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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说•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


新民说•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

作  者:[美] 乔治·斯坦纳,[法] 洛尔·阿德勒 著

译  者:秦三澍,王子童

出 版 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9月

定  价:49.00

I S B N :9787559829733

所属分类: 文学  >  文学评论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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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书荐

TOP内容简介

  这未知的星期六,这没有保证的等待,就是我们的历史。

  人文主义最后的大师 乔治.斯坦纳的一生总结

  ——“下一次我会更好地失败”

 

  今年2月,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离世。本书整理了这位传奇知识分子与法国记者洛尔.阿德勒于2002年到2014年间进行的一系列对谈,共分为五个章节,涉及话题极为多样,相当于斯坦纳在人生最后阶段对自己的总结。

  在对谈中,斯坦纳生动地回忆了自己的生平,童年如何克服身体的残疾,如何神奇地逃脱纳粹的迫害。他始终关注犹太问题和语言问题,称犹太人为“地球上的客人”,视每一种语言为打开新世界的窗子。作为跨越多个领域、学养深厚的文学评论家,他分享自己所钟爱的作家,对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塞利纳等人进行评价。彼时已年逾七旬的他还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死亡。在星期天到来之前,斯坦纳向读者展示了度过这一“漫长的星期六”的豁达智慧。

 

TOP作者简介

  [美]乔治.斯坦纳(1929—2020),文艺批评家、翻译理论家,当代zui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著有《语言与沉默》《巴别塔之后》等。

  [法]洛尔.阿德勒(1950— ),记者、作家,著有《玛格丽特.杜拉斯》等。

  秦三澍,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法语文学博士在读,译有博纳富瓦《弯曲的船板》、柯布西耶《直角之诗》等。

  王子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英国文学博士在读,曾在《外国文艺》等发表文章及翻译。

 

TOP目录

一次意外的教育;
从流亡到研究院生涯
1

地球上的客人
——对犹太问题的思考
23

“每一种语言都是
打开新世界的窗子”
55

“上帝是卡夫卡的叔叔”
——从圣书到书籍
89

人文学科的非人性;
20 世纪使人道德败坏
109

尾声:
学习死亡
153

TOP书摘

  阿德勒:乔治.斯坦纳,您的朋友亚历克西.费罗南柯在您那本《埃尔纳手册》里提到了您的手臂,提到了那个畸形的人体部位。他还说,或许您一生都在忍受它带来的痛苦。但您从未提起过这件事。

  斯坦纳:我自己当然很难对此事作出客观的评价。我母亲的天赋改变了我的人生。她是个了不起的维也纳女人。毫无疑问,她会讲好几种语言:法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还有英语。她有一股秘不示人的荒唐的傲慢,完全是个人性的傲慢。她还有一种非凡的自信。

  我那时大概三四岁吧,记不太清了,但这个小插曲决定了我的人生轨迹。最初几年非常难熬,因为我的胳膊几乎是绑在我身体上。治疗过程也很痛苦,我不断地换疗养院。然后她跟我说:“这可是意料之外的幸运!这样你就不用服兵役了。”真正改变我人生的就是那次谈话。“你多么幸运啊!”她能这么思考问题确实有点奇特,不过这是真事儿。于是我比那些服兵役的同龄人早两到三年接受了高等教育。

  想想看:妈妈竟然会这么说!我很讨厌现在流行的医疗文化,它用一些委婉的词汇来指称残疾人,它试图解释说:“我们将这一切都看作社会优抚……”根本不是这样。这是一件很痛苦很严肃的事,但也并非没有好处。在我成长的年代,小孩子没得吃阿司匹林和牛轧糖。当时还有一种不用系鞋带的鞋子,穿起来特别便捷。我妈妈说:“不行,你必须学会系鞋带。”我发誓,这真的很难。任何一个双手健全的人都不会去想这件事,但系鞋带真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技术。我又哭又闹,六七个月后,才终于学会。这时妈妈对我说:“你可以用左手写字。”我拒绝了。于是她将我的右手背到我身后:“你要用这只残疾的手来写字——没错。”她就开始教我。我学会了用残废的手去画表格、画素描。这是一种努力的形而上学,也是意志力自律和幸运的形而上学,但最重要的是,从这种形而上学中你能看到自己巨大的天赋。它陪伴了我终生。
  我想,这一切让我理解了病人的某些境况和问题,那是阿波罗很难体会的,也是拥有完美身躯、绝对健康的人所无法理解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与心智上的努力之间究竟有何关联?显然,我们对此仍知之甚少。别忘了,贝多芬是个聋子,尼采罹患偏头痛,苏格拉底也长得很难看!努力去观察别人究竟克服了什么困境,这很有趣。面对别人的时候,我经常问自己 :他或她经历过什么,战胜过什么,或者遭受过怎样伟大的失败?

 

  阿德勒:在《勘误表》一书中,您谈到您的父亲,一个维也纳人。他很快就觉察到纳粹主义的来临,于是带着一家人迁往巴黎。所以您是在巴黎出生的。您很年幼的时候,有一天和您的母亲被卷进了街上的一次游行,当时人们都在大喊:“犹太人去死!”

  斯坦纳:没错,后来它被称作“斯塔维斯基丑闻”。那次事件并不著名,人们之所以记得是因为法国右翼势力经常谈及。当时在街上的游行者当中有一个叫拉罗科上校的男人。在今天看来,他只是个阴沉又好笑的人物,在那个时代却被很严肃地看待。我当时就在旁边的冉松-萨伊中学,和奶妈沿着蓬普街一路跑回家,因为一小群极右翼示威者正在拉罗科上校的指挥下行进,高喊:“犹太人去死!”口号内容很快就变成:“支持希特勒,打倒人民阵线!”这一切发生在布尔乔亚犹太人聚居的街区(蓬普街,保罗-杜梅大道)。妈妈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对老派习俗的尊重,对我们——也就是我和奶妈——说:“啊!快把窗帘拉下来。”这时我父亲回家了,反驳道:“快把窗帘拉上去。”他把我抱到阳台上。我能记得当时的每一帧画面:“犹太人去死!犹太人去死!”他很镇静地对我说:“这就是历史,你永远不要怕。”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这些话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那时起,我知道那就叫作历史,而害怕是一件可耻的事。所以我努力让自己不再害怕。
  我这么早就知道希特勒是谁,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特权。这也算是我的一次意外的教育吧。从 1929 年我出生以来,我父亲就清醒地预估了未来的形势。我翻过他的私人日记。没有什么事能让他感到惊讶。

  阿德勒:所以您父亲预感到纳粹主义将点燃整个欧洲,于是决定带着你们去美国。那是在怎样的情况下?


  斯坦纳:法国总理保罗.雷诺在最后一刻绝望地发现整个国家急需格鲁曼歼击机,我父亲就和其他财经专家一起被派往纽约,负责为法国购买歼击机的谈判事宜。他到纽约后,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他们忘了纽约是一个完全中立的城市,所以那里也充斥着执行外派任务、衣领上戴着右旋十字徽章的纳粹分子,以及各种纳粹银行家,他们也来订购军火或是开展经济谈判。在“华尔街俱乐部”,我父亲曾经的一个密友——至今仍存在的大公司西门子的负责人——在一张桌子旁认出了他,让人送一张纸条过来。我父亲当众撕掉了它,并没有转过头去。他既不愿意听朋友讲话,也不愿意看他。但朋友在洗手间等着他,并且揪住他的肩膀说:“你必须听我说完。1940 年初我们将踏平法国,就像刀子切热黄油一样。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你都要把家人从那里带走!”这段故事发生在决定性的万湖会议之前,但那些大银行家,以及德国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们,通过波兰的目击证据和进驻波兰的德意志国防军的情况,就已经预测到要发生的事。他们知道所有犹太人都将被杀害。虽然不知道怎么杀,采取什么具体的方法杀,但他们知道在原则上,犹太人将遭到屠杀。

  那是 1940 年,就在德国入侵前夕。所幸,我父亲把这些警告和提醒当真了。感谢上帝,然后他请求保罗·雷诺让我们全家——我妈妈、我姐姐还有我——去美国探望他。雷诺同意了,我妈妈却要拒绝:“绝对不行!要是离开法国,孩子们就没法通过高中会考。我的儿子就没法进法兰西学院了!”幸亏我们家是典型的犹太家庭,我父亲的话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于是我们得以在德国侵略法国之际离开巴黎,逃上一艘即将开往热那亚的美国邮轮。要不然,我今天还能活着吗?有人说德国人并不知情,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我的虚构——有些德国人确确实实知道,从1939年年末开始,从波兰发生的那些事件开始,大屠杀就已经启动了。当然,他们被禁止谈论这件事。但假如你是西门子的总裁,就能得到消息,因为德意志国防军参谋部内部谈论了在波兰发生的事。我们就这样成功捡回了一条命。

 

  阿德勒: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您在书中多次提起,您怀有一种罪恶感或者说是一种局外人的感觉。

 

  斯坦纳:没错,这种感觉很强烈。在冉松-萨伊中学,我班上只有两个犹太人幸存下来。但这个班原本全是犹太人,因为冉松-萨伊中学类似于年轻人的“犹太学院”。其他人都被杀害了。我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件事。偶然性,幸存者的蒙特卡洛赌场,高深莫测的幸运彩票。为什么其他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死了?我想任何人都没资格去理解这件事。我们没法理解。我们唯一能感受到的东西就是:“这里面有偶然性……非常神秘的偶然性。”如果信仰宗教的话——我不信教——就会在其中看到命运。否则我们就必须勇敢地说:“这完全是一场抽奖,而我抽到了好数字。”

TOP 其它信息

装  帧:精装

页  数:180

印  次:1

版  次:1

开  本:32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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