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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然袭击香港，香港的英国守军奋战十八天后弹尽援绝，被迫投降。在其后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日军对香港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奴役。由于种种原因，香港近代最黑暗的这段历史一直被掩埋，直到近十年才引起历史学界和香港普通市民的广泛关注。
为了更加全面、真实地展现这一时期的历史片段，揭露日军占领香港的累累罪行，香港史专家刘智鹏教授、丁新豹教授撰写了四篇专题研究，详细叙述了日军猖獗恐怖的暴行；又从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数量庞大的陆军部档案中整理、翻译出十份香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珍贵档案，并根据庭审线索，实地考察了许多案件发生的地点，专程采访了香港日军战争暴行的部分幸存者及其后代，根据他们的口述实录，撰写了十个专题报告。
本书是揭露日军在港战争暴行的力作，以翔实的资料展现了日军占领香港时期，当地居民和来自英国、加拿大等国战俘被日军随意逮捕、审问、虐待的悲惨遭遇。他们不仅要担负繁重的苦役，还要与白喉、痢疾等传染病肆虐的居住环境作斗争，而等待他们的却是杀戮和酷刑。从十八日战争到深水埗战俘营、赤柱监狱，从圣士提反书院惨案到银矿湾惨案，无一不是日军累累侵略罪行的铁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刘智鹏，广东揭阳人，华盛顿大学博士。现任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历史系教授，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主任。主要论著有《吞声忍语：日治时期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历史探索》《我们都在苏屋邨长大：香港人公屋生活的集体回忆》《香港达德学院：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与命运》《香港史：从远古到九七》等。
丁新豹，广东丰顺人，香港大学博士，曾任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客席教授及名誉高级研究员，香港大学名誉院士。代表作有《香港历史散步》《香江有幸埋忠骨》等。
强迫归乡
日军攻占香港后，首先要面对粮食不足的问题。香港生产的粮食有限，虽然战前香港政府贮存了足够的粮食，但都陆续被日军调往前线用作军粮，剩余的粮食不可能维持一百八十万人口的生计。日本人为解决粮荒，打算将大量人口迁离香港，强迫他们回乡，务求将香港人口减至五十万，以减轻对粮食及其他物资的消耗。
日军占领香港后随即实施归乡政策。按照日军的计划，遣返的类型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自愿遣返：归乡市民会以自费方式离港回乡，或是通过社团及同乡会的协助归乡，这些团体会协助他们申请离境证（渡船许可证），亦会协助他们购买离港的船票，也会资助无交通费的民众步行回乡。第二类为劝谕遣返：经劝谕而离港的人会获政府提供寄宿、膳食及交通资助，费用全免，他们会登上由政府安排的船只，送往内地的指定地点。最后一类为强迫遣返：对象为无业流浪人，即流氓、乞丐等，以及罪犯如劫匪和强盗，宪兵会将他们拘捕，再集中于难民营，待人数足够后就用船运走。离港后政府会给他们派发少量的粮食及金钱。
归乡政策由香港占领地总督部的民治部负责统筹，并成立归乡事务所协助执行。另外通讯部、交通部、卫生部及海港办事处亦有参与，并负责陆上交通、安排船只及船上卫生等工作。宪兵队的主要工作是在街上拘捕民众，再带他们到北角难民营等候遣返，并且派员看守难民营，以防止有人逃走。其次，宪兵与警备队要在遣返过程中随船而行，负责警卫事务。除了官方机构外，总督亦要求“两华会”协助执行归乡措施，负责劝谕无业流浪者“自愿”回乡，以及联系各社团和同乡会协助市民归乡。
日军起初只是劝谕市民自愿撤离，但由于未能达到预期成效，宪兵早于1942年年中开始在街上抓捕平民，再用船只将他们强行运返广东各地。到了1944年底至1945年初，拘捕行动更为严厉，宪兵在街上用绳索围捕市民，被捕者无论是何等职业、何等身份，都一概囚于难民营，等候遣返。
除了以上部门，区役所也会协助执行遣返措施，其中一项工作为接受被捕者家属的保释申请。由于宪兵滥捕，因此有不少市民无辜被抓，这些市民的家人可以到区役所申请保释，如经调查证实为有米票，以及有户口登记，就会获发证明，准予释放。不过申请的程序非常繁杂，实际上能够获释的人只占被捕者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家人要先到区役所申请，取得保释证明后转交到地区事务所登记，再呈交遣返办公室处理，最后才到达难民营。如此一来需时甚久，故即使家属能取得保释证明，但到命令下达至难民营时，被捕者很大可能已经上船遣返。
悲惨的归乡旅途
很多难民在遣返的过程中，都没有获发足够粮食；有的甚至未出发就已经饿死于难民营之中。即使能抵达目的地，难民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甚至无法继续走动。日军为防止香港物资外流，只准归乡市民携带少量行李，以致他们饥寒交迫，不少人死于流亡途中。
1942年，欧莲（音译：Au Lin）和她的夫曾茂庭（音译：Tsang Mau Ting）被迫遣返。农历四月初四中午，夫妇二人正在吃午餐，突然一批宪兵及印籍宪查闯入家中将二人拘捕，并带到骆克道的一个防空洞内囚禁。洞内有士兵负责把守，防止有人逃走。翌日早上十点，他们被赶上货车，运往西环登船。他们被捕时，身上全无行李。当时一同被捕者有数千人，被运往西环者共有近万人。码头合共有十九艘船，他们二人乘坐的船只较小，只能载几百人。登船时，每人获派两斤白米、两个面包、国币十元。登船后，士兵将他们推入船舱，禁止他们进出。
启程时已是晚上七时，十九艘船由一艘火轮船拖领。开行不久，即遇上风暴。当时宪兵在火轮船上值班，由于火轮船抵挡不住强大风浪，宪兵于是斩缆自逃。剩下的十九艘船在海面漂流，其中多艘沉没。欧莲二人所乘的船只船头破裂，大量海水涌入船身，致多人死亡。
船只漂流四日四夜后，开始有一火轮船“金星”号到场施救。当时海上只余下三艘船，船上有不少尸体。火轮船把船只拖行到一山边，再由渔船把难民接驳上岸。据船夫所指，上岸地点名为“半天云”。上岸后各人沿路而行，有些人因过于饥饿而无法走动，只有留落在沙滩上等死。因为早前有另一批难民流落到此地，所以岸上遍布尸体，臭气熏天。二人由黑夜走到日出，终于抵达一个村落，幸好当时身上尚有余钱，最终能返回香港。
此等事件在沦陷期间时有发生。1944年6月，渔民彭任升（音译：Pang Yan Sing）在捕鱼期间无故被宪兵拘捕到赤柱宪兵部。几日后，宪兵带他到北角难民营。到营后随即登记姓名，并在此处囚禁了十日之久。当时难民营内有八百多人，众人均表示不知因何被捕，亦无经过审问。五六日后，营内人数增至一千人，宪兵便将他们分成两组，各自登上两艘帆船前往南澳。此外，还有一艘载有数名宪兵及宪查的火轮船，他们配备枪械，准备射杀跳海逃走者。
船只在早上八点起程。到达长洲后，火轮船离开，宪兵指示帆船水手将难民带到南澳。当船驶到担竿山时，由于风浪太大，要折返蒲台岛。这时船身进水，水深及膝，四五十名老人跌倒并且溺毙，尸体被抛落大海。到达蒲台岛后，船只下锚停行。彭任升趁机跳入水中，游到岸边，找来一艘小艇。他把艇驶到船边，救下其余二十多人，并带回赤柱大潭湾水塘附近上岸。
1944年12月某日下午三时，庄娣正在山边捡拾柴枝，突然有数名宪兵及宪查将她拘捕，并用刺刀刺伤她的背部。当时还有三名老妇人被捕，均被控捡拾树枝。四人被带到香港仔警署，到翌日运往北角难民营。囚禁在营内的人很多，有男有女，更有小孩，门外有宪兵把守。两星期后，在囚人数已有近四百人，宪兵于是强迫众人登上一艘船的船舱内。众人在船上既无粮食，又无获发金钱。到了下午五时，船只启动，船上难民均不知其去向。
二十四小时后，船只终于停航。所有难民被带到船面。日本宪兵从众人中挑选出身体健壮者，将约七十名残弱及患病者逐一用刀斩杀后推落大海，然后命令余下的人登上另一艘帆船，并将他们带到岸边，上岸后始知该地名为“平海”。庄娣徒步走到惠州沦为乞丐。某日，她遇见儿子的朋友，朋友带她到英军服务团营地。在惠州逗留三个月后，她收到儿子从四邑寄来的钱，最终在1945年4月返回家乡。
难民惨死荒岛螺洲
螺洲岛是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凉海岛，位于香港岛东南部鹤咀半岛和蒲台岛之间。1944年7月，宪兵用两艘船将数百名难民送往此岛，遗弃于岛上后随即离去。虽然螺洲岛与对岸的岛屿仅一水之隔，但流水湍急，即使擅长泳术者亦难以渡过。有部分难民为求生存，唯有冒险一试，可惜他们多已饥饿无力，最终多人溺毙。
留在孤岛上的人，由于缺乏粮食，只好将死者身上的肉切下来进食，以免饿死。在岛上，求救惨叫之声不绝于耳，声音随风传到对岸的鹤咀村。村内的渔民都不敢前往拯救，因为当时鹤咀村及赤柱均设有宪兵部，若渔民把难民救回村内，必定为宪兵所知，会处斩施救者。可怜的难民最终都相继死去，尸体遍布于岸边的石头之间，有的被大浪冲走，有的被人吃掉。1945年5月，有渔民登上螺洲岛，发现海滨暴露着很多人骨残骸。
根据日方的统计数字，自日本占领香港直至1943年9月为止，离港人数已达九十七万三千人，当中有三十八万一千人自愿离港，五十七万六千人经劝谕后撤离，还有一万六千人属强制遣返。当时日方已与内地商讨，经劝谕离港的人士会集中遣返太平及江门两个指定地点。1943年11月，遣返的地点增加了惠州淡水、汕头等九个地方。
强迫遣返的地点则多数集中于大鹏湾一带。1943年6月至12月期间，已有六千至九千名难民涌入大鹏湾，平均每月一千至一千五百人。他们从大鹏半岛不同部分登陆，到处找寻食物，导致这个地区的饥荒问题日益严重。难民中身体较佳者，多向北面前进，步行四日到达最近的惠州难民营；年老体弱者多不能承受长途跋涉的磨难，每月至少有四百人死于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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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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