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本书在广泛搜集清末、民国年间来中国考察访问、留学进修的日本中国学家及青年学生——包括内藤湖南、岛田翰、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等七人的学术游记、日记、回忆录的基础上，抽取出与访书、购书有关的篇什，翻译而成。本书涉及图书史、近代学术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等学科，既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又有生动的可读性。
?作者简介：
内藤湖南，日本秋田县人，著名历史学家，“内藤史学”的创始人，京都学派缔造者之一，也是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曾十余次访华，著有《内藤湖南全集》十四卷。
岛田翰，日本东京都人，自小受汉学熏染，浸润于万卷汉籍、珍贵善本中，有“天才”“神童”之誉。曾数次到中国江南地区，结交藏书名家，阅览古籍善本。所著《古文旧书考》，在中国享有盛誉。
田中庆太郎，日本京都府人。曾在中国游历、购书。他经营的文求堂是东京乃至日本的汉籍书店，为日本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及时充足的资料用书，为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武内义雄，日本汉学家，留学中国近两年，主要在北京读书、访问，又游历过江南、华北等地。是日本学界早期用思想史的方法研究中国经学的思想史家。著有《武内义雄全集》十卷。
神田喜一郎，日本京都府人，著名汉学家、敦煌学家。曾师从内藤湖南，研习中国史学。多次到中国旅行访书，调查文献。著有《神田喜一郎全集》十卷。
长泽规矩也，日本东京都人。共七次到中国访书旅行，收集研究资料。在三十多家藏书单位整理和汉古籍，从事编目工作，被称为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著有《长泽规矩也著作集》十卷。
吉川幸次郎，日本大阪府人，京都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文学，为战后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之巨擘，享誉国际汉学界。年轻时在北京度过了三年的留学生涯。著有《吉川幸次郎全集》三十一卷。
译者简介：
钱婉约，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先后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文学部、澳门理工学院从事一年以上或多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代表作有《内藤湖南的中国学》（博士论文）、《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等。译著有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桑原骘藏《东洋史说苑》、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合译）、《中国访书记》等，主编有《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等。
出版说明
——内藤湖南篇——
京都大学教授赴清国学术考察报告
奉天访书谈
奉天访书日记
游清杂信：宁波、杭州访书（1903年）
游清第三记：1905年的奉天宫殿调查
蠹鱼谈
应向中国派遣“奇籍采访使”
应向中国派遣“书籍采访使”
《元圣武亲征录》的翻刻
蒙文《元朝秘史》
消夏录
奉天宫殿所见图书
敦煌发掘的古书
唐写本《说文》残卷
奉天满蒙番汉文藏经解题
藏书家的故事
奉天宫殿书库书目
——岛田翰篇——
皕宋楼藏书源流考
附：刻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题识
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题词
静嘉堂文库观书记跋
皕宋楼藏书源流考译文
访余录:
江南河北《访余录》叙刻宋本《寒山诗集》序
刻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序清四大藏书家记略
重刻《古文旧书考》跋
《仪顾堂文集》书后春在堂笔谈
江浙间所见所获名人遗著
根本通明博士《论语讲义》书后王益吾《日本源流考》书后
亡妻秩父氏哀诔与岩崎男爵书
——田中庆太郎篇——
敦煌石室中的典籍
文求堂主的气焰录
汉籍书店的变迁
回忆与文求堂主人的交往
荷兰大使倡议编撰文求堂主人追忆文集
回忆田中氏的一些往事
回忆田中先生
“文求堂”和它的主人
——武内义雄篇——
易州一瞥
焦山残幢
房山纪
——神田喜一郎篇——
中国访书谈（一）
中国访书谈（二）
中国访书谈（三）
中国书籍记事
——长泽规矩也篇——
中华民国书林一瞥
中华民国书林一瞥补正
收书遍历（节选）
——吉川幸次郎篇——
来薰阁琴书店
琉璃厂后记
雷峰塔
高邮旧梦
购书怀旧绝句
南京怀旧绝句
《雨窗欹枕集》和我
——附录——
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述论
岛田翰生平学术述略
——后记
藏书家的故事
（内藤湖南）
清朝初期开始，有名的藏书家很多，钱谦益及其族孙钱曾，又有季振宜等人。顺治年间比康煕初年有名的人更多，然而藏书家最盛的时期乃是乾隆中期以后。乾隆末年经嘉庆到道光初年，苏州的黄丕烈是最为有名的，可以称得上是全清朝第一藏书家。
黄丕烈收藏了宋版书百余种，号称“百宋一廛”。那时的藏书家，不仅以收藏数量之多为自豪，而且努力寻求古版本，更有甚者是下功夫以古版书对通行本进行校勘。这个黄丕烈，就是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人，他所刻的《士礼居丛书》，多以宋版和其他古版书翻刻而成，极为精致。清朝出版的最好的版本丛书，至今仍价值很高，无能匹敌，传到我国的，恐怕不会超过二部。
藏书家对藏书之事，又追求各种趣味。当时的古书校勘第一人顾广圻，作了《百宋一廛赋》，极力赞扬黄丕烈藏书之丰富，在藏书家之间很有影响。黄丕烈自嘉庆年间始，连续十年举行“祭书”活动，即在自己名为“读未见书斋”的书斋中举办祭书之事。后来也曾在“士礼居”祭书。每次祭书时，必然会作画，黄丕烈的学者朋友们，又为画作“图说”，前面提到的顾广圻，曾作《士礼居祭书诗》，流传至今。昔有唐朝贾岛，每年岁末之时，会为自己一年所作的诗进行祭诗，传为文坛佳话，祭书之事则始于黄丕烈，堪称又一文坛佳话。黄丕烈的藏书，之后辗转于今天中国、日本的藏书家手中。不用说，人死后藏书会散佚，其实不光是死后，有的人在世时藏书就有散到他人手中的。中国喜好藏书的人，多是如黄丕烈般的读书家，而且热衷于校勘，和有很多钱、搜集了很多书不读的日本人是不一样的。不论有多少财产的人，尽全力搜集书籍的结果，就是晩年大多贫困，为了维持生计，书籍就不得不卖掉。黄丕烈也是这样，五十岁以后大部分钱都用光了，把许多珍本卖给了当时（嘉庆末年）后起的藏书家汪士钟，这事可以在年谱中看到。后来，他曾不得不从汪士钟那里借出自己曾卖给他的书进行校勘。但无论如何，搜求古书之事，绝不会停止，一方卖出，一方买入，如此这般。黄丕烈晩年（道光五年）也就是六十三岁时，自己开了家书店，这年年末就去世了。
汪士钟是黄丕烈之后有名的藏书家，他所刻的《仪礼单疏》扬名于世，今日我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得到了这部书。此人本来开有一家布匹店，非常有钱，可是他的藏书不久也散佚殆尽了。他的藏书处名为“艺芸书舍”，所散的书，被常熟瞿氏与聊城杨氏收入，此二家乃今日中国现存的二大藏书家。
藏书家中遭遇最悲惨命运的是张金吾。此人也是乾隆末年出生，道光八年仅四十二岁就去世了。张氏的亲族中藏书家很多，金吾的从父张海鹏以刻书而有名，出版了《学津讨原》《墨海金壶》以及《借月山房汇钞》等大部头的书籍。张金吾作为这家族中的一员，从年少时就在增益前辈藏书的基础上，加之自己搜集到的，号称藏有八万余卷书。他的夫人同样也是有学问之人，夫妇同样爱书，研究学问，著述也相当多，却都不出版。他三十三岁那年，买入了十万余个活字，用以出版大部头的书籍。其中之一就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用了二年时间，将五百二十卷的书籍，印了二百部，直到现在依然是历史学家非常看重的书籍之一。他的藏书处名为“爱日精庐”，最初编有《藏书志》四卷，之后又有增补，最终编成《爱日精庐藏书志》四十卷，是对自己家所藏书籍中最好的书的解题。这套书也是用活字印刷的，至今仍为藏书家所重视。然而，张金吾最不走运的事是，他的《藏书志》出版时是四十一岁，而在此前一年，他失去了所有的藏书。他的侄子张涣因为曾贷款给张金吾，就将其十万四千卷藏书全部夺走了。张金吾自然是非常悲痛，他写道：“何意聚之二十年，散之一日夜，云烟过眼，竟若是之速也。”
翌年，张金吾又不幸失去了爱妻，他原来有相当的财产，经此事变后，就很贫困了。丧妻之后，他日日手抄《金刚经》，半年以上日日读诵，不久，自己也与世长辞了。
藏书家中张金吾是晩年最不幸的一人。大体在中国的藏书家，那些自己爱好读书且又百般搜求书籍的人，几乎没有能数代相延续的，而不甚读书的藏书家，却能数代相续，这真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正如上文所言，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嗜好散尽财产，晩年藏书不幸散失，但这种事情大多是先前不以为虑，尽全力收集书籍、作藏书志，又翻刻善本，与其说是为了使自己的藏书以贻后世，不如说是由于藏书家内心夙愿的驱动。这种不可思议的嗜好，是近代中国发达之处。
中国书籍记事
（神田喜一郎）
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代，输入到日本的中国古书到底有多少呢？这个数字恐怕是难以估量的。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从上海运出的陆心源文库的书籍。陆心源是出身于浙江省湖州的官员，在执掌广东军务、监督福建盐务专卖期间，积累了一定财力，加之自身学问渊博，四处搜买太平天国时散佚的江南地方藏书家的书籍。发展到清朝末期，与杭州的丁氏、常熟的瞿氏和聊城的杨氏并称为清末四大藏书家，藏书富甲一方。陆氏文库的藏书总数达四万八千册，全部为精选的善本，其中包括北宋刊本七部八十册、南宋刊本一百一十四部两千六百一十一册、元刊本一百零九部一千九百九十九册等罕见的珍籍，真是富有之至。陆心源文库书籍的流入日本，是由于明治时期的天才学者岛田翰向宫内大臣田中光显和富豪岩崎弥之助所崇拜的当时的大儒重野成斋（安绎）进言，最终说服岩崎的结果。明治三十九年，岩崎氏以十一万八千元，从陆心源之子手中购得。关于这次收买经过，参与此事始终的岛田翰著有《皕宋楼藏书源流考》，详细记载了此事。所谓皕宋楼，是陆心源得意于自己收藏有宋刊本二百种之多，为其文库取的雅名。昔日的陆心源文库变成了今天玉川的静嘉堂文库，大概是众所周知的吧。在收购陆心源文库时十分活跃的岛田翰，是永井荷风两小无猜的朋友，大概就是小说《祝杯》中出现的不良少年。他精通中国古书，当时的诸前辈无不佩服他，称其为天才少年。
收购陆心源文库之时，他也不过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而已。这位岛田翰与前述的田中庆太郎年龄相仿，两人曾比肩而坐，同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中国语，如果说有奇缘，这也算一种奇缘吧。较岛田翰年长一些的辰野隆博士好像也熟知岛田翰，我记得曾在他的随笔中读到过有关岛田翰的事。
说到陆心源文库，我必须指出一件大事，与上述文库书籍流入日本刚好相反，中国曾有一学者来日，大量搜求传到日本的贵重汉籍，再带回中国。从明治十三年（1880）到十六年，清朝政府派到东京清国公使馆的馆员中，有一位湖北省宜都出身的馆员，叫杨守敬。杨守敬原是一位精通历史地理和金石学的学者，来日本后，看到当时的日本处于欧化主义至上时期，古来传入日本的和汉古书，大部分在市场上随意地摆放着，不值一文半文的，这种情形令敏锐的杨守敬瞠目结舌，于是陆陆续续买进自认为是善本的古籍。我国存有大量的古籍，如隋唐时代的古写本，渊源深厚的平安、镰仓时代的古写本，以及名门世家收藏的贵重汉籍。这些古写本与中国宋以后刊刻印刷的刊本相校勘，书籍的文字内容方面存在重大区别的不少，另外还有在中国已经完全亡佚绝迹，今天已无法看到的书为数也不少。这些古代传至日本的古写本的学术价值，在日本幕末时期也曾为狩谷棭斋等所注目，在杨守敬来日时代，继承狩谷棭斋学统的森立之老人仍然健在，杨守敬跟随森立之学习，因而得其全部真传。因此，即便是收集日本的古写本，杨守敬也是精挑细选，能够轻而易举地买到其中的精品。当时日本还有大量镰仓、室町时代输入的宋元时代的古版本，杨守敬则通过当时号称“古书通”的向山黄村、寺田望南等人之手，获得了大量精品。杨守敬在日访书的详细情况，可参见他的《日本访书志》，在日所获书籍情况，可参见《古逸丛书》，这套书是他力劝上司清国公使黎庶昌刊刻的，还可见于他亲纂的《留真谱》等书，从这两本书中，我们仅能大体了解主要书籍的情况。至于他在日本收集带回中国古书的全貌到底如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他死后，其藏书移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图书馆，我们看当时所作的目录，数量十分惊人，不用说，此前从他手中肯定还有一些书籍已经散佚外流。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是就其藏书的册数，还是书籍的质量来说，都足以与陆心源的文库相匹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杨守敬从日本带回大量汉籍一事，当时在日本也掀起了议论风潮，而陆心源文库被日本收购时，中国的众多学者、文化人实际上也是激愤不已、悲痛难当、捶胸顿足。当时，有位叫李详的文选学者在《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后题诗一首，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天官雷电六丁收，余烬豪芒尚可求。孤本中原轻弃掷，一时酸楚望瀛洲。”如若中日双方互换立场，想必我们也会发此感慨，这种心情不是不能体会的。两国学者向来喜欢比较这两件大事，对其得失讨论不休。然而，与其论其得失，我更愿意立足于大局来看，把目光投向它们对日中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这一点上，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中华民国书林一瞥
（长泽规矩也）
旧书铺北平当属第一，地方上的情形是，一方面，书贾们无力应对旧书匮乏所引起的旧书书价的变动，另一方面由于自学校设立以来，学者们不再像古代那样在地方上常住，也影响了专业书籍的销售，稍有新异的东西就立刻送往大都会。因此，地方的集散地便日渐凋零起来。再者，上海利用交通之便，亦可吸收江南各地的旧书。成都和广州的情况则要另当别论。
有关出版的情况，去年冬天出版法已经公布，却不知全国性的执行要待何时。
旧书肆的营业情况，想不到的是书籍在年复一年地减少，而拖欠不付的死账看似也不少。经营者重视外国顾客，大概是看重客人确定无疑的支付能力这一点。销售方法方面，有的书店将书籍皆陈列于架上，挂上长长的书名牌，等待顾客的到来。也有店员投顾客所好，携带书籍登门造访。这些传统做法之外，书店也尝试印行旧书销售书目，开展通信邮购业务，此风自上海波及北京。最近，书贾们更是在多数藏书未到手时，便按书目接受顾客的订单，而后以较高价格从藏书家手中收购，再抬高书价巧妙地将书分售给众多顾客。由于这个缘故，图书馆想要直接购入藏书家的藏书，也几乎不太可能了。北平的直隶书局从叶氏观古堂购书的情形，就是如此。古籍收藏家为了得到这些书，主动抬高书价互相竞争。
书肆里销路比较好的旧书，除了受流行的目录学研究和新设图书馆影响的一些书目外，图书馆青睐于丛书，个人学者则喜好杂家随笔类的书。戏曲小说虽一时不被看好，但珍本亦价值不菲。府县志过去并不被重视，现在国内外的图书馆都争相购买，清朝考证学家的集子也备受中外学人青睐，近来金石书的行情开始抬头。总体来说，宋元板备受重视，因为相对于后代利益本位的书而言，宋元本的缺字情况较少。戏曲小说方面舍弃廉价的洋板书，转而高价求取木板书，乃是由于洋板书里存在删节的情况。当然，不计内容优劣的人则另当别论。而我们珍惜的是宋刊十卷本《论语注疏》、元椠《吴越春秋》、洪武刊《元史》、明板《金瓶梅》等诸如此类的书。
善本日渐稀少，书价年年暴涨是事实。美国人的不论书名一概购入，日本人的不论内容大肆搜书，大概也是造成书价暴涨的一个原因吧。毋宁说，这是滞留中国的那些半吊子学者的所为。若就行家来说，我等学人只是关心那些无关紧要的经学书及无用的小说，好像并未见有人深深感叹这是对民国学者的掠夺。《大学衍义补》《灯草和尚》等书的价值即便暴涨百倍，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而如果卧云（瑞溪周凤）、鬯庵（神田喜一郎）等定居北平，民国的老儒也不会感到丝毫的困惑吧。
大部分的书贾都将妻子儿女留在家乡，只身外出谋生。这并不限于书肆，北平的其他行业好像也是如此。店员通常也懂得书本的修缮，有空便在店前进行修补。书根或小口书则另有专家来题写，这样的一流专家即使在北平也不会超过五人。店员所报书价并非一成不变的，但比起从前，因人要价的情况趋于减少。能否压价则取决于时间、地点，也因人而定。这与日本情况大体相同。其中，有北平文奎堂这样一文钱也讲不下来的店，近来也有明码标价的书肆。收入目录的书，也渐渐地由照价半折即半价出售，向一律实价不折不扣的定价销售方向转变。但对学校图书馆的同行们，很多书店则会参照定价再折百分之五出售。这是与日本旧书销售情况有所不同的地方。
新书铺通常会给同行折扣，一般情况下，是参照定价打个百分比。因此，定价和实价可能是两个。一般来说，信用良好的店少有折扣，但这种情况也渐渐向定价销售方向靠拢。商务印书馆前几年就取消了书籍复杂多变的折价销售，将一般书籍定价在八点五折上，去年六月开始一律定价销售。其他书肆多是效仿此法，或者实行定价销售，或者重定折价率。北新书局等历来明码标价的书店则调高了百分之十。商务印书馆等对同行，普通书籍只可以享受与零售一样的折率，但年底会根据销售情况适当地给予回扣。另外，一流书局很少，其他的书肆则常在特定时期特价销售，以新学期和年末尤多。预约购书可以享受特别的优惠，但三四流的书局也有收了定金却未能出版的情况。杂志也是三流杂志居多，广告则主要依靠报纸广告与书目宣传。在上海，新书广告最多的报纸是《申报》，它在“本埠增刊”中有文艺书籍的评论。在北平，最初是《北平晨报》吧，《新刊月报》在最近华通书局的《中国新书月报》创刊后，不知是否继续刊出。店内的样书皆陈列在玻璃柜中，多由店员一一取出来看。随意浏览除了书摊式的小铺外，不大容易看到了。
页 数：448
开 本：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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