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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戴高乐孤身一人来到英国，发表了著名的”6·18“广播讲话，号召法国人民和他一起抵抗法西斯的入侵。戴高乐没有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却凭借强大的人格魅力，令敌人都愿意追随他。
戴高乐强大的气魄，令昔日的政敌成为忠实的追随者
大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曾经在政治观念上与戴高乐格格不入，但当他头一次与戴高乐交流时，却被其言谈举止之中所展现出的英雄气魄彻底征服。他断绝了与其他政党的联系，转而全力支持戴高乐，并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始终坚定不移地追随他。
戴高乐强大的信念，令抵抗成员“起死回生”
法国政府宣布投降后，阿涅斯·洪伯特觉得自己像死了一样，对国家不抱任何希望，可当听到戴高乐在广播里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强调“法国没有失败”“她不是在孤军奋战”时，她突然感到自己仿佛活了过来，情不自禁地想要追随这个她甚至都没听说过的人。
戴高乐强大的斗志，令美国总统不禁将他奉为偶像和大师
为了维护法国的独立自主，戴高乐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地拆美国的台，遭到来自美国、西欧盟国和国内亲美势力的压力。但戴高乐宁可一人硬碰硬，也坚决不改变抗美政策。正是这种强大的斗志，令艾森豪威尔畏惧他，令肯尼迪崇拜他，尼克松在他面前表现得如一名听从大师点拨的小学生。
赶走法西斯，建立第五共和国，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完成复兴法国的伟业，成为法兰西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朱利安·杰克逊是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历史学教授，英国科学院和皇家历史学会的院士。他是研究戴高乐和20世纪法国历史的重要研究学者，曾在2004年凭借《法国的衰落》获得了世界顶尖的历史图书奖项——沃尔夫森历史奖。
为了全面细致地展示戴高乐和他所处的那段历史，杰克逊使用了2004年公开的戴高乐档案，以及关于戴高乐的新近研究成果，并深入研究了戴高乐的私人生活，将戴高乐的人格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本书荣获2018年度美国图书馆巴黎图书奖，被《纽约书评》评为戴高乐传记中的“丰碑”。
（上册）
插图目录
引言
第一章：“戴高乐”之前的戴高乐，1890-1940年
1 开端，1890-1908年
2 “一个绝不会离开我的遗憾”，1908-1918年
3 重新开始一份职业，1919-1932年
4 扬名立万，1932-1939年
5 法兰西之战，1939年9月-1940年6月
第二章：流亡，1940-1944年
6 反抗，1940年
7 生存，1941年
8 发明戴高乐主义
9 在世界舞台上，1941年9月-1942年6月
10 战斗法国，1942年7月-10月
11 权力斗争，1942年11月-1943年11月
12 建立流亡政府，1944年7月-1944年5月
13 解放，1944年6月-8月
第三章：执政与下野，1944-1958年
14 执政，1944年8月-1945年5月
15 从解放者到救世主，1945年5月-1946年12月
（下册）
插图目录
16 新的救世主，1947-1955年
17 置身“荒漠”，1955-1958年
18 戴高乐的雾月政变，1958年2-6月
19 内阁总理，1958年6-12月
第四章：共和国的君主，1959-1965年
20 “我们为这件事耗尽心力、却仍旧一筹莫展”，1959-1962年
21 转折点，1962年
22 追逐伟大，1959-1963年
23 走向世界，1963-1964年
24 现代化的君主，1959-1964年
25 中场时刻，1965年
第五章：走向结束，1966-1970年
26 制造麻烦，1966-1967年
27 收益递减
28 革命，1968年
29 落幕，1968年6月-1970年11月
30 神话、遗产和成就
人物简介
致谢
注释
戴高乐 VS 斯大林
11月24日，戴高乐出发前往苏联。火车慢悠悠地用了五天时间才从巴库走到莫斯科，路上穿过了斯大林格勒附近无尽的废墟。在一个停靠站，他们参观了战争留下的骇人创伤，戴高乐对负责翻译事务的随行外交官让·拉卢瓦（Jean Laloy）惊叹道：“多么伟大的人民啊！”——但他指的是德国人。12月2日，他们一行人抵达了莫斯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戴高乐不安地发现，苏联民众对他不感兴趣，并且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谁。就在当天晚上，他和斯大林首次会面了。当戴高乐提出自己对德国未来的看法，以此试探斯大林的反应时，后者并没吭声，几乎头也没抬。在与自己的盟友商谈之前，斯大林拒绝作出任何承诺。
在第二天晚上的官方招待会上，斯大林和戴高乐互相拿对方开涮。当斯大林说像法国这样一个不守规矩的国家一定很难治理时，戴高乐回击道：“是的，并且我还不能以你为榜样，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当提到多列士时，斯大林开玩笑地说，他似乎是一个真正的法国爱国者，站在戴高乐的立场上，他不会把他投入监狱——“至少不会是马上”。
在这次斗嘴之后，比多和他的对手莫洛托夫就一项法苏协定展开了谈判。这时，苏联人露出了他们的手段。他们只有在法国承认波兰“卢布林委员会”（Lublin Committee）——该委员会是莫斯科挑选出来的波兰未来政府候选人，充斥着苏联的傀儡，并排斥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之后才会以此为交换签署协定。12月6日晚上，戴高乐与斯大林进行第二次会谈，强烈呼吁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波兰，并拒绝在卢布林委员会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时，
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苏联人声称，他们把会谈内容告诉了丘吉尔，伦敦方面建议这三个国家之间应该签订一份三方协定，而不是法苏双边协定。戴高乐对此怒不可遏。奥利弗·哈维报告说，戴高乐认为英国的“邪恶天性”旨在破坏法国的政策。事实上，英国对于此事并非十分强硬，是斯大林在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不过，不久后他就打算放弃了。
12月8日，为了表达愤怒之情，戴高乐拒绝离开大使馆，并拒绝参加苏联人强加给他们这些来访者的无聊的参观活动。就在这天晚上，他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三次会谈，后者放弃了他一直坚持的签署三方协定的想法。作为回报，戴高乐虽然并没有同意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但答应在第二天会见其代表。他对自己的一名助手发表了罕见的反犹言论，称他们只是“一群拉比，一群缺乏民众支持的笨蛋（youpins）”。
12月9日，当这群法国人获邀参加最后一场晚宴时，谈判仍在进行——这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扑克牌游戏”的最后一轮。随着这场冗长的晚宴的进行——戴高乐闷闷不乐地坐在斯大林旁边——斯大林开始提议向他的将军和部长们祝酒，这让每个人都诚惶诚恐。他们在他的召唤下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急趋向前同他碰杯。吃过晚餐，外交官们要继续谈判，斯大林笑
着对他们嚷道：要是还不能尽快达成协定，就把你们统统枪毙掉。与此同时，他又开始对着某些部长和官员讲了些威胁味儿十足的祝酒词：“这一杯敬给铁道部长，他的火车运行准时，帮了我们军队的大忙。要不是这样，他就得脑袋搬家。”另一个房间里，外交官们在咖啡和白兰地的招待下仍然谈判着，而斯大林也还在继续他的表演。他指着苏联谈判人员之一的布尔加宁（Bulganin）咆哮道：“带上机枪，把那些外交官统统干掉。”戴高乐加入了这场心理战。当发现坐在自己身边的是美国外交官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时，他也指着布尔加宁，用足以让苏联翻译官听得到的嗓门大声说：“就是这个人逮捕了那么多的苏联将军吗？”
晚宴后，客人们集中前往一间私人影院，被迫观看了一场冗长无聊的苏联抗德的宣传影片。这部影片播放完毕后，斯大林提议再看一些更为欢快的电影，其中包括一部关于唐老鸭在纳粹德国的影片。这时，戴高乐突然决定终止这场——用他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其目的在于“让法国人深刻感受苏联的实力，以及斯大林对全局的掌控”——闹剧。他蓦然起身，草草地道了再见，并称自己将在第二天早上乘车归国。他留下了两名法国谈判人员继续进行会谈——不是比多，他已经喝醉了。对于戴高乐来说，在莫斯科待了一星期却没有签署任何协定就归国，是一件颇为丢面子的事情，不过，在此十分不利的危急关头，他打赌苏联最终会作出让步的。
事实的确如此。凌晨两点，莫里斯·德让带来了一份新的条约草案，戴高乐作了几处最终的修正后，批准了该草案。凌晨四点，在莫洛托夫办公室，法苏条约正式签署，当时，斯大林对表现得紧张无比的莫洛托夫说，法国人可比你聪明。在又一轮觥筹交错后，戴高乐一行人在当天早上晚些时候启程归国了。
尼克松与基辛格向戴高乐请教欧洲问题
3月1日至2日，戴高乐接见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这次会面极为亲切友好。这得益于苏联入侵布拉格后法美关系的改善，但尼克松一直是把戴高乐当作现实政治的最有力鼓吹者来崇拜的。他在接受戴高乐的建议时，几乎就像是一名小学生在接受大师的点拨。戴高乐对世界局势的分析已为人熟知，但这次是以一种告别的语气说出来的：
在伦敦、布鲁塞尔、波恩、柏林和罗马，你看不到欧洲。或许它终将存在，但今天还不存在。欧洲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被战争摧毁，其中两个战败，两个在遭受巨大损失和破坏后和你们一起取得胜利，它们是英国和法国。还有像比利时和荷兰这样的小国，它们受人尊敬，但无足轻重。至于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它们向来就卓尔不群，今天更是这样：因为它们的语言和它们数百年的传统。英国是为贸易而生的，它向海洋敞开了怀抱；法国和德国是大陆国家，它们也向大海敞开了怀抱，但不是以英国那种有机的方式……德国的情况非常特殊：它被一分为二，俄国及其卫星国，特别是波兰，用怀疑的眼光监视着它。它已被削弱，不是经济上，而是政治上。它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事实上，它想生活在你们的保护之下，不然它无法生存……没有你们的保护，英国本可以生存下去，但自丘吉尔以来，在政治、货币和经济领域，英国更愿意遵循你们的政策，并希望从中获益。它是有意把自己置于你们的大方向之下的。
在越南问题上，他建议尼克松尽快脱身：
如果我对你讲得很直白，那是因为我曾处在类似的情形中（在阿尔及利亚），我没有说相同，因为没有哪两种情况是完全相同的。我作出了一个极其痛苦的决定，最终，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那里有100万法国人……你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越南没有100万美国人，它也不在你们的家门口。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待了130年，并且，我们对这个国家实施着直接统治，你们在越南不是这样的。你们的国家如此强大，解决这个地区问题不会真的给你们带来这样的麻烦……你应该摆脱这种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的状况，可怕且毫无出路。当你从中脱身后，它将给你带来这样的优势：使你能够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并看一看为更好的关系和合作还能做些什么……当然，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制度不会在越南被摧毁。但或许共产主义制度会通过与捍卫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而在世界上获得发展。
在这次访问中，陪同尼克松的是他主要的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基辛格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有机会见到戴高乐。当基辛格还是个学者时，曾对其作出颇有见地的分析：
我有点儿肃然起敬地走近那个高大的身影。见到我后，他屏退左右，没说一句寒暄的话……接着开口就问我：“你们为什么不从越南脱身？”我有些犹豫地回答说，单方面撤军会损害美国的信誉。戴高乐对此不以为然，并问这种信誉的丧失可能出现在哪里。当我提到中东时，他的冷漠变成了忧郁，他说：“多么奇怪啊，我认为恰恰是在中东，你们的敌人才出现了信誉问题。”
在戴高乐向尼克松概述了他对欧洲的设想后，基辛格问戴高乐将如何阻止德国控制他刚才描述的欧洲，他回答说：“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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