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探新

　　现在国内外业已形成一种共识，即中国外交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从国际角度观察，中国成为世界范围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发动机之一，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供应方之一。从国内角度讲，中国正努力推进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新征程，各项事业显示出全新的气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外交研究如何跟上时代的脚步，深化既有探索且拓展更大空间？这本书依据新时代新外交的主题，提示了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金砖机制建设、北极外交事业、首都北京的国际化进程等领域创新思维的重要线索，为相关理论和政策的讨论提供了有趣的思路。

　　王逸舟，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国际政治研究》杂志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能力建设”首席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出版了《当代国际政治析论》《西方国际政治学》《恐怖主义溯源》《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 ：中国外交三部曲》《仁智大国》等著作。其中的主要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出版。迄今为止到过50多个国家及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

导论 塑造适合时代特点的中国新外交 王逸舟/

一、国际格局的演化及其新的视角/

二、主权观念的更新与中国可能的贡献/

三、外交学习与能力提升/

四、中国新外交的历史背景：机遇与挑战/

五、中国外交新战略的不同着力点/

第一章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公共产品供给 曹德军/

一、引言/

二、理论回顾与反思：探寻崛起国的供给模式/

三、供给侧理论与中国的供给动力/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评估/

五、中国参与联合国议程的公共产品供给/

六、中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挑战与潜力/

七、展望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三步走”战略/

八、结语/

第二章 金砖合作、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 刘毅/

一、金砖合作缘起的动力学/

二、金砖战略合作的两种前景/

三、中国外交创新的金砖路径/

四、金砖外交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五、金砖合作的研究议程/

六、合作治理与横向扩展/

七、合作治理与纵向战略/

八、峰会文件的案例分析/

九、金砖合作的前沿议题/

第三章 从跟进到创造性介入的中国北极外交 徐庆超/

一、对现有文献的大致扫描/

二、五年来的北极外交实践/

三、创造性介入外交与北极/

第四章 中国引领国际规则与首都北京的贡献戚凯/

引言 中国应加强主导国际规则构建，大都市要发挥关键作用/

一、有关国际大都市参与国际规则构建的研究成果/

二、大国都市与国家主导构建国际规则：历史经验与现实优势/

三、主导构建国际规则的西方经验/

四、北京对外交往工作的既有成果与不足/

五、首都北京应如何为中国构建国际规则的事业扩大贡献/

六、结语/

导论 塑造适合时代特点的中国新外交

　　读者手头的这本书，是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合作完成的成果之一，基于国家社科基金一个重大专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和外交新战略”）之最终报告修改而成。

　　在大约两年时间里，我们围绕主题又不局限题目范围，由近至远、由内及外，分析探讨了与中国新外交相关的几个基础性问题：

　　1如何看待当今的时代环境和世界政治的变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研究、应对和驾驭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变？

　　2为了使我们的外交更具前瞻性，需要自身视野和思想观念方面做哪些更新，比如对主权概念加以充实调整，加强外交学习能力？

　　3应该怎样推进新的研究日程，拓展和改进原有的工作，尤其是在建立新的视角和方法论方面做出努力？

　　4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人们所说中国“新外交”由何时算起、有哪些主要标志、其指向与特点何在？

　　5作为一个新兴的全球角色，中国如何拓展对外关系的新疆域，比方讲，如何提供更多品种和更高质量的国际公共产品，如何借助包括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内的各种新的抓手，如何发挥首都北京作为新型国际都市的潜在外交功能？

　　我希望，本书对这些问题的解说具有前沿探索性质，而不是仅看到“当下三尺地”，或单单为了呼应某种口号式的目标，更非哗众取宠、标新立异。

　　下面，结合近年来我个人的思考及研究成果，参见王逸舟著《创造性介入三部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版），《中国外交十难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增订版）和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等。提取并呈现一些主要线索，回答上述问题的同时，对本书的总体思路和观点做些说明。

　　一、国际格局的演化及其新的视角

　　中国外交应该有更大的眼界和胸怀，具备真正的全球视角，看重中国不同以往的全球利益及责任。

　　中国外交探新在今天的中国，“慎言零和”和“告别革命”，是有远见的政治人物和国际问题研究者应当具备的心态。确实，一方面，就我们这行而言，没有现实主义和权力政治学的考量，不会使国际政治研究特别是国家安全分析具备操作性，不会让决策部门产生兴趣从而合理配置有限的现实资源。但另一方面，缺乏全球视野和对整个人类的关怀，则容易把国家利益的讨论变得局促狭隘，令国家安全和外交问题的研究陷入零和思维的怪圈。尤其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长期的自我封闭专制传统和近代以来受压迫、起义抗争的历程，潜移默化养成了国人某些难以摆脱的情结，比如倾向于把周边地区看成向我国进贡的弱邻区域，比如看到欧美国家与中国的某些现实纠纷就联想到“八国联军又来了”，比如只想作为世界大国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好处及荣耀、很少考虑中国新的全球性角色和海外所要求的担当。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研究者太熟悉、太习惯权力政治的那一套博弈，而很少认真想并仔细规划中国如何做一个进步的强国、有风范的大国、让人感到亲切的文明国家。

　　在此意义上，我尤其看重全球视野、全球进步意识乃至全球主义本身的价值。这里所说的全球主义视野，并非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所谓的“国际利他主义”，好像完全不关心不顾及本国本民族的重大利益与战略需求，一厢情愿地呼吁和争取国际间的理解与合作，甚至像某些极端的西方和平主义团体那样，处处与各国政府抗争、时时同多数人作对。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所谓“全球主义”，讲的是要有全球性视野，对全球性挑战要高度重视，表达出全球性关怀，倡导全球性努力，规划全球性战略。它拥有更大的维度、更长的纵深以及对国家、民族命运与人类整体进步之更平衡的度量。就中国而言，我们所需要、所追求的全球主义，是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情绪的反义语，是“他山之石为我所用”式的谦虚谨慎和求学精神，是“打铁先须自身硬”的自我反思与不断变革取向，是新时期对各种全球性危机的中国态度与方案，是量力而行又积极提供各种公共产品的国际战略，是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进步事业密切结合的总体思维。

　　不错，国际关系有其复杂阴暗的一面，常常充斥着恃强凌弱或尔虞我诈。一般都以为，国际政治就是人性恶在国家间关系上的再现，是人类动物园的自然状态。我们也要承认，到目前为止，国际体系仍然是以国家的偏好、利益、抉择为中轴和重心，仍然大体沿袭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竞争逻辑。似乎再简单不过，权力政治学、现实主义博弈观、各种势力均衡理论等，拥有一言九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大声响，教师和学生、政治人物和媒体大众，只能被动地、别无选择地接受它们。

　　第一，全球主义者不认为上述看法是全面的和符合时代进步的认知。面向未来，我们应当而且可以有不同的认识论。像马克思、康德那样伟大的全球主义者，比多数人更懂什么叫阶级、等级、剥削和压迫，知道国家（政府）行善或作恶时的巨大分别，理解霸权治下的和平与真正永久的和平的不同实现条件；只是他们在观测各种政治类型、权力形态以及国家兴衰时，看得更加宽广，发现了不同的可能性及路径。不要以为全球主义思想家只会冥思苦想，不懂现实复杂性，不了解人性贪婪、政治险恶和国家霸性的一面。全球主义者的深刻在于，其视野超出了既往和当下，反对说历史是恶的循环，不相信人类是“命”的囚徒。世界历史进步的价值得到了高度重视。

　　第二，全球主义视角特别看重谅解与合作，不管是国家间的还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谅解与合作。当代国际关系恰似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主权民族就不能生存，但没有主权的层次应用就不会有区域一体化进程，不会有民族国家的影响力提升；没有综合国力，特别是没有经贸和军事能力的强大就不会有谈判的筹码，但没有外交的调解、政治的开明、文化的积淀这些“软实力”就不会有亲和力。对各种非国家的国际行为体，道理是一样的：没有自身的成长进步，不会有别人对你的尊重；但没有对他者的留意关照，亦不会有自己的持久发展。王无道便成霸。全球主义恰恰提供了王道而非霸权之途。它是对冷静而有节制的现实主义权力不可或缺的补充。

　　第三，在全球主义的关切中，“人”始终是大写的主题，人的安全、自由、创造、解放与社会的稳定性、整体性、生动性、进步性是相互依托、密不可分的，人的坐标在划分群已权界、政治/政府行使职能的方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及全球社会的互动角色等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人民主权应当是国家主权的内在特质，个人的进步最终必然外化为国际关系的进步。整个人类的历史说到底，是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和国际的形态，从束缚人类到解放人类（包括人的身体和精神）的一部演进史。人是本体，是目标，是基础，是上位，是核心，是坐标；政府权势、安全重心、国家主权、法律秩序等形态，不过是人在异化过程或在解放过程中自我束缚或自我超越的工具；国际政治、世界社会、地区主义、全球治理之类当代国际关系命题，自然服务于、服从于这种人本主义和进步取向的政治分析逻辑。时时想着人、尊重具体的人，是全球主义视野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第四，全球视野与祖国情怀不是对立的、冲突的，相反它们是结合的、互补的。没有全球视野的国家利益标签，可能演化成狭隘的“义和团”式的仇外意识，而没有祖国情怀的全球主义者可能变成漂浮无根的“精神流浪汉”。好的全球主义者当然懂得国家民族利益的重要性、优先性，但他们知道符合进步时代要求的国家民族利益之实现，须在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与整体人类发展潮流一致的前提下推进，如孙文先生所言，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有了这样的立场与态度，在看待现今时代特点时，就会感受到持续而深刻的变化，发现中国人未来贡献的可能入口。比如，国际问题研究的新趋势，提示了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新起点。

　　（一）从数量上测量，国际问题从过去相对单一且静止的目标，逐渐转向日益丰富、多样化的目标群

　　在国家主权安全的传统主导性命题之外，增加了国内或跨国的族群安全、社区安全、地区安全等大量新的研究对象。联合国受到重视，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对比七十年间这个最重要国际组织和论坛上发表的议题和通过的决议就会发现，二战刚结束时世人最关注的是如何防止类似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大规模流血冲突特别是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乱再度发生，讨论者和承担责任的几乎没有例外都是主要大国的政府代表；而从现在纪念联合国的各种会议上可以听到的，更多是“伊斯兰国”这个反传统国家政府的半恐怖性半宗教性的势力如何猖獗可怕，或一度严重的“埃博拉病毒”如何在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联手阻击下得到遏止，以及乌克兰危机、伊朗核谈判、巴黎气候大会、亚的斯亚贝巴发展宣言等不同领域的重大安全议题。对于任何政府和决策者而言，层出不穷的国家和国际安全问题数不胜数，安全资源的使用问题（无论总量多少），变成有限度的、多元性的困难抉择。

　　对比过去就不难发现，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其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重要的国际成果，当属联合国体系的诞生。与一战结束时的国联及其法律不同，联合国宪章及其制度框架，在其产生后的岁月里，呈现由弱向强、由点到面、由单一到复式的积极演进。发展到今天，联合国虽然没有常备军，其预算主要来自成员国的捐赠，但其上升着的道义权威和全球影响力，已使它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和世界外交领域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联合国的成长，也加快了各种国际规范和国际法的全球铺展。可以不夸张地讲，今天的世界政治里面尽管没有单一的、强力的政府权威，却有这样那样有形无形的规则在支配各国和世人的思想行为。

　　（二）从形态上观察，各类安全研究从以往那种比较封闭的形式，逐渐转向更加开放和互信互鉴的形式

　　即使是国家对手之间，在全球化、信息化与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也不得不加强安全对话与危机管理。

　　新趋势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考虑到大国间全面对抗的巨大代价和（几乎）不可能性，现在的安全研究者越来越看重那些“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复杂安全关系，越来越看重那些分层次、分阶段、分领域和分议题的“中道”安排。以军事超级大国美国和俄罗斯（苏）之安全关系和安全研究为例，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两个大国有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态势，彼此间的全球性对峙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冷战结束之后，双方的战略安全关系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目前两国依然处于某种“冷和平”状态，但研究部门的对话明显增多，双方高层既有重大战略分歧和矛盾，也不排斥在伊核问题或“伊斯兰国”问题上的协调。有关主管部门的安全对话、学界和研究部门参与的二轨机制、危机早期预警和过程管控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大量出现，而且许多带有可操作性的、可模拟和预见的、沙盘推演式的成果日益增多。传统思维和分析框架，明显不适用现在这种更加多元微妙的大国安全关系。

　　同理可应用于中日的关系。首先，两国的安全利益有重大摩擦，尤其是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的矛盾难于弥合，但彼此间经贸、金融领域又有许多共同利益，旅游业的往来发展之快更是超出预期。显然，今日的中日关系大不同于二战时的形态，那时的抗日战争涉及中国的生死存亡，直接决定着日本帝国主义体制的命运和亚洲反法西斯斗争的前途，而现在两国的安全矛盾虽然严重，但主要限于安全、军事领域和政治高层对话。贸易、投资、旅游、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等事宜受到的影响有限，海洋争夺摩擦持续不断的同时两国间并不存在全面开战的可能性。其次，在新的形势下，两国对本地区发展引导权的争夺加剧，尤其在金融贸易和科技创新方面如何带动和塑造邻国和周边区域的问题上颇费心计、招数迭出（典型事例如日本为应对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加大对日本人担任行长的“亚洲开发银行”的投入）。两国民众和大众媒体对对方的认识，夹杂着复杂的爱恨情仇，有诸多的历史情感与现实的多元看法。这种情形与德国、法国在价值观、政治社会制度相似的前提下联手推动欧盟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的作用大相径庭，也多少有别于巴西阿根廷在南美的竞争、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南亚的较量。新的研究趋势是，既要分析大国军事之间存在的某些“零和”游戏，也在设法拓展相关部门对话的可能及空间；既考虑安全态势，也顾及大的国内发展需求和国际政治格局；既往坏处设防，也往好处努力，参照范围不仅有安全领域的军备竞赛，也有经贸和金融领域的合作谈判，更有日常大量的人员往来和文化相互依赖。新的形势使决策过程回合更多、层次更多、因素更多，从而必然导致研究工作发生相应的调整与充实。

　　（三）从内涵上分析，国际战略设置从旧式的高级政治议题为中心，逐渐转向包含大量低级政治议题的全方位、综合性的方向

　　不难看到，反恐、地区冲突、裁军等涉及战争与和平的课题依然重要，但研究光谱同时延展至生态保护、气候变化、贸易持续和能源通道的维护等领域。尤其是21世纪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大量出现，这些问题里多半具有跨国性质，很多不仅是军事手段无法应对，即便像美国、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全球性大国也无法单独处理。高级政治的安全议题通常具有巨大的重力场，比如大国冲突或核战，很容易明确国内各方面的共识和安排资源配给，对于安全设计规划人员和操作部门而言可选择的方案范围有限、战略指向和各种职能相对明确。而低级政治的安全议题则微妙复杂得多，许多议题的重要性可能上下波动、时隐时现，譬如气候突变、海啸或大地震带来的灾害难民冲击或沙漠化造成的潜在移民压力等问题，在公众和媒体的讨论中对这些问题的危害性的认知程度和解决方案大相径庭。问题的处理究竟归口哪些部门和个人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协调工作经常是事倍功半甚至无果而返。很自然，在中国，现在的安全研究不是哪个学术单位和某个政府部门的事情了，而是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讲的是顶层设计。

　　（四）从空间范围透视，国际关系及国家安全的研究，正在从狭隘的战与非战、你死我活的存与废博弈，逐渐扩展到人类、外空、宇宙、其他族类如何优态共存的复合性关切

　　回顾这几十年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各国各民族同处一个“地球村”的意识，正在从稚嫩的幼芽变成枝繁叶茂的大树。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等报告，率先批评了传统的经济成长观念，把整个地球乃至人类生存的未来更大空间的可持续存在作为新的发展观、安全观、世界意识和国际关系思想的一个新的重要起始点。从那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安全研究逐渐从旧时的国家安全、自身安全等核心命题拓展到更大范围，在全球主义思维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及其规范的引导下，更加关注人类生存的整体环境质量，更加重视发展与安全的内在联系，更加追求国家安全与周边区域的和平、国际共同体的稳定、全人类发展指数的提升乃至外层空间的和平利用等，注重这些方向不同选项之间的协调共处。文本分析表明，很多新的研究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更有想象力和创新的特点。

　　在我看来，绿色和平运动和绿色政治思想的兴起，特别值得研究界的追踪与讨论。它对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点贡献：一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第一次向世人揭示并且警示，经济贸易的增长是有极限的，各国人民必须抵制自身的无限消费冲动，资本主义产生的旧的发展模式终究要被更高形态的可持续方式所替代。二是给予政治、安全、和平、权力这些传统理解中“高、大、上”的范畴再造的机会及可能。“政治”不再只是政治家的事务，也是普罗大众的营生；“安全”不光是高政治领域的或军事冲突战场方面的，同样也可以是低阶位的，如环境修复、生态保护、濒临灭绝物种的维系、基因技术大发展背景下的食品安全性、社区与族群自主性的发扬光大等。三是加强了对传统安全的改组，加速了研究议题、方法多样性的进程以及实现了更大范围的人类安全努力。不难理解，为什么像英国王妃戴安娜和美国家庭主妇威廉姆斯这样的人能够推动全球性禁雷公约的达成，为什么像姚明和贝克汉姆这样的球星会对世界范围禁止象牙贸易的进程起到类似的作用。“没有买卖，就不会有杀戮”的口号，从一个小的侧面折射出安全意识的升华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五）从政治议程分析，国际问题研究从国家中心主义驱动和不容置疑的优先性，逐渐转向容纳日益增多的个体、小单元、多个层次非国家行为体的复合社会本位

　　借用建构主义的术语，国际政治和安全研究正在推进其自身的社会化转向。显而易见，在传统的国家安全研究里，权力政治的视角是居主导位置的，这种视角看重的是民族国家本位，讲求自助、追求对他者的绝对优势、事实上的零和博弈手段，背后隐现某种一元论的政治哲学和世界观念；而在全球主义日益成长和扩展其影响的新时期，安全研究者在回答“谁的安全？”（ＷＨＯ）、“什么是安全？”（ＷＨＡＴ）和“如何实现安全？”（ＨＯＷ）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不断加剧的分化和争论；安全研究事实上不仅多样化而且多元化，其背后的政治纲领和哲学主张折射出碎片化的现实世界和变化莫测的政治过程。仍以我们所处的中国学界为例，虽然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总体要求依然占据安全研究的多半资源和优先顺序，但与譬如说“文革”时期对比，议题及意识观念的单一性早已不复存在，研究资源及信息的垄断性同样难以想象，不同行为体及其安全偏好的竞争性大为加强，研究过程、课题和结论的五花八门更成为一种“新常态”。

　　在全球主义的分析视域内，社会世界的崛起，也可算作20世纪后半叶最要紧的变化之一。纵观世界史，在以往的绝大时期和绝大多数国家里，人民只是奴隶、臣民和“百姓”，而不是城市居民，不是拥有权利意识的公民，不是拥有财产处分权和政治投票权的“社会者”。所以，以往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研究很少触及这些“下人”、小人物、不知名者，几乎所有关注点都在国王、总统、权力精英身上，命题及其后面的心态完全受狭义上的“权力政治”左右，政治家、军事家、国务活动家的世界就是研究者的视界所及。即使在“经济世界”的画面里，传统研究的中心仍然围绕政府和官员的行程展开，国家间协定、政府谈判代表和官方的宣示，仍然是各种研究工作及文本的主要参照来源。但在最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实践及理念中，人民主权范畴广泛兴起并得到应用，国家的专制权力渐渐遭遇更多约束，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变得丰富多样和各施其能，这使得在“经济世界”和“政治世界”之外，慢慢立起了一个新的“社会世界”。能否看到和恰当面对“社会世界”，不管在什么地方、以什么表现形式既是区别新旧时代国家机器的标尺之一，也是划分不同学术流派与学说的标准之一。

　　从研究角度说，由政治、经济、社会不同因素组成的三维世界，比起旧式的权力政治学平面图或政治经济学互动过程，更加平衡、具有立体感，也因而更引人入胜。从长时段观测，这是传统国际关系学朝着新型全球政治学的过渡，复合性而非单一行为体得到承认，各种行为体的互动而不是个别“高大上”单元成为建构新理论的来源，尝新和试错的实践过程比僵化的意识形态和教科书更有冲击力。温特的名言“国家（及无政府状态），是建构而非给定的”，通过当代国际关系得到验证。

　　（六）从威慑战略说，主要国家的核能力及核学说的研发方向，正沿着从“毁灭式”转向“共处式”再到更多层次更加复杂设计的战略方向演进

　　必须看到，大国间全面对抗及世界大战可能性的下降，直接与核武器的发明有关。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那样，科学技术既可造福人类，也可摧毁人类。核武器的出现展示了这种双重性。自二战期间美军在广岛、长崎使用这一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世人目睹了它的巨大威力，见证了“核禁忌”的逐渐形成。迄今为止，对于正常国家而言，拥有核武器主要是为了防卫或威慑，而很少考虑用于实战；非万不得已，没有哪个理性国家会把它投入使用，因为这不仅将彻底毁灭敌手，也可能使自身陷入难以预料的可怕境地。何况，这种高科技武器只有强国、大国才掌握，它事实上决定了大国间冲突的有限性。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另外一种形式的继续”，在核时代不得不加以重大修正。大国战争尤其是可能造成大型核战的冲突，正在从各种场景模拟和实际决策选项中逐渐退出，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小规模、短时间、低烈度的快速打击，是各种非传统的战法及非战争的军事行动。国家之间尤其是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易变，可能在某些领域展开合作与妥协，在另外一些领域存在摩擦与斗争，在第三空间双方都是旁观者；可能今天争吵打架，明天复和乃至联手，后天再度翻脸对峙……无论如何，旧式的思维逻辑与战略谋划，很难适应新的变动性与复杂局面。所谓“共享安全”概念的出现，始于核武器之后的新时代国际关系。

　　研究者们发现，上述现象并不能说明核武器已经过时甚至“退场”，而仅仅是提示大国安全关系的复杂化、核武器效用的层次化以及全球冲突的新形态。一方面，冷战时形成的“核禁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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