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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燕的上海


陈丹燕的上海

作  者:陈丹燕 著

出 版 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8月

定  价:56.00

I S B N :9787532176748

所属分类: 文学  >  散文/随笔/书信    

标  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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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陈丹燕的上海》,18万字,150多幅图片。全书分“不是故土,却是家乡”、“川流不息”、“永不拓宽的街道”、“海上国潮,沪申摩登:注释1960-1990年代的上海时尚”四个部分。陈丹燕以非虚构的笔法,分别讲述了搬家与父母的八个箱子的故事,洋泾浜英语与上海买办的故事,为保护城市记忆而永不拓宽街道的故事,喜欢登高俯瞰上海的年轻爬楼党的故事,柯灵故居的故事,傅雷故居的故事,贺友直和他的老上海插图的故事,作者14岁时的地理老师的故事,1981年中国大陆第一场托福考试的故事,以及打造和维护了上海乃至全中国人民日常生活尊严的上海老品牌的故事……这些上海百年巨变中的日常生活、民间记忆与个人历史,是一个考据严谨、书写独特的作家眼中的上海的前世今生。上海作为十九世纪通商口岸城市最重要的码头之一、如今的国际大都市,它的来历、它的雄心、它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它对日常生活的尊重,在陈丹燕笔下,都是我们热爱它的理由。因为,热爱上海的滋味,就是热爱世界的滋味。

全书以多变的视角,冷静的感性,绵密而细腻的文字,图文并茂地将一个鲜活流动着的、具有独特精神品格的上海,呈现在读者眼前。可以说,“陈丹燕的上海”已成为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向中国、向世界传递着关于上海城市、文化的独特魅力。


TOP作者简介

陈丹燕,1980年代以儿童文学创作步入文坛, 1990年代转入成人文学创作,以非虚构纪实类作品和其漫游世界的旅行文学广受关注。主要作品有外滩三部曲《外滩:影像与传奇》《公家花园的迷宫》《成为和平饭店》,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另有《永不拓宽的街道》《慢船去中国》《一个女孩》《我的妈妈是精灵》,以及12本陈丹燕旅行文学丛书和长篇小说《白雪公主的简历》。

作品在国内外广受赞誉。曾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上海图书奖一等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金奖,奥地利国家青少年图书奖金奖,德国国家青少年图书奖银奖,及中国台湾《联合报》等媒体颁发的年度优秀图书奖。其旅行文学作品获塞尔维亚国家旅游局特殊贡献奖,及中国百家书店评选的“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之“旅行文学奖”。作品已被译为英、德、日等多国文字。


TOP目录

自序:川流不息

第一章 不是故土,却是家乡

一、 我家的箱子

二、 我家的墓地

三、生活记

四、 上海的永久居民

五、自蓝色马赛克下的深深处

六、桂花酒

第二章 川流不息

一、 我家乡的河流简史

二、 不可能的世界

三、1:20的纪念

四、爬上高楼

五、2019年的咖啡闲谈

第三章 永不拓宽的街道

一、 从愚园路到江苏路:江声浩荡

二、 从宝庆路到复兴中路:琥珀内的气孔

三、南京东路:传真

四、五原路:姚姚

五、 湖南路:戴西

六、武康路:永不拓宽

外一章: 海上国潮,沪申摩登:注释1960-1990年代的上海时尚


TOP书摘

一、 我家的箱子最大的,是一只黑色大象皮的行李箱。它的年龄大过我,是我妈妈刚生下我小哥哥以后,父母到南洋工作时买的。

然后,他们把它带回国。当我家从北京搬到上海时,他们又把它带到了上海。

那时,我已认得我家的这个“陈”字。小女孩都是顾家的,在等车接我们回上海新家的时候,我忙着数我家的箱笼。我爸爸在箱子上贴了白纸,从“陈一”到“陈七”,都是我家的箱子。其中那个大黑箱子最大。

父母一直搬家,可我们家在上海住了下来。所以七只箱子上贴着的白纸,也就保留下来了。

大黑箱子很深,所以母亲把我们全家的冬衣都放在里面。哥哥们的蓝卡其布棉猴,父母的毛领子列宁装,我的绛红底子小花棉袄。小花棉袄的织锦缎的面子经不起磨,袖口的缎子面总是很快就磨破了,露出里面的布纹,好像胶卷上的显影。大黑箱子底还放着父母在军中发的粗羊毛军毯,灰绿色的底子上有一些绿色和咖啡色的方块,又粗又结实,它是1940年代中国内战时的美军军用毛毯。

插入照片1-1:搬家时父亲在箱子上写的标签

1974年暑假,我第一次回北京我的出生地,在那里过夏天。我小时候的朋友领我去看我家从前住的四合院,我见到了小时候记忆里的朱红色的大木头门,但是我不再感到这里是我的家。从院子里散发出来的北方家居暖融融的生熟葱蒜气味,和我也不再相融,我像一只蚌壳般紧紧关着,带着江南人对大蒜气味的抵抗。

对出身地的亲切感就这样突然失去了。

插入照片1-2:2001年,父母的箱子开始来到我的家

在黑箱子上面,摞着一只牛皮箱子。

牛皮箱子是我家最结实的箱子,又厚又重。原先是放妈妈的旗袍和细软。在她旗袍很多的时候,她曾经也把它们放在大黑箱子里,但随着我长大,夏天一年年到来,她的旗袍渐渐被改制成我夏天穿的方领衫和绸短裤。她的旗袍一年年少下去了,就从大黑箱子里换到了牛皮箱子里。剩下来的都是年年取出来查看,却都不舍得改造的漂亮衣服。

箱子里还有一件红色的游泳衣,妈妈年轻时为了到青岛过夏天买的。那时候,妈妈一定没有想到后来会生一个女儿,她的女儿长大以后也接着穿那件游泳衣。

我也去了青岛过夏天。夜里游泳,仰面浮在水上,看天上的星星。而那时,妈妈已不愿意下海游泳了。

小时候晒霉,妈妈拿了她充满了樟脑丸味道的细软,到事先铺了白单子的竹竿上晒,包括那件纯羊毛的红色游泳衣。我望着它,也没有想到过以后我会去青岛,像妈妈年轻时一样,穿着它,站在一块礁石上照相。照片上的我,比妈妈高,比妈妈傻气。

妈妈留给我一个配旗袍用的缎子小坤包,里面有一面镜子。我把那个小包也放进箱子里存着。

牛皮箱子上,是只更小一号的牛皮箱子,那是我爷爷的箱子。那箱子还是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买的,那时他在广西做泰和行的掮客。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以后,他变得非常穷困,连妻子病死都办不起像样的葬礼。他却没有丢失这只皮箱。爸爸有时说,就是那时候,他突然体会到了穷人的可怜和耻辱。爸爸是因为这样的处境,才激发出护卫穷人的感情的吧。是这样的感情引他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中国革命里去的吧。直到他进入弥留时,我问他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他说他为自己一生的清白感到安慰。

爷爷从前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等他从广西到上海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时,他的胡子已经很白了。他把皮箱放在他的房间里。小时候我识字早,看了一本儿童小说,叫《奇怪的舅舅》,那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小孩家里来了一个舅舅住,但后来小孩发现,那个举止奇怪的舅舅原来是个国民党特务。爷爷在我的眼里也是奇怪的,他说不来革命的话,他的箱子从来不准我翻。记得小时候,我特地找爸爸谈了这只箱子,爸爸郑重地向我保证,爷爷的皮箱里面一定没有手枪和炸弹这样的东西,爷爷也一定不是国民党特务。但爷爷的皮箱仍旧是神秘的东西。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还小,由姑妈保管爷爷的东西,直到姑妈也老了,去住老人院,把她的东西交给我来保管,我才有机会看到箱子。箱子里面装着爷爷的照片,爷爷的孩子们的照片,还有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从照片上看,我小时候并不像那么会怀疑别人来路的小孩。箱子里真的没有一张繁体字的纸,不知道为什么。但在我的印象里,却真的有一张。

一米高的立箱,是爸爸年轻时用的。那是一只墨绿色的木头箱子,四角八边都用褐色的铁皮和铁钉包着。它比任何皮箱都要结实,也很漂亮精致。打开时,像打开一本书。

里面用淡茶色的缎子做衬里,一边是三个抽屉,另一边可以挂两套带马甲的三件套西装,还有两件衬衫,全程吊着,不会被压皱。小抽屉可以放别针、领扣和袖卡之类的男人细软,扁抽屉里能放下两双男人的皮鞋。要到许多年后,LV到上海来展览它们家的古董箱子,我才看到,原来父亲的铁皮箱子是1950年代初的流行式样。

我记得在他的箱子里,有一套淡米色的尼龙西装,还有下摆很长,一直遮住内裤的淡黄色尼龙衬衣。浅棕色的编织网眼皮鞋是捷克产的,带着东欧那种轻松而淳朴的小布尔乔亚气息。那时候的袖卡,里面是可以伸缩的钢丝,外面包着缎子。爸爸的领带夹是两只金色的马头。

小时候,只要看到它高高地立在走廊里,就知道是爸爸出洋回来了。

当时,在美国舰队的封锁下,上海港口封闭萧条,父亲所在的中波航运公司,几乎是全国唯一的一家外资联营远洋运输公司,是上海的唯一西风窗。所以,他的工作需要他一直穿漂亮和讲究的衣服,在上海满街都是蓝制服的时候。但他从未为自己有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感到庆幸,他是真心想要和别人一样穿蓝制服。他总是教育我们小孩,他这样讲究,完全是工作需要,而不是我们借此可以与众不同的理由。

所以从很小开始,我就知道要抵抗物质。

可是,我猜想,爸爸也喜欢漂亮的衣服和轻而结实的捷克皮鞋,明白它们到底是比蓝布衣服好看。也许他也喜欢欧洲,他自学了俄文、英文和波兰文,早年还学了日文。听说,在工作中,他喜欢直接用外语和外国人交谈。他也喜欢自己开车,喜欢自己擦洗他的蔡司微型相机。

所以,他总是把飞机降落时发的薄荷胶姆糖留给我吃,那是波兰糖,由波兰航空公司发的,因为在中国买不到那样的糖。他还会把给我买的玩具放在他的皮鞋里。那是些漂亮的波兰塑料玩具,过家家时候用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表现出对它们的留恋。到晚年,他更愿意沉浸在对年轻时那些危险而艰苦岁月的回忆里:在延安,在东北。他留恋那时革命者的队伍中一心为了理想,全然不计其他的单纯和决然。

铁箱子是我小时候最爱看到的东西之一,如今它平放在我家的沙发前面,成了茶几。

插入照片1-3:2019年,箱子与我一起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二、 我家的墓地 (二级标题)

我父母带着八个大箱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来到上海火车站,听说是在3月的一个傍晚。

那时我三岁多,不记得那么多复杂的日期。

但我已经记得火车站候车室屋顶上的霓虹灯,是红色的。

我指着它们对母亲说:“上海。”

母亲对父亲说:“这孩子认得字了。”

我父亲赞许地冲我笑了笑。

那天,父母带着我们和我们家的箱子来到五原路的院落里,那里有我们的家。我的小床是绿色的,床架子上有四只铜铃。

我们家三个孩子都认为自己是北方孩子,在灿烂尖锐的蓝天下生活,穿蓝色棉猴御寒,我们与这个终年多云的旧通商口岸城市全无干系。可是日子也就这样在认同的犹疑中过去了。慢慢地,我们各自在上海成了家,从家里搬出去,而我们的父母始终住在原处,只是房子渐渐老去。原来漆了绿漆的木窗木门,如今大多数人家都换成了塑钢的。我小时候,春天的傍晚,微风摇动打开的木窗,铁搭钩就会发出的咯咯声,现在换成了塑钢窗子,就再也听不见了。

别人偶尔问起我家乡在哪里,我总是说,我生活在大都市里,从未有条小河从我家门口流过,也没有一棵歪脖子老槐树,因此我是有家无乡。

在春天,玉兰花映着满树的花影,茶花落了满地红英,白色的吉野樱安静精致,却在微风里千朵万朵飘落下来,奔赴凋零。一路看着街上的花,想到的是将我一手带大,又照顾我孩子长大的姑妈中风了,去世了,如今,我无论到了哪里,也找不到那个穿天蓝色大襟衣服的,九十六岁的,白发苍苍的矮小老太太。

她中风的那天,我去医院时,看到满树都是桃花和玉兰。她出院那天,八重樱沉甸甸地荡漾在发亮的枝桠上。她再入院的那天,玉兰树的花都落尽了,满树新绿。她病危的那天深夜,街上飘荡着淡蓝色的夜雾,还有含笑花清爽的香味。在我更小的时候,上海满城萧索,年年都是没有花的春天。但是生活并未亏欠我,我得到的重大补偿就是,我从小都跟姑妈睡在一张大床上,直到长大,直到出嫁。

一年以后,春天到来以前,父亲以九十二岁的高龄去世。我从不怀疑自己是父亲最疼爱的孩子,父亲的葬礼上,我心里只有一个词:唇亡齿寒。

插入照片1-6:父亲的讣告

我开始频繁地回家探望母亲。上海的冬天总是下雨,总是阴冷的天色,这个冬天,我身体里也一直都是黯淡的,浮肿的。

直到有一天,春天突然到来,好像一只肮脏的玻璃瓶突然被摔碎了一样,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碎玻璃。

我在回家的路上。

在我家门口,看到一棵高大的雪松,它遮住了蓝天。它站在墙角的花坛里,那个早已失修又萧条的花坛,冬青树丛里世世代代都住着野猫。

在我小时候,雪松前竖着一块洋铁皮,上面画了毛主席穿蓝长衫的画像,那里是我们院子的小广场。1966年时,我父亲曾在小花坛前面被批斗。此刻,什么都消失了,当年一棵只与我哥哥一样高的雪松,现在长到三层楼高了。

春天那湿润的,一团和气的微风经过松树的枝桠扑在我脸上。它让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少年时代,在春天的傍晚,沿着华亭路走到东湖路,去我最要好的朋友家聊天,或者一起拉手风琴。中学时代,我学手风琴,她也学手风琴。我还记得那种宁静的,凉爽的,沉甸甸的春风是如何掀起耳朵两边的细小头发,它们从不会长长,只软软地倒伏在面颊旁。如今,我和我少年时代的手风琴伙伴,已经做了半生的知己,我们的孩子也都成人了。

路过雪松墨绿色枝桠的那几分钟里,我就路过了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

这个我小时候陌生的城市,现在处处能找到丢失了的过去。往事是那么具体却又虚拟,它们在时间的深深处,不可触摸却又毫不褪色,缱绻缠绕。我从未想到过此地就是自己的家乡,即使没有小河与老槐树,那都市中的几条街道,几棵老树,几个春夜,也是家乡。

第一次从德国回来,是5月29日到达的上海。我特地带了满满一箱子调料,巧克力,甚至一只蛋糕。箱子太重,出租车司机拒绝帮我搬箱子。

我站在楼下,一声声高声叫喊我丈夫的名字。然后,我听到我孩子兴奋地大叫:“我妈妈回来啦!”

我孩子才三岁,正是当年我到达上海的那个年纪。她得站在马桶盖上,才能攀上面向院子的狭长窗台。在上海多云的蓝天下,她从北窗露出小半个脑袋和一根歪歪斜斜的小辫子。“妈妈啊!妈妈啊!”她一声接一声地叫着我,赞叹我们重逢了。

如今,她已经是一个终日忙碌的设计师了,生活在万里之遥。而我,也已经在那年,从慕尼黑到维也纳的旅行开始,开始了自己在欧洲各地断断续续的旅行。如今已经二十八年了。那真是漫长的,看不见尽头的旅行。只是每次的回程机票目的地都是上海,每次都回家。

父母家的八只箱子早已被我收回到自己家的客厅里。那些箱子有它们自己的名字,蓝箱子,牛皮箱,大黑箱子,铁皮箱子,父母当年就是这样一一称呼它们。当年迁徙时,父亲用白纸贴在箱子拎把旁边,给那些箱子编了号,还是用毛笔写的,陈七,陈十。那几张白纸都还贴得好好的,只是泛了黄。最小一只皮箱是我祖父的。现在我在里面收着祖父的一只洋铁皮烟丝盒子,还有姑妈钩帽子的铁钩针。

箱子上放着我家最后一张合家欢,爸爸坐在轮椅上,大哥满头白发,小哥哥看上去很帅,但实际上他肺上的癌肿已经发动了,可我们都不知道,只是忙着与爸爸惜别。那张照片是2011年春天照的,我们家四代同堂,丁香花园的草坪青翠一团。这是我们家从命运手中偷来的最后一个完满的春天。而对我家最小的孩子李翼张来说,却是与他爸爸家的长辈们第一次见面。这个孩子2010年像我一样出生在北京,像我爸爸小时候一样姓李,像我姑妈一样属虎。像我们家所有的人一样,籍贯广西平乐。

清明时节,我们带着鲜花去祭扫。在郊区我们兄妹买下一块墓地,地里有棵罗汉松,它遮盖着土地。还有一块大石,刻着我家的来历。父亲与姑妈在这里归入大地,然后是我二哥。他们的骨灰营养着这棵松树。我家的人都知道,以后我们也会来这棵松树下,与他们团圆。有一块家庭墓地的感觉是安稳而奇异的。

插入照片1-7,1-8:我家的墓园

他们现在都在土里,围绕着那棵松。石块上嵌着他们的照片,比起我们家最后一张全家欢,他们在石块上的照片里笑得很疑惑,那是一种迷了路的样子。他们的名字下面刻着他们这一生简短的历史。他们出生在不同的城市,却都卒于上海。他们是此地的永久居民, 因此,此地已经是我的家乡。

放下橙子,苹果, 撒上新鲜的花瓣,点燃线香:“你们在这里都过得还好吗?”

插入照片1-9:墓园上的天空

心里却想,也许他们在地下也很想念我们吧。所以那棵罗汉松才会绿得那样湿润。

用手掌按在那覆盖了我至亲的泥土上,被春日晒暖的泥土,让人想起最后握着他们的手时,留在自己掌心里的体温。大概这就是家乡的泥土。远走天涯的人们,用小玻璃瓶装起一撮泥土,挂在脖子上。要是在异乡水土不服,就挖出一小块泥土,冲了开水喝下去。

听说这个土法子治好了不知多少人过敏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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