会演变为责任问题。在传统的劳务中介模式中,如果工人的劳动达不到招聘公司的标准,那么劳务中介可以承担责任。但在按需环境中,几乎无法追责。一位销售礼品和古玩的线上零售商说:“我们找了九家招聘公司,都没有找到我们需要的语言或程序员。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人,他是个好人,也有本事。可我们刚准备好,他就消失了。”一旦联系不上工人,零售商就无能为力了。此外,如果与请求者的关系恶化,按需工人可以与新的请求者重新开始,这进一步削弱了工人的责任感。

一家在线教育公司的市场经理表示:“自由职业者态度散漫。我们与全职雇员共事的时候,他们知道有人在评价和评估他们。对于自由职业者而言,这只是一个项目,之后他们还会做其他公司的其他项目。他们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带来了很多信任问题。”

大多数平台都允许任何工人为任何请求者工作,这是一种优势,但会无意中削弱责任心。缺乏责任心导致请求者承担了另一项交易成本,因为他们不得不管理工人,甚至无微不至地管理工人。另一位营销经理对工人缺乏责任感的对策是密切监督:“我要求自由职业者每天汇报最新情况。他们远程工作,所以管理起来很困难。但让他们发送日工作汇报会有所帮助。通过每天报告,至少我事先知道可能会错过最后期限,从而制订应急计划。”

按需工人通常远程工作,很难观察、吸收雇佣企业的文化,也很难按照他们的文化行事。例如,那位工程公司的市场经理说:“我认为主要的痛点在于,这些人不属于我们的组织,所以他们通常不了解我们的时间表、工作流程、指导方针和写作方式。每个公司都有不同的文化,自由职业者很难遵循同一种文化,因为他们可能为五家不同的公司工作,有五种不同的文化和指导方针。”企业文化会影响请求者对提交工作的期望,进而影响工人实际产出的成果。不能够或不愿意吸收雇佣企业的文化,会导致按需工人交付的工作达不到该公司的要求,正如这位市场经理与一位设计师共事时发现:“他过去工作做得很好,但我们公司不喜欢他设计中使用的明亮颜色。我们建议他改用更多的蓝色、灰色以及更深的色调,但他仍然故我……即便我们多次向他解释我们的工作方式,他仍然没有遵从公司的标准。”另一位广告公司的市场经理说,文化很难成为API的一部分,向按需工人解释文化是由请求者承担的另一项交易成本:“我不能指望一位自由职业者对我们的文化有深刻的理解,那不是自由职业的本性,所以确保他们的产出符合公司的标准,完全成了我的责任。”

信任、责任和文化是一般工作环境里都会有的社交方面的因素。而让工人获得必要的工具和数据,则是雇佣按需工人的一个主要技术难题。绝大多数请求者都希望工人自备软件工具。一家直邮公司的沟通交流专家说:“是的,我们假设他们能胜任被雇用的工作;如果工作需要某些工具,那么,是的,我们假设他们拥有这些工具。这就是自由职业的一部分:你是独立的。我们不会为自由职业者提供工具或培训;我们之所以找自由职业者,就是为了避免这些投入。”全职雇员将获得完成工作所需的所有软件工具。但在按需劳动环境中,这些成本被转移到工人身上。一家咨询公司的经理说:“想象一下,有人自称能画建筑图,却没有安装AutoCAD这一绘图软件。那他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是的,我们要确保他们有必要的工具来完成这项工作。否则,我们就要另外找符合要求的人。”请求者不需要为按需工人提供软件工具,因此可以提高盈亏底线。

绝大多数请求者使用相同的方法,在平台之外维护自己信任的工人库,从而克服或至少减轻这些困难。请求者通过重复雇用和试用工人来构建这个可信的工人库。4首先,请求者来到按需平台寻找和获取工人。他们会花时间和精力审核工人,给通过测试的工人分配一项任务。任务完成后,表现良好的工人就被添加到公司内部的可信任工人库中。然后,如果需要雇佣按需工人,公司就会在该工人库中搜寻。

从请求者的角度来说,这种方法有很多好处。第一,它可以节省成本。请求者和工人在平台上相遇,然后,如果合适,他们就把人际关系和未来工作转移到平台之外。平台通常会从请求者支付给工人的报酬中收取提成,如果绕开平台,请求者就可以节省资金,从而提高盈亏底线。第二,从受信任的工人库中招聘,请求者可一次性审核工人,并向工人展示企业文化和期望,然后在需要时通过重复从库中招聘来收回成本。第三,从可信的工人库中招聘可以降低请求者在招聘按需工人时的成本,更不可能因为性格或工作风格不同而产生不愉快。第四,如果是以前雇用过的工人,他们可以与请求者建立,或者至少开始建立信任关系。一般来说,请求者认为与工人建立关系很重要,也很有价值,因为这样能带来更好的结果。

也许是因为请求者找到了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来降低传递给他们的交易成本,绝大多数请求者报告说,他们会推荐其他人雇佣按需工人。广告公司的营销经理甚至说:“满分10分,我打8分。他们交付的工作质量和他们具备的技能,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客户对项目的期望。”但在市场的另一边,工人是否会给幽灵工作“打8分”是值得怀疑的。

 

隐藏的疼痛量表

交易成本过去通常由企业承担,但现在直接落在按需工人身上。想象一下你在医生办公室里看到的那种疼痛量表,下端是一张笑脸,上端是一张哭脸。算法的残酷会给工人带来痛苦,这种痛苦可以映射到量表上。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负担只是一种烦恼,就像纸在手上划破了一道伤口。这些小伤口可能就是寻找工作和理解工作损失的时间。但在其他时候,微小的烦恼可能会恶化成更痛苦的局面,榨干工人的时间和精力。在疼痛量表上,这一级别可能就是执行一项没有任何反馈也没有同事和同行参与的工作。对大多数工人来说,最大的痛苦是冒着领不到工资的风险。如果账户出了问题,而他们得不到报酬,大多数工人也没有追索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幽灵工作平台和个人请求者并不认为自己造成了工人的痛苦。MTurk、优步等公司都把工人当成纯粹的用户,工人只是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就像他们可能会出售二手唱片或者出租一间闲置卧室一样。这就是关键所在。在提供幽灵工作的公司眼里,用户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访问网站。而且,作为用户,他们随时可以离开。

同样,从公司的角度看,工人是成本和负债。用户则是自由主体,买和卖都由自己承担风险。然而,当工人不被认为是驱动幽灵工作和请求者之间的商业活动的关键引擎时,受害最大的是工人。其直接结果是,数百万工人的地位处于不确定状态。

疼痛量表的1—3级:被视为灵活性的高度警觉

能否在一个口碑良好的平台上发现好工作,并将其从一系列项目中抢下来,取决于工人能否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这些工人必须高度警觉,程度足以让科斯目瞪口呆。在采访了几十名按需工人后,我们发现有两种类型的高度警觉。第一种是需要花费几个小时对垃圾邮件和可疑的“在家工作”的招募通知进行分类,并在合法的平台上搜索合法的工作。由于在按需市场上,没有法律要求审查发布工作的人,所以工人必须确保自己不会登录一个仅仅是为了获取他们电子邮件网址,或面临身份信息被窃取风险的网站。

24岁的利霍生活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为一家业务流程机构(BPO)工作。他从一张钉在树上的传单了解到MTurk。利霍拨打了电话,接电话的人告诉他,MTurk上的一个账户售价1000卢比(约合14美元)。利霍不知道注册MTurk实际上是免费的,他把价格砍到了600卢比(合8.25美元)购买了一个账户—这是他当时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对方解释了使用MTurk的基本原理,但是当利霍自己上手的时候,他很快就糊涂了。一年后,他挣了大约20美元(约合1450卢比)。“MTurk是一项可怕的时间投资,”他说,“我冒着风险把时间浪费在没有安全感的工作上,却什么也没有学到。没有同事,没有办公室,也没有人解答问题。”由于平台不审查请求者和请求者发布的任务,工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凭借自己的力量找到一个口碑良好的平台,确保上面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印度许多按需工人对不诚信的公司心怀戒心。这个国家大多数工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自己或家人被一个不可靠的承包代理商欺骗,这些机构画了很大的饼,却在提供有偿工作的时候做得很有限。例如,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设了大量的呼叫中心。这些公司雇佣印度工人,然后过了三周就消失了,留下没能兑现的工资承诺。这种经历让很多像利霍这样的年轻人对线上工作产生了怀疑,它们可能是通过网络钓鱼获取信息,或者试图欺骗他们免费工作。

对于这种劳工市场上的灵活性,权威人士既拥护又批评。拥护者把灵活性视为新经济的长处,批评者则咒骂灵活性是行业薪资下行压力的原因。一次又一次,那些按需工人被告知,他们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工作,这是多么诱人的福利啊!但是,这种所谓的福利往往掩盖了线上工作的现实。那些高度警惕、总是在寻找下一个任务的工人,他们得到的回报最高。在实践中,请求者和劳工平台背后的算法会生成使工作快速周转的截止日期,即使那些工作不要求很快完成,或者工人在时间上的可用性—除了打开或关闭应用程序之外—能够被添加进决策组合中,也是如此。这种人为施加的时间挤压意味着工人必须不断地寻找任务,尤其是如果他们想要赚钱的机会,而这机会很快就被一抢而空。实际上,灵活性不过是一种神话。与其说按需劳动是一种无休止的线上工作的乌托邦幻想,一个人可以沉浸在其中同时还可有其他的追求,不如说它更像臭名昭著的电视喜剧《我爱露西》(I Love Lucy),剧中露西和埃塞尔在一家巧克力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他们争先恐后地追赶进度,结果工作节奏变得越来越快。

我们看到的第二种高度警觉是工人需要日夜待命。招聘海报和平台设计师都认为工人不会设法处理其他的时间限定。但我们发现,工人在投身其他任务时还必须不断寻找自己能够胜任的工作。娜塔莉就是一个例子。她是非裔美国人,和父母住在纽约皇后区。27岁的她拥有学士学位。她喜欢在父母家做按需工作,因为作为一名有抱负的音乐家,她可以平衡工作和艺术。但她很难安排自己的时间,因为线上工作是不可预测的。娜塔莉注册了我们研究中的一个平台,不久她发现如果想赚钱,必须经常查看项目面板上的工作。“第一个或第一批回复邮件的工人会自动得到分配的任务,这有点令人沮丧。这让我觉得:‘噢,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能找到工作。’”由于平台只允许工人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领取任务,所以工人要密切关注平台,以防错失好任务。

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大型平台上,企业希望工人在论坛上保持登录状态,而论坛是非正式的信息共享空间。59岁的黛安生活在华盛顿特区附近。她的专业是生物医学工程,大学一毕业就在该领域工作。但她很早就转行了,并在计算机领域工作了多年。在被当地一所大学解雇后,她积极在LeadGenius上寻找按需工作。“我待业了六个月,然后觉得也许应该考虑自己做点什么。”

黛安一开始觉得LeadGenius令人头晕目眩。“我发现我们(工人)必须登录HipChat。”HipChat是LeadGenius平台的一个功能,一个内部聊天软件。有些工人喜欢在HipChat上闲聊,但黛安觉得这太让人分心,所以就退出了。“我登入HipChat,看到人们都在发送笑脸表情包,讨论早餐吃了什么,但我有事情要忙。”黛安没有意识到,保持HipChat登录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要求。“即使没有工作,他们(LeadGenius)也希望你保持登录。”就在我们采访之前,黛安的账户被冻结了。根据她收到的电子邮件,其中一个原因是她已经三周多没有登录HipChat。她说:“我以为我们只需要在想工作的时候登录HipChat即可,而不是必须一直挂在上面。”

我们的研究表明,工人会找机会掌控自己的时间。我们付钱给MTurk的工人,让他们对亚马逊的一批产品评论进行分类,判断是正面评论还是负面评论,其实每条分类都可以在30秒内完成。我们将工人分成三组,对于每条分类任务,三分之一的工人必须在一分钟内完成(没有灵活性),三分之一的工人必须在一小时内完成(有一定的灵活性),另外三分之一的工人必须在一天内完成(有很大的灵活性)。每组工人被分配相同数量的任务,工人被随机分配到每一组。如果有更多时间完成一项任务,且在日程上享有的灵活性更大,MTurk工人就更会接受这项工作。

还记得吗,MTurk工人可以接受任务,然后将它们放入队列中,以便稍后在某个时间继续处理。平均而言,有一小时时间的工人会在接受任务后17秒开始工作,但有一天时间的工人,从接受任务到开始工作需要的时间略多于4分钟。乍一看,17秒和4分钟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想象一下,如果你最多离开电脑17秒,你会有什么感受。对于娜塔莉和黛安这样的工人,4分钟可以接电话,看看正在午睡的婴儿,上厕所,或者专注于其他更紧迫的工作,而不用担心这份工作会被另一个工人抢走。此外,由于我们给了工人更长的时间来完成任务,所以一旦工人开始分类,他们就会做更多的工作再休息;而一旦他们休息,休息的时间会更短。当工人有更大的权力掌控自己的时间,他们会明智地使用,根据需要休息,然后坐下来,在日程恰当的时刻把工作安排好。如果工人不能根据自己的情况设定和控制日程,那么“灵活性”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委婉说辞。

给工人一些灵活性,可以改变他们的时间安排。但是,以美元来衡量,工人对灵活性的重视程度如何呢?我们通过测量补偿性工资差别(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来给灵活性定价。所谓补偿性工资差别,指的是如果限制工人的时间,而不是由工人自己掌控休息时间,那么请求者为了完成同样数量的工作需要多支付多少钱。就我们所发现的,前一周工作0—10个小时的工人并不看重灵活性。但是,前一周工作11—30个小时的按需工人非常看重灵活性,他们愿意用每小时0.98美元的价格换取对时间的掌控。而那些贡献最大的、在前一周工作超过30个小时的人则认为这种灵活性的价值为每小时2.37美元。同样,我们发现,没有为自己设定每日收入目标的人并不看重灵活性,而那些为自己设定每日收入目标的人则认为,灵活性的价值为每小时0.92美元。

设定每日收入目标或做更多工作的工人,很可能更需要钱,而他们正是最看重灵活性的工人。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在幽灵工作中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最终,只有那些不以按需劳动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工人才有能力放松警觉。换句话说,那些最不需要钱的人拥有最大的灵活性。然而,如果一个工人依赖这些收入,他就不能转移视线,这就是现实。

疼痛量表的4—6级:被视为自主的孤立和缺乏指导

大多数情况下,按需工人只能依靠自己的才智来处理工作上的复杂细节。请求者可以回答问题的情况极少。而且事实上,问一个问题可能导致拖延,让工人失去工作。工人们不冒险,而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潜心钻研。大多数人边做边学,让自己适应手头的任务,弄清楚要求他们做什么,学会如何操作笨拙、过时的界面,同时尽可能快速、准确地完成任务。但是,在没有指导和完全孤立的环境下工作是要付出代价的。

19岁的艾莎是我们采访过的最年轻的工人之一。她住在印度海得拉巴,我们在她家里见面。艾莎来自一个16口之家,她是排行居中的女儿。她的兄弟们已经在MTurk上工作了,所以他们帮艾莎注册了一个账户。她正在上12年级。艾莎的父母坚持瓦哈比派对穆斯林伊斯兰教行为准则的解释,这些准则有时与艾莎自己的兴趣冲突,她想学习成为一名医生,有朝一日拥有自己的公共诊所。但是艾莎的母亲强烈认为女孩应该赶紧工作,最好是在家工作。

艾莎告诉我们,她不敢一个人在MTurk上工作,因为她可能会犯错误。即使是最小的错误也可能导致账户被封,因此风险太高,不值得冒险。所以,只有当她的哥哥在家时她才登录网站。然而哥哥在外面工作,所以艾莎不能在想工作的时候就工作。“我的工作很少,因为我害怕。”迄今为止,艾莎挣的钱,连同她犯的所有错误,都流入了哥哥的账户。她希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和电脑技能,但她不认为这个网站除了贡献一小笔收入帮忙支付家庭开支外,还有其他什么用处。

有些工人非常擅长做特定类型的项目,但即使是他们,也仍然在隔绝的环境下工作。除了发布在网站上的初始任务描述外,没有任何反馈帮助他们判断自己是否适合该项任务。在尝试完成任务之前,工人们不知道在技术上或者在文化上自己能否胜任。但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一项工作,往往会带来新的风险。工人如果太久以后才发现自己不能胜任,其声誉就会受到威胁,因为工人的声誉与对他们任务完成的满意度挂钩。换句话说,如果他们的声誉受损,未来的工作机会就会消失。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大多数平台对工人的评级根据是请求者的反馈,就像消费者在Yelp上给商户评级一样。由于平台没有为工人提供任何说明或培训的途径,无法独立解决问题的工人可能会得到较低的评级。例如,我们采访的一名工人接受了一个大任务,任务来自一个新注册的MTurk请求者,其要求工人阅读一句话的产品评论,然后评估每个产品是“有用的”还是“无用的”。这位工人埋头苦干,通读几页的一句话评论,然后在他认为值得购买的产品后的框中打钩。几个小时后,工人提交了任务等待支付,但是请求者拒绝了所有支付请求。

突然间,工人完成的几千个任务被否定了,没有任何解释。当查看同一请求者重新发布的任务时,他注意到请求者在最新版本的任务说明中更新了一个词,要么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任务,要么就是请求者想进一步解释工作的内容—评估评论,而不是评估产品—结果工人的输出不再符合任务的要求。而当该名工人联系该请求者并指出这一更改时,请求者马上就为完成任务的工人支付了报酬。但是,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请求者从未将任务的状态从“拒绝”改为“通过”(也许他不知道怎么改),该工人在网站上的评级直线下降。

为了重新获得可靠的声誉,他不得不接受成千上万个琐碎的任务,并把它们都做得完美无缺,从而有效地掩盖那些被否定的工作。在那以后,他用以接受任务的声誉才恢复到很高的水平。这只是系统将请求者置于工人之上的若干隐性方式之一。平台把请求者当成可见的、有价值的客户,请求者可以在不受指责的前提下中途更改工作要求;而按需工人大多销声匿迹,被认为是可替换的。系统在设计之初就把工人设定为试图敷衍和欺骗客户(请求者)的假想敌,而不是在工作中尽心竭力的真实工人,而工人又必须争先恐后地设法应付这样的系统。

我们在引言中介绍过贾斯汀,他当时的工作是给图片打上标签,在此之前,他在一家高档杂货店做着一份不错的工作。当他的妻子在一个新城市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时,他们权衡了贾斯汀去另外一家商店工作的成本。通勤会增加他的工作时间。即使有两份薪水,照顾两个年幼的儿子似乎也有点捉襟见肘。贾斯汀决定做一个全职爸爸,并尝试按需工作。他在网上搜索“在家工作”,然后就发现了MTurk。他使用这个平台才两周,然后就看到我们在网站上招募受访者,他主动提出要和我们谈谈他的经历。

令贾斯汀最沮丧的是,一些请求者使用他所谓的“挂羊头卖狗肉策略”,引诱工人接受任务。他描述了最近找到的一份工作,请求者希望工人录入手写笔记。这份工作的范例是字迹清晰的笔记,但当他接受任务后,分配给他的笔记,用他的话来说,“要么胡言乱语,要么模糊不清”。他表示,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退回任务(工作),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些艰难,但为时已晚。

这就是他接受一份鉴定家具特征的工作时发生的事情,比如鉴定沙发是否是驼背沙发。可以理解的是,请求者将任务描述写得很短,因为很难判断对于评估工作的工人而言,多少信息算多。这意味着很少有描述包含项目的详细叙述或不同的范例。贾斯汀不得不拿自己的时间去搏一把,希望自己已经明智地选择了任务。事后看来,他没有足够的信息知道自己在家具分类上做的决定是否正确。贾斯汀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在互联网上检索,用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词语搜索相关的图片,直到他觉得自己能够正确回答与任务相关的问题。“这最终花费的时间比(这项任务)真正需要的时间多得多。”这种类型的障碍突出了美国工人和印度工人之间普遍存在的文化脱节。在这种情况下,贾斯汀的社会阶级和工作背景并没有让他具备识别和定义高档家具相关术语的文化素养。类似的,我们在印度遇到的一些工人也有过相同的经历,他们的工作受到了一些阻碍,比如描述意式三明治烹饪机。这是一种厨房用具,在印度家庭中并不常见。

对于那种手写笔记录入的工作,贾斯汀很快就能断定这是浪费时间;但不同的是,他接受了识别家具的工作,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智慧和直觉来做好这件事。然而,如果没有请求者的反馈,他就无法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否达到了预期,直到后来才能确认没有达到。到那时已经太迟了,不能再返回任务、重新工作,也不能避免自己的声誉因为工作不达标而受损。“那是我的工作第一次被拒绝。对我来说,完成这项任务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容易,”他说,“我没有给他们发电子邮件询问为什么我的工作被拒绝,或者质疑这个决定。最后,我认为不值得这样做。”贾斯汀将不得不投入更多时间,试图确定自己做错了什么,但不能保证有人会回复邮件。他选择及时止损,继续前进。

由于缺乏对正在进行的工作的明确指示或反馈,贾斯汀这样的工人无法判断如何在给定的工作上取得成功。工人学习一项新任务或掌握一个新平台的时候,这种脆弱感会加剧。第二章中已经说过,由于与“组织劳动力”(curating a workforce)相关的法律责任,请求者不能提供在职培训。所以,按需工人不仅要承担完成任务的成本,连学习工作文化的成本也要自己承担,而且没有机会提问或者从请求者那里得到反馈。

疼痛量表的7—10级:技术故障或时间紧张被视为渎职,得不到报酬

找到好的幽灵工作,了解平台的一些怪异模式,完成任务,一个人即使已经跨越了这么多障碍,他仍然面临得不到报酬的实际风险。许多支付问题的根源是平台设计中存在错误。按需平台网站的设计者假定工人都拥有高速宽带和可靠的电源。实际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使用过时的电脑、有故障的网络连接甚至共享的IP地址来完成任务。平台设计者对产品使用者的设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而这其中横亘着一片潜在错误的雷区。一个错误的步骤会使工人彻底得不到工资。

例如,账户地址更改可能会被标记为可疑。24岁的莫欣和他的母亲生活在印度南部城市科钦;他的父亲两年前去世了。莫欣的两个姐姐已经结婚,住在美国。他正在攻读计算机应用硕士学位,并在MTurk上做兼职。由于他的MTurk账户在没有任何警告和理由的情况下被冻结,他对此感到很矛盾。他怀疑账户被冻结是因为他更改了自己的报酬邮寄信息。他解释说,他的叔叔在高档社区工作,而他住在一个没有可靠邮政服务的地方,他认为寄到叔叔那里感觉更好。但更改后支票的名称和邮寄地址,与他开户的身份证不一致。莫欣怀疑这一改动导致账户被自动冻结。然而,就像我们采访的许多工人一样,莫欣没有收到过官方冻结他账户的解释,只是含糊地说他违反了协议条款。协议条款是一份多页的、单倍行距的、用小号印刷体书写的文件,所有工人在激活账户的时候都会点击“接受”。

这种困惑在我们遇到的工人中非常普遍。28岁的拉托妮亚是生活在亚特兰大的非裔美国女性,拥有平面设计的副学士*学位。父亲去世后,她搬到了离家更近的地方。她被幽灵工作吸引,因为她喜欢有几个收入来源。“我不喜欢只有一份工作。”但当她母亲的网络服务被关闭时,拉托妮亚的经理在平台上给她发了一条警告信息。“那条警告让我无法得到某些工作。”然后,拉托妮亚的手机被偷了,这是她上网的主要渠道。“我不能再用手机工作了。我告诉经理,只要我能上网(我就开始工作),但她说:‘你还是得提前给我一个警示。’我当时想说‘好吧’。然后我想了想,我想说的是:‘不。我没有做错什么。我要对这个警告提出申诉。’但是我没有办法申诉。”

算法的残酷最糟糕的表现就是剥夺公民权。在安全的幌子下,系统设计者可以很容易地限制或删除账户,以防坏人试图欺骗系统。这种对立的立场意味着,优秀的工人有时会被误认为是可疑的参与者。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工人更改地址,失去网络连接,或者与其他工人共享IP地址,这些都是潜在的危险信号。算法系统认为这些信号可能是一种安全威胁,由于没有人负责区分敌友,最终接受惩罚的就是工人。惩罚可能是账户被限制、被冻结或者被封禁。同样,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工人被视为可替换的,系统会自动剔除它认为的坏家伙。很可悲也很讽刺的是,即使最善良、经验最丰富的工人也逃不过这一天罗地网。

33岁的瑞亚兹身高5英尺10英寸,体重约200磅。他住在维杰亚瓦达外一英里的地方,这是位于印度沿海安得拉邦的城市,坐落在克里希纳河河畔。我们在2013年7月见面,那天天气酷热,但瑞亚兹穿着精心熨烫的蓝白色系扣领衬衫、棕褐色斜纹棉布裤和一双黑色乐福鞋。尽管如此,他的眼睛还是显得疲惫而肿胀。他很笨拙地控制着自己的身体,就好像对自己这一身肉感到不舒服似的。瑞亚兹谈到,由于长时间工作的压力,他睡不好觉,找工作的时候也紧绷着。我们研究小组的成员从维杰亚瓦达机场打车去了他的家乡,开车大约花了一个小时。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在他家附近的一家街角小店遇见了他。当我们重新挤进出租车时,瑞亚兹又跨上了摩托车。不久,我们的司机沿着土路跟在他后面,走在坑洼的路上,绕过山羊和小孩,抵达村子边缘一所简朴的房子。

瑞亚兹并没有一直住在这个小镇上。20岁出头时,他搬到了海得拉巴,学习计算机技能和基本的软件工程。他希望通过认证,能够进入该市蓬勃发展的IT行业,这是印度最热门的行业。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说过,海得拉巴开发基础设施吸引从事软件开发和业务流程外包的跨国公司,这在印度是开风气之先的城市。海德拉巴得天独厚,因为这座城市拥有受过良好教育并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而且这里的居民说英语和说北印度语(Hindi)一样流利。

正是在海得拉巴,瑞亚兹第一次听说MTurk。由于需要钱,他注册了这个众包平台。他做了一系列任务,从填写研究人员发布的调查问卷到标记图片都有。他花了五个多月时间学习如何在MTurk上工作。他发现一个有效的方法是与可靠的请求者建立联系。例如,瑞亚兹为联系最频繁的一位请求者制作了一个YouTube视频。那个请求者喜欢瑞亚兹做的视频,并希望他帮助培训其他按需工人学习如何进行搜索引擎优化的任务。瑞亚兹总是走在请求者前面,他免费制作了这个视频,因为他认为这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

不久,他在MTurk上挣的钱比他能找到的任何IT工作都多,要知道瑞亚兹是个年轻的穆斯林男性,在这个城市里没有熟人。瑞亚兹每天大约挣40美元,找到的工作比他能做的还多。在家乡,他的很多朋友和亲戚有基本的电脑和英语知识,但没有工作。所以他决定搬回家,雇用他们在自己家之外的地方做MTurk上的工作。最终,一个自称是“天才团队”(TeamGenius)的十人小组成立了。

两年多的时间里,“天才团队”蓬勃发展。之后,在2014年3月,瑞亚兹听说一些印度工人的账户被冻结。他开始担心自己账户的命运,并通过手下的工人创建了多个账户。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个问题,但也知道“天才团队”做得很好,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独断的限制。但随后,“天才团队”成员的账户开始一个接一个被冻结。瑞亚兹开始疯狂地在任何他能找到的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工作。他没日没夜地工作,以帮助那些依赖他和他的关系的人。

然后,瑞亚兹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他收到了这样一封邮件:

 

很抱歉,但由于违反了我们的参与协议,您的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账户被关停,无法重新开放。账户上剩余的资金将被没收,我们无法提供任何额外的解释和帮助。

你可以在以下网址浏览参与协议/使用条款:

http://www.mturk.com/mturk/conditionsofuse

感谢您使用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此致,拉维恩附言:我们重视您的反馈,请使用下面的链接给我的回复打分。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请注意:此邮件来自无法接收电子邮件的地址。若要再次

与我们联系,请选择下面与您的查询相关的“联系我们”链接。

工人:https://www.mturk.com/mturk/contactus

请求者:https://requester.mturk.com/contactus

 

瑞亚兹的账户和工资立刻被锁,他不知道应该如何申诉,也不知道如何追回过去两个月里积累的收入。在那个夏天,当我们的出租车停在瑞亚兹家门前的时候,我们不禁想知道,这是不是他看上去如此疲惫的原因。他把摩托车停下来,我们缓慢地从出租车里钻出来。我们正要付车费,瑞亚兹挥手让出租车司机离开,并保证他认识这个人,“以后会处理的”。我们还没来得及拒绝,瑞亚兹就把我们领进他和妻子、两个孩子以及母亲一起住的房子。房子很简单,里面是水泥地面,墙壁漆成天蓝色。他们用很薄的帘子把主要生活区划分成厨房、卧室和瑞亚兹的工作区。和其他临时家庭办公室一样,这里也有一把办公椅和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台18英寸液晶显示屏,上面显示运行着Windows XP操作系统,底下是一个生锈的主机箱。去了趟卫生间后,我顺便参观了一下这家人的里屋—两间卧室,每间卧室都有两张单人床,被褥也是五颜六色的。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衣架,上面挂满了黄色、橙色和红色的纱丽,以及黑色的罩袍。几分钟后,瑞亚兹的母亲用乌尔都语和我们打招呼,邀请我们坐在家里矮桌子旁的垫子上吃午饭。

我们谈论着“天才团队”的命运,瑞亚兹的母亲为我们准备了一顿午餐,有印度香饭、烩鱼和辣味鸡肉。瑞亚兹跟我们讲了几个星期前他是怎样失去自己账户的。他一直在摇头。很明显,他觉得自己要为20多位朋友和亲戚的生计负责。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挽回可靠的声誉,也不知道如何要回他和团队应得的钱。“天才团队”正在瓦解,瑞亚兹失去了社群感,失去了工作场所,失去了自我价值。所有这一切对计算机和自动化过程而言可能没有意义,但对于人类工人来说意义重大。

瑞亚兹在MTurk上有一位合作最多的请求者,他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和这个人取得联系的。瑞亚兹曾帮助这位请求者为其他工人制作过培训视频。在一封电子邮件中,他恳求这个人能插手帮忙。瑞亚兹问这位请求者,是否愿意代表他联系亚马逊,告诉亚马逊他做得很好,是一名可靠的工人,值得保留账户。但瑞亚兹没有收到过回信。瑞亚兹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很明显,他把这个人当成同事,但他觉得自己遭遇了背叛。瑞亚兹甚至给杰夫·贝佐斯写了一封信。这对于瑞亚兹而言是巨大的冒险。幽灵工作的潜台词是,工人是隐形的。站出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很容易获得“坏名声”。杰夫·贝佐斯根本没有回信。

不幸的是,瑞亚兹的情况并不罕见。根据我们与皮尤研究中心合作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30%的按需工人表示,他们都有得不到工作报酬的经历。工人可能会失去工作和工资,却得不到任何解释,也没有机会对注销账户进行申诉。公司决定工人完成工作后如何得到报酬,甚至能否得到报酬。工人失去的不仅是他们的账户—对于许多像瑞亚兹那样的工人,他们还丢了饭碗。瑞亚兹通过“随意”的合同失去工作的经历是否只是自由职业者每天都会面临的老生常谈的故事?还是说,如果我们关心这一代和未来几代人的工作前景,这预示着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并重新定义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选择?我们应该适用经过检验而可靠的工资和时薪雇佣法,还是需要一套新的规则?

任何自由职业者都会告诉你,获得报酬可能是工作中最难的一部分。关于独立合同工作的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点。2015年,自由职业者联盟(Freelancers Union)发现,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美国70%的自由职业者至少有一次没有从客户那里得到报酬,71%的自由职业者在职业生涯里至少有一次要经过百般周折才能拿到工资。但是,幽灵工作复杂的雇佣条款使获得工资变得更加困难。大多数自由职业者和合同工在公司都有一个联络人,如果发票没有结清,他们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邮件给对方。他们甚至可能有一个代理联系人,如果付款延迟,可以代表他们敦促公司。

相反,按需工人必须努力应对匿名的平台。出问题的时候,没有办公室经理,没有员工名录,也没有服务台提供帮助。按需工人就像是漫长的劳动力供应链中的一个环节,他们从更大的项目中挑选零件,然后再打磨,之后交付出去,进行组装。供应链中的大多数人永远不会遇见彼此。因此,当瑞亚兹这样的工人遇到了工资问题,他没有明确的途径来寻求补偿。

让情况进一步复杂的是,公司也可能陷入困境。例如,当账户持有人或雇员的身份面临质疑时,请求者或公司是否会继续将工资存入一个可能存在欺诈的账户,抑或是他们需要暂缓付款,直到误会被澄清,并确定合法的所有者?尽管这些公司一定会深陷转账困境,但工人肯定更难经受住这种不确定性。

 

没有完美的老板,代码也一样

从找到工作平台到找到好工作,一直到完成工作,工人都要承担交易成本,同时还要承担得不到工资或账户因不明原因被关闭的风险。

绝大多数平台的设计者和请求者都不是故意那么残忍的。平台设计者试图让尽可能多的、包括工人在内的用户享受顺畅的无缝流程。但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代码。计算过程常常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正如数学家凯西·奥尼尔(Cathy O’Neil)所说,程序是“嵌入数学中的人类价值观”在形式上的模式化。他们不知道个人可能想要或需要哪些规则上的例外。请求者也并不是出于恶意。像工人一样,许多请求者也是边干边学。他们可能不善于使用网站,或者不善于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而且,他们也经常在老板设定的截止日期和要求下工作。不管怎样,那些按需工人只能听凭算法的摆布,而算法现在看来可能是一个残酷的仲裁人。

虽然请求者确实承担了一些交易成本,但工人首当其冲,而且后果要严重得多。因为相比于请求者和平台,他们在这个市场上的力量非常微弱。为了找到好工作,工人必须时刻待命,这使得他们让请求者以为可以随时听候差遣。此外,按需市场非常集中;例如,在MTurk上,大约98%到99%的任务是由10%的请求者发布的,这加剧了经济力量失衡,形成了“买方垄断”。此外,许多幽灵工作的API是这样设计的:请求者决定每个任务的报酬,工人要么接受,要么去找其他任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幽灵工作的这些特征,将更多的市场力量集中在了请求者手中。

由于平台是从请求者那里获得收入,所以它有意无意地赋予请求者更多市场支配力,这并不奇怪。平台也有权单方面决定谁可以或不可以访问他们的平台。如果平台使用自动化流程冻结那些被认为违反了网站服务条款的账户,工人也不会有追索权。平台上的一些功能充满了歧视、疏离甚至残酷,糟糕的设计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在许多情况下,比如提供更多的指导或更直接的沟通和培训渠道,平台并没有面临技术难题。如第二章所述,传统的雇佣往往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工人。公司过去常常在工人职业生涯的早期对他们进行投资,以留住稳定的在现场工作的员工。获得忠诚和长期工作的员工,努力实现员工多样化,从而获得最清晰的视角,这也是降低成本的方法;但这种模式已经不适用于今天高度专业化、不断更新的服务和信息经济。

如果未来的主流是按需工作,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雇佣合同正在被平台的“服务条款”所取代。这些协议中的义务说明了工人不该对平台指望太多。除了删除工人的账户,服务条款很少详细说明工人如何可以质疑工作条件。按需工作没有实际的工作场所,如此情况就更糟糕了。旨在保护工人利益和权利的劳动法存在漏洞,API利用甚至扩大了这种漏洞,但这一点很难记录,更别说证明了。美国和印度的按需工人在没有明确就业地位的情况下辛勤工作。除了试图把他们归类为全职雇员,他们几乎无法获得与正式就业相关的保障。此外,按需工人没有晋升机会,没有施展不同才能的专用场所,没有防止歧视性雇佣的法律,没有针对不公平待遇的合法追索权—无论是克扣工资还是检举保护。

最终所有的技术都会崩溃。在某种程度上,工人需要与人沟通寻求补偿。自动化过程不仅需要人工干预,还需要人工处理;要让幽灵工作同时为客户和工人服务,解决这种故障是重中之重。由于今天的工人承受着按需经济交易成本的冲击,也经受住了其最严重后果的冲击,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是,除了合理降低交易成本之外,工人如何以及为什么要在他们的工作中投入更多。正如下一章将证明的,工人们对创造价值、掌控自己的时间和命运、寻找与自己的兴趣和才能更加匹配的工作的关心,一点儿不亚于对自己薪水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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