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本书通过分析浙江衢州詹氏家族的文学书写，探讨了家族脉络中的文学熏染和代际联系，彰显了文学书写与大时代的互动。从这些绵延的书写中我们得以窥见晚清社会中女性生活的种种形态，她们对婚姻生活的苦闷、对不平等境遇的抵抗、自身的觉醒，以及对改革的诉求。
魏爱莲（Ellen Widmer），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美国卫斯理学院东亚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史，著作中译本有《晚明以降才女的书写、阅读与旅行》《美人与书：19世纪中的女性与小说》。
陈畅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先后求学于西安和台北的大学中文系，常被误认为是“学历史”的考据爱好者，曾就职于出版业，编过期刊，做过书，关心近代以来的中日韩三国历史、纪录片和流行音乐。
中译本自序
导言：脆弱的传承
第一章 变局中的文学伙伴
第二章 詹熙的生平、子女与写作
第三章 詹垲的一生和他的狭邪笔记
第四章 詹垲的小说作品
第五章 作为记者的詹垲
结 论
附录：王庆棣、詹嗣曾、詹熙、詹垲主要作品
参考文献
译后记
中译本自序
中国的读者朋友，你们好！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晚清文学世家的故事，他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材料，使我了解他们，并得以详尽地探究了他们的家族历史。从父亲詹嗣曾、母亲王庆棣的旧体诗到詹熙的第一部白话小说，以及其后詹垲更具进步思想的几部小说——此家族展示了文学的变迁。家族四人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即他们都是作家，不过我期待能超越“作家”这一身份，找到更多有趣的范式。
詹嗣曾、王庆棣夫妇没有表现任何对女性的现代想象，然而王庆棣流露于诗歌中的郁结心境可能激发了詹熙、詹垲两兄弟在小说中对新女性的同情。就詹熙来说，他的《花柳深情传》（1897）不算是女性问题小说，小说呼吁取缔八股文、鸦片、缠足，并且塑造了一位比其他人都要有远见的丫鬟。这部小说包含了一种改良思想，尽管它所思考的改革领域更多地涉及男性而不是女性。次子詹垲比长子詹熙小11岁左右，詹垲的改良小说《中国新女豪》（1907）和《女子权》（1907）比詹熙更进一步，呈现了一个女性也可以出国留学、就业的世界，他塑造了几位形象鲜明的闺秀代表，以至于一些读者误以为他是位女性。其着力凸显女性的特征与女作家王妙如的《女狱花》（1904）有一定相似性。不过以家族为参照，使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詹垲，将这一特征视为家族内部一系列变故的连锁反应，尽管其他因素及影响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以“小说之家”命名，也是考虑到詹氏兄弟创作的其他类型作品，特别是为妓女立传的狭邪笔记。主要是詹垲的狭邪笔记，尽管詹熙也写过此题材的作品。狭邪笔记几乎不带有改良意图（虽然这些作品都流露出对妓女强烈的同情和钦佩）。第三类作品是唯有詹垲涉猎的领域，长篇小说《碧海珠》（1907）讲述了一位年轻男子与两位妓女的爱恨纠葛，两位妓女对现代化的态度大相径庭，一位欲入新式学堂而不得，另一位则只求决然遁世。《碧海珠》并没有宣扬改革，有趣的是，詹垲的两部改良小说正是在一系列非改良作品中显得格外突出。若我们将詹垲的作品视为一个家族体系，《中国新女豪》和《女子权》正是家族中与众不同的“姊妹”。詹垲的所有作品都置于现代化的语境下，也可以找到其他相同之处，不过塑造闺秀代表的小说在女性事业上所持的观点更具进步性。
不知我提出的这些想法对中国读者来说有多大的意义。将詹嗣曾夫妇、詹熙、詹垲的创作逻辑联系在一起是合理的吗？将晚清新小说与聚焦妓女的传统作品相提并论又能发现什么？与此同时，是否也会有所遗漏？不过，将詹垲的两部白话小说放在王妙如《女狱花》等类似作品的语境下看，可以肯定的是，王妙如是不会写狭邪笔记的。尽管如此，詹氏兄弟狭邪题材作品所表现出的同情不禁使我们猜想，他们刻画进步女性的方式可能借鉴了《女狱花》这类看似无关的作品。或许这种对社会地位相对更高的女性的同情，正是源自两人对妓女世界的深刻理解？也有人会问，作为旧式父辈的詹嗣曾和王庆棣，是怎样影响了詹氏兄弟更具进步性的创作的？对詹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花柳深情传》塑造了一个与詹家非常相似的家庭；当我们再来审视詹氏兄弟作品上的相似性时，我们也能够发现许多詹氏夫妇对詹垲潜移默化的影响。
非常感谢李期耀先生，当从他那里得知我的研究成果已被翻译成中文时，我感到十分惊喜，也期待听到中国读者对我作品的反馈。如有读者认为我对詹氏家族的解读并不能说服他们的话，我也想了解他们的意见。如果读者认为我的分析是有理有据的（或者至少是有可讨论的空间），也许他们能提供类似的著作让我参考，或者提供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来帮助解决我的问题。不管这本书成败与否，至少它尝试以一种有点新颖的方式来思考中国近代小说，并且其中一小部分作品记录了封建时代崩溃后逐渐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思潮。
2020年5月16日
装 帧：精装
页 数：336
版 次：1
开 本：32开
纸 张：纯质纸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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