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底气：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精装）-百道网

　　回望中国改革40多年的历程，提高发展质量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也是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提高发展质量的本质和核心是提高经济效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关系着中国的未来。

　　——吴敬琏

　　中国经济现在碰到的第一个挑战是，杠杆率已经非常高；同时，我们有非常庞大的、没有被很好监管的金融创新机构、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平台。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已经面对了2008年全球危机以前世界金融体系碰到的一些问题。

　　——黄益平

　　中国还有10余年的城市化进程，工业化也应当继续而不应该结束，调节水资源分配和改造未利用土地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最有强劲动力的经济增长潜能来自城乡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周天勇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还会维持在6.5%，或者是6%，但6%也算是高速。随着营商环境的大幅改善，中国经济的韧性将继续增强。

　　——楼继伟

2020年9月百道好书榜·财经类（20本）

　　2020年春，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肆虐，美股反复熔断。中国内部经济增长遇到持续下行的压力，外部又遭遇全球性经济危机和贸易战，在这种内外挤压的困境中，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感到愈发迷茫。

中国经济增速能不能“保6”？

　　劳动力红利消失，工业经济衰颓，下一个掘金点在哪儿？

　　科技革命和数字经济将如何影响我们和世界？

　　中国金融供给侧改革将何去何从？

　　本书中，国内一流经济学家龙永图、黄益平、陈春花、吴敬琏、周小川、吴晓灵等聚焦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难点、增长点，紧扣中国经济形势，破解经济发展之谜，剖析经济改革逻辑，前瞻经济增长方向……本书将是在当前复杂经济形势和环境下，读懂中国经济的敲门砖。读懂中国经济，掌控未来投资决策的正确方向，先人一步收获改革发展的红利。

　　吴敬琏

　　经济学家。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比较》辑刊、《洪范评论》主编。

　　周小川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

　　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是提供财经新闻、高端金融数据和资讯的全媒体集团。依托专业的团队和强大的原创新闻优势，以“新闻+数据”为两翼的业务平台全面覆盖中文媒体、英文媒体、高端金融数据等多层次的产品，为中国极具影响力的受众群，提供准确、全面、深入的财经新闻和资讯服务。

变量篇

第一部分全球经济的十字路口

全球经济的十字路口龙永图等

防范下一次经济危机黄益平等

经济下一步怎么走楼继伟

中国需要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刘世锦

第二部分中国经济关节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实现路径与配套改革董登新

中国能源结构变革李俊峰等

土地制度改革下一程刘守英

教育改革：如何以增量撬动存量郝景芳等

第三部分寻找经济增量

全球竞合下的发展陈春花等

宏观微观看投资徐忠等

新经济发展——拥抱与赋能张春等

数字经济：赋能新时代单志广等

让平台经济良性发展吴敬琏

科创板带来新机遇曹卫东

定力篇

第四部分改革深化经济

中国如何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周天勇

建言“十四五”规划：合理目标与全方位创新徐林

企业退出机制改革势在必行冯兴元

改革下一步与企业新机遇李朴民

第五部分金融开创新局面

引领绿色金融的未来徐忠

中国金融开放与全球投资祁斌等

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吴晓灵等

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的未来周小川

金融立法比金融立规更重要殷勇

去杠杆应有新思路徐高

　　谋求中国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

　　吴敬琏

　　经济学家

　　回望中国改革40多年的历程，提高发展质量和推进改革开放，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也是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必须面对的两个基本问题。正确解决这两个问题关系着中国的未来。提高发展质量的实质和核心是提高经济效益，我们对于提高经济效益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早在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十大方针的核心要求就是“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十大方针明确地指出我国经济建设要围绕提高效率的目标进行，这就为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正确的判断标准。不过，十大方针也存在缺点，就是多少忽视了提高效率的基本动力在于良好的体制，应把工作重点放在直接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结构、组织结构、工业布局等经济结构上，而把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放在辅助地位。

　　因此，十大方针所规定的政策措施执行了两三年以后，就有人提出其中的一些决定违背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导致这十大方针的执行开始缓慢下来，并最终停止下来。

　　针对增长速度很高但效率不高，因而很难持续的缺点，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1996—2000年）时，国家计委提出，要把增长方式从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效率驱动的集约型增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这次决策讨论过程中，我们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革开放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通过分析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到体制剧变的1991年仍未实现的原因，我们认识到，不实施根本性的改革，改变苏联式的落后体制，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效率的提高。所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正式提出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即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和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后一转变是前一转变的基础。由于适逢贯彻执行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大潮，“九五”期间，“两个根本性转变”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在“十五”（2001—2005年）期间，产业“重型化”的结构调整成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借由政府主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造大城”的海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逆转，出现了粗放型增长的回潮。

　　面对粗放型增长回潮的状况，在2003年到2005年研究制定“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的时候，爆发了一场关于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大争论。许多学者指出，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会出现回潮的趋势，如同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是因为“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主要包括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过大，把GDP的增长看作政绩的主要表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