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重探：欧洲、印度与全球经济强权的兴起

　　Jan de Vries，美国经济史学会前会长——

　　彭慕兰《大分流》的核心论断是：欧亚大陆的主要经济体，在1800年之前，经济表现大体接近。如果该论断成立，那么小麦、稻米等基本商品市场的价格行为，也应该显示出类似的市场整合水平。施图德于是利用欧洲和印度的市场价格，来检验这一命题。运用经济学家的统计技术，施图德得出了清晰有力的结论：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以任何指标度量，印度粮食市场都显示出很低的整合水平。因而，欧洲与印度之间大分流的时间，“至少要追溯到17世纪或更早”。将宏大的历史论断转化为可检验的命题，然后收集所需证据，运用相关统计方法进行合理检验——《大分流重探》是做到这一切的典范。施图德这本书是重大的贡献，应该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

　　Cormac ó Gráda, 美国经济史学会前会长——

　　东西方经济体之间的大分流发生于何时？这是现代经济史中的大问题。罗曼·施图德建立了一个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理论框架，结合蕞新数据和前沿分析，巧妙而让人信服地证明：在工业革命之前很久，西方世界商品市场的整合，就已经孵育出了高于东方的经济增长率和生活水平。

　　Barry Eichengree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施图德提醒我们，加州学派考察的中国并不能代表亚洲。他的分析发现，在18世纪和19世纪，印度各地的粮价差异要大于欧洲。而地理特征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因为水运成本只是陆运成本的十分之一，而欧洲有便利货运的可通航河流和天然港口。铁路的修建的确促进了印度各地的市场整合，但那要等到19世纪中叶才会发生。施图德对数据的处理十分细致，也运用了合适的计量方法，他的结论完全令人信服。而他对欧洲和印度的两个内陆山地地区（瑞士和普纳）的对比分析，再次显示出了欧洲的优势，表明地理因素虽然重要，但也并非唯*的决定因素。

　　Tirthankar Roy，伦敦经济学院——

　　《大分流重探》聚焦于市场整合与贸易成本，将国际经济不平等的起源之争，导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罗曼·施图德论述老练，统计分析严密，得出的结论让人信服。这是无可争议的大作。

　　Gregory Clark，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亚当·斯密的核心论点是，经济增长产生于有效率的市场。这本新锐著作复兴了斯密的传统，指出有效市场创造了增长，但有效市场仅局限于前工业时代的欧洲。这本书是重要的贡献，帮助我们理解工业革命为什么出现在西方。

　　Anand V. Swamy，威廉姆斯学院——

　　《大分流重探》的论述始于亚当·斯密的一个直观洞察：市场整合促进了经济增长。基于这个洞察，施图德比较了1600—1900年之间欧洲和印度的市场整合。施图德有力地指出：体积大、价值低的商品价格，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趋同，能够反映市场的整合水平。施图德研究的是粮食市场，他运用一系列统计技术，考查了市场之间的价格联动，以及当冲击发生时，不同市场间的价格比率回归至长期水平的速度。全书证据确凿地表明：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很久，印度的市场整合水平就落后于欧洲。

　　Pim de Zwart，瓦格宁根大学——

　　现代经济增长为什么发端于西方？施图德的《大分流重探》是对解答这个历史之谜的一个重大贡献。基于坚实的经验证据和严谨的统计技术，施图德有力地证明：更有效率、更加整合的商品市场，是欧洲领先的原因。本作毫无疑问将会对大分流之争产生持续影响。任何对这一争论感兴趣的人，《大分流重探》都值得一读。这本书文笔优美，条理清楚，是进入市场整合文献，以及从大分流角度探讨欧洲和印度经济史的文献的窗口。

　　Bishnupriya Gupta，华威大学——

　　施图德的研究对象，是亚洲两大经济体中的印度，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欧洲和印度之间的大分流，能够从市场整合中找到起源吗？基于这两个地区粮价的全新数据集，以两个市场间的距离作为解释因子，施图德对不同市场之间价格的相关性进行了统计检验。这样的经验分析表明：早在17世纪，欧洲就有了更大面积整合的区域性市场；而印度各地的市场一直是相互割裂的，价格之间的相关性，也仅仅局限在短距离的市场之间，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晚期铁路时代的到来。这本书是对大分流和市场整合文献的重要贡献，也是第一本将印度纳入大分流之争的学术研究。

　　Joshua Sooter，纽约大学——

　　加州学派认为欧亚之间的大分流发生得相对较晚，且是由生态和地理上的偶然因素造成的。但最近一些学者，利用印度次大陆的数据，挑战了这种观点。施图德的《大分流重探》是其中的代表作。施图德对欧洲与印度的粮食价格，包括印欧内部各地粮价的相对趋同，进行了定量分析，据此比较了欧洲和印度的市场整合水平。施图德的分析证明，瑞士与欧洲粮食市场的整合度，分别要高于西高止山脉地区与整个印度次大陆的整合度，因而瑞士享有越来越大的经济繁荣，而西高止山脉地区“市场的特点是规模小且相互隔绝，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

2020年10月百道好书榜·财经类（20本）

　　基于丰富的微观历史数据，讲述大分流的宏大故事，本书是经济史“用数据说话”的典范。与学术界的流行看法不同，本书认为，欧洲兴起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并非源于工业革命，更不能用煤炭和殖民来解释。运用17—20世纪的蕞新历史数据，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大分流应该追溯到17世纪之前甚至更早。工业革命给欧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结构变迁，确立了欧洲的世界霸权，但早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已经具备明显的优越特征：更强大的交通系统，更大的贸易流，规模更大、运转更好的一体化市场，更高的生产率，以及更高的生活水平。本书主要对比的是欧洲与印度，但结论和研究方法具有普适性，也适用于其他地区。

　　[瑞士] 罗曼·施图德 | Roman Studer

　　曾先后供职于学术机构和私营企业，现为瑞银集团瑞士政府事务部主管。曾任牛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伦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论文获2009年度美国经济史学会“格申克龙奖”，这是授予国际经济史年度最佳论文的奖项。曾任苏黎世大学瑞银社会经济学研究中心首席运营官。

   推荐序

   译者序

   致谢

   1. 导论

▌ 第一篇  宏观图景

   2. 市场整合的决定因素

   3. 衡量市场整合水平

▌ 第二篇  差异与拓展

   4. 地理和“多个欧洲”的故事

   5. 欧洲和印度的市场与气候

▌ 第三篇  综述与解释

   6. 印度和欧洲的经济整合

   7. 结论

   附录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第7章  结论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的范围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市场扩张导致劳动分工精细化，促进经济增长。这项理论使他成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200多年前，斯密首次把市场规模扩张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得到广泛认可，成为最流行的解释经济发展的理论。这种“斯密式增长”或是“贸易主导式增长”的理念，不仅在学术界发展起来，也备受世界各地读者和政府的青睐。然而，市场何时、如何整合，市场扩张能否，以及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促进增长，相关的经验证据其实很少，即使有也模棱两可。

　　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提升经济整合历史过程的实证（定量）证据。在关于“斯密式增长”的文献中，这是个核心变量，在经济发展的各类文献中，也占据核心地位。我们在欧洲和印度找出了大量价格和工资的新证据，目的是评估市场的规模和效率，以及随着时间推移市场的整合进程。

　　有了这些数据，就可以确定，相对于欧洲，印度的市场规模和整合程度，更好地理解印欧两地内部经济整合的进程。从“宏观”层面看，印欧的总体差异比较明显。首先，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的整个考察时段，欧洲的市场整合水平明显较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发生了很大变化。欧洲的初始整合水平比印度高得多，市场范围从早期就开始稳步扩张，到了近代初期终了时，两个区域的贸易规模和整合水平已经迥异。欧洲市场的早期扩张，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上半叶，此时两地的差异更明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的整合要到19世纪下半叶才加快步伐，但随后发展迅速，换言之，印度在这个阶段进入相对意义上的赶超期。然而印度的进展还不够深入，不足以缩小差距；在印度次大陆内部，地区间的差异也很大。

　　本书第二篇，大大增加了数据覆盖范围，分析欧洲经济整合，得出的结论是：不同于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大爆炸”假说，欧洲的整合是个缓慢演进、分步展开的过程。因而有必要对近代早期，欧陆从停滞到发展的动态过程，加以重新修正。深入研究欧洲整合过程，我们发现，自然地理因素和运输成本，似乎对早期欧洲市场区域的形成与规模，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有利的地理特征，导致较低的运输成本，欧洲西北部地区比其他区域，更早达到较高的市场整合水平。直到铁路引入，欧洲内陆地区长久而明显的地理劣势，才得以扭转。

　　深入研究欧洲内部格局后，我们的分析又回到印欧之间的差异。我们大大缩小地理范围，在印度和欧洲各挑出一个子区域来对比。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区域性或“微观”层面的比较，证实了本书第一篇“宏观”层面的比较所得出的所有主要观点。18世纪，欧洲内陆地区（瑞士）初始的市场整合水平更高，且经历了一个早期的稳定发展过程。在印度内陆地区（西高止山脉），市场的特点是规模小且相互隔绝，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此时基本的改善和市场整合才开始起步。相对于欧洲，这是印度追赶的开始，但这种追赶只是缩小了差距。总之，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分析都表明，我们的主要结论是稳健的。

　　采用大量新的定量证据进行系统分析，让我们可以对推动经济整合与发展的因素，做一些推断。区域性的经济体向全球市场扩张，这是近代史上最基本的发展路径。如果说要对这一深远变化给出总体上的解释，本研究证实了更传统的观点，反对单因果解释，强调“历史变迁的无缝网络”。有几件事似乎同时发生，且可能有相互依存、相互强化的关系。导致欧洲早期崛起的各种可能的因素，包括优良的制度、有利的地理特征、政治稳定性的提升，以及科技的快速进步。与流行（特别是经济学家）的研究策略相悖，我们不会确定单一的决定因素，确认单一的整合或发展的起始时间和地点。相反，本书的结论，与许多主流的定性论述相当一致。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地理因素。从地理角度分析经济发展，在最近的研究中并非主流。我们的结论显示，需要重新重视地理因素，视为经济整合和发展的潜在决定因素。但需要强调的是，地理因素的作用，显然是有限的，也并非始终不变。

　　谈到整合与发展的联系，市场整合的相对水平、人均GDP、生活水平这些特征事实，都完全符合解释“为什么先是欧洲”和“为什么先是欧洲西北部”的“市场主导型增长”的假说。19世纪印度的市场整合过程中，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都比较缓慢。这种情况表明，市场整合和增长之间，并不是直接的简单关系。市场整合可能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条件。尽管贸易主导型增长，结合其他增长因素，似乎是合理的假说，但我们仍需做进一步研究，对市场整合与增长的关系做更系统的分析，尤其是要研究两者相互影响的渠道，及其与其他因素的关系。

　　在大分流的争论中，本书显然反对加州学派和世界体系论者的主张。他们认为直到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亚洲”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不在欧洲之下。之后亚洲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煤炭的开采和西方殖民。本书以及其他最新的定量分析，都已经清楚地表明，到18世纪晚期，印欧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欧洲的运输系统要强大得多，贸易流量也大得多，拥有规模更大、更完善的整合市场、更高水平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西欧和印度（亚洲的两个大国之一）的大分流，至少要追溯到17世纪或更早。欧洲很早就已经开始崛起，欧洲的发展也比通常认知的更稳定。

　　这也意味着，英国殖民剥削是印度衰败的原因一说，显得相当可疑。鉴于本书的证据完全集中于欧洲内部贸易，而不是大西洋贸易或殖民地贸易，一般化地解释欧洲崛起的殖民剥削论，同样会显得有失偏颇。

　　此外，本书的许多主要结论，似乎也越来越适用于亚洲的其他国家。最近对中国和日本的研究，已经搜集到大量历史资料，为亚洲的其他大国，特别是中国，勾画出了非常相似的图景。近代早期，中国和日本工人的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西部。18世纪和19世纪初，中国的实际工资停滞，但借助工业化进程，此时欧洲的实际工资稳步大幅度上涨（此时的日本也相对滞后）。欧洲的崛起是从早期就开始的渐进过程。这意味着，早在工业革命带来意义深远的结构性变革，让欧洲的世界霸权完全显现之前，欧洲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装　　帧：软精装

页　　数：288

印　　次：1

版　　次：1

开　　本：32开

纸　　张：特种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