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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盗版音乐发展史”
《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时代》《福布斯》年度Z 佳图书奖
当整个世代犯下同一个罪行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过去，我们听音乐需要购买磁带、CD，那时的音乐是要付费的；但不知从何时开始，音乐居然成了网络上点一下鼠标即可享用的免费午餐！
本书作者斯蒂芬·维特花费五年时间、飞越美欧亚三大洲写成这本“盗版音乐发展史”，抽丝剥茧，探究数字音乐盗版的真正源头。
维特从德国开始，造访了发明MP3音频格式的声音工程师们；接着来到纽约，找到捧红美国“国民天后”泰勒·斯威夫特等流行歌手的唱片业大亨；再转向苏格兰场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然后一路追查到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小镇的一名CD制造厂员工，及其背后在11年时间里泄露超过两万张专辑的“音乐爱好者小组”；最后进入互联网的黑暗深处，挖掘出音乐产业从巅F迅速没落的惊人真相。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音乐产业的故事，更是一段从未被讲述过的互联网历史。
斯蒂芬·维特（Stephen Witt），1979年出生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成长于中西部，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曾在芝加哥与纽约的避险基金公司工作，也曾到东非从事经济发展事业。现居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作品散见于《纽约客》（The New Yorker）。
艾迪尔·卡辛案结案六个月后，我第一次见到了卡尔海因茨·勃兰登堡本人。此时的勃兰登堡已经53岁，灰白的胡须让他显得有种睿智而诡谲的气质。他依旧在伊尔默瑙的弗劳恩霍夫数字媒体科技研究院担任主任。他就像研究院里一个慈祥的父亲，他的学生说起他来总是语带敬意。他没有孩子，MP3是他唯一的子嗣。
如今，随着像Spotify这样的互联网流媒体服务的兴起，MP3退出历史舞台指日可待。勃兰登堡的论文指导老师迪特·塞策早在30年前就预料到了这样的转变，他最初对MP3的设定就是为流媒体所用而不是用来存储音乐的。然而Spotify并没有采用MP3格式，它用的是Ogg，一个开源格式。勃兰登堡和格里尔早就怀疑Ogg侵犯了他们的专利，但那些专利已经超过20年，开始失效了。MP3技术现在是免费的了，而需要花钱的是音乐本身。
不过勃兰登堡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他都是富有和成功的。任何地方卖出的任何一台电子产品里都有他的研究成果，这可以追溯到多年前他授权世韩国际生产的那台古老的、只能存五首歌的MPMan播放器。事实上，勃兰登堡至今还留着一台初代MPMan，当然它已经不能工作了，因为电池坏了，而且如今的电脑已经不支持MPMan用来传输文件的20针接头，但不知道为什么，从来对科技“不多愁善感”的勃兰登堡，一直留着它。
道格·莫里斯同样也是一个幸运儿，他在和杰斯的扔硬币赌博中赢了，为环球音乐省了100万美元。但《蓝图3》专辑让杰斯已经接近尾声的音乐事业再度翻红，销量远超预期，到了2010年底，反而是这位肖恩·卡特赢了道格·莫里斯。同年，音乐产业跌到谷底，规模缩小到不及2000年的一半，维旺迪最终决定对莫里斯动用强制退休条款。2011年年初，莫里斯从环球音乐集团CEO的位置上退下，转到了不担多少责任的顾问职务。
在华纳、施格兰和维旺迪辗转20年，道格·莫里斯收入超过两亿美元，即便他跨骑在苟延残喘的音乐产业上的最后一年，也净赚一千多万美元。他是否报酬过高?也许吧—企业年报显示莫里斯亲手培养的继任者卢西安·格兰吉收入只是他的一半，甚至可能还不到一半。即便如此，莫里斯依然炙手可热，就像1995年被时代华纳开除后，停不下来的他几乎立刻就被对手公司聘走一样，从环球退下的莫里斯又立刻上岗，这次是担任索尼音乐娱乐(Sony Music Entertainment)的董事长兼CEO。道格·莫里斯，这个自认是科技盲的72岁老人将带领着索尼音乐旗下的艺人和产品统筹走进新千年。同年晚些时候，英国百代音乐集团的唱片事业部被环球音乐收购，“四大集团”变成了“三大集团”，唱片工业的80%落在了环球音乐集团、华纳音乐集团和索尼音乐娱乐三家手中，而在不同的时期，这三家公司道格·莫里斯全都掌管过。
艺人和唱片公司纷纷寻找新的创收方向，病毒传播视频、词曲版权、流媒体服务和音乐节巡回演出等等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自唱机发明以来，2011年美国人花在现场音乐演出上的钱第一次超过了唱片;2012年，北美的数字音乐销售首次超过了CD的销量;2013年，以订阅和广告为收入的流媒体业务营收第一次破十亿大关......
创意产业开始争相和流媒体业务签订授权协议。苹果买下了Beats耳机，为此付给“德瑞博士”和吉米·艾文两人各五亿多美元。谷歌推出了Google Play商店，而Spotify、Deezer、Rdio和Pandora都有两位数字的增长。为了能得到齐柏林飞艇乐队和披头士乐队的流媒体播放权利，各方打起了版权争夺战。在这轮流媒体风潮中拔得头筹的是Vevo，每个月点击量达到50亿次，而且每年还能再增长一半。道格·莫里斯如今算是懂了，流媒体将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让他青史留名。
但流媒体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或许它其实根本就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流媒体音乐平台永远都在亏钱，大肆购买版权内容吸引早期用户，也不管自己的承受能力。尽管它们这样烧钱，但付给艺人的版税却少得可怜，一个有数百万次播放量的艺人只能收到几百块钱的版税支票。2013年在经济前景乐观的情况下，唱片产业的总营收再次下降，跌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消费者调查显示，新的Spotify的用户已经基本停止了盗版音乐的行为，但同时他们也不再购买实体唱片，因而唱片公司陷入了一场两面开战的硬仗里，一面是流媒体服务，另一面是盗版。
艺人们开始大胆实验。“嘎嘎小姐”的数字专辑《天生完美》(Born This Way)只卖99美分，结果发行首周销量达到100万份。
碧昂斯毫无预警地发行了一张同名专辑，这张“视觉”专辑附有17个视频，由苹果的iTunes商店独家发售。“电台司令”乐队主唱汤姆·约克(Thom Yorke)把自己的歌从Spotify上撤下，然后把新专辑《明日摩登音乐盒》(Tomorrow’s Modern Boxes)放上了“比特流”。泰勒·斯威夫特也从流媒体平台上把自己的歌全部撤下，而她的新专辑《1989》一个月内就狂销两百万张，其中大部分是在大卖场里卖出的CD唱片。
还有实体唱片销售就意味着还有唱片泄露问题，但唱片产业已经有了更好的预防措施。坎耶·维斯特多年来是RNS小组最爱的目标，而2011年，他准备回击。《公告牌》杂志有一篇文章详细记述了坎耶·维斯特是如何采取“近乎军事级别的计划”，以防止他和杰斯合作的新专辑《觊觎王位》(Watch the Throne)泄露的:他把录有专辑母带的硬盘锁在一个派力肯牌(Pelican)的防水箱中，而他的录音工程师的视线始终不离这个箱子。打开箱子需要生物身份扫描，制作完成的母带会在严格的监视下运往光盘制造厂—一切措施都意在保证盗版者无法在星期二专辑上市前得到唱片。
当然，防止专辑泄露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完全弃用CD唱片，但是即使到了2013年，也就是心理声学格式大战的17年后，音乐产业仍然做不到这一点—美国音乐市场超过三分之一的营收还是由实体唱片创造的，而在全球市场上这个数字更是要超过一半。美国最后一个大型CD制造厂位于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唱片产业对这个厂还是非常依赖。一旦CD开始运往各家唱片店便很难受控了，因为供应链实在过于分散。另一边，新的“软破社区”小组CMS、MOD和CR等等纷纷成立，都来争夺RNS小组离开后空出来的王位，不过没有一个可以达到RNS当初的那种霸主地位，音乐“软破社区”渐渐开始没落。
艾迪尔·卡辛找到一份IT管理员的新工作，搬出了母亲家。因为害怕美国唱片工业协会对他提起民事诉讼，卡辛拒绝和任何媒体接触。他通过他的律师多明戈·里韦拉持续发布申明，坚持自己和网上的那个“卡利”毫无关系。卡辛的共同被告马修·周同样拒绝和媒体交谈，还删除了自己脸书账号的所有内容。告密者帕特里克·桑德斯逃过牢狱之灾，获得缓刑，最后找到一份律师助理的工作。RNS小组资深“翻录统筹员”西蒙·戴在整个案子中完全没有获罪。托尼·道克瑞短暂服刑后出狱，在谢尔比速八酒店找了一份上大夜班的工作。艾奥瓦州的APC小组成员布鲁斯·哈克菲尔德和雅各布·斯塔勒也获缓刑，之后两人练起了举重。
艾伦·埃利斯始终保持隐居。在“猪哼哼”案宣判之后，他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其在互联网上的所有痕迹统统消失。我没能找到他现在的工作状况和确切住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最后终于收到他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信中说到他的“猪哼哼”岁月时只有一句话:“那是我生命里的一部分，我很高兴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了。”
还有戴尔·格罗夫。2010年3月，格罗夫到一间低安全戒备的联邦监狱报到，开始服三个月的刑期。狱中生活对格罗夫来说还算能忍受—与其说是忍受可怕，不如说是忍受无聊更多一点。6月，格罗夫刑满释放，法律禁止他和合谋犯接触，他和道克瑞之间的友谊也已经完蛋了。因为还在缓刑期间，格罗夫担心找不到工作，不过他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差事:在北卡罗来纳州克利夫兰的福莱纳(Freightliner)卡车制造厂安装前通风格栅板。
我和格罗夫于2012年第一次见面。从狱中出来的格罗夫也爱上了举重，并以他那特有的纪律性定期上健身房，身上因此增加了20磅健壮肌肉。虽然他的块头变得大得可怕，但我从照片上看到的他其实脸部表情非常放松。当他回首他的人生时，那熟悉的痛苦表情渐渐地变成了父爱的温柔。我想他从来没有想过当一个盗版者的风险，他只是想要某些东西，然后很冲动地去追求。不过，和美国刑事司法系统打交道的经历仍然让格罗夫心有余悸。有时，当他和我说起他故事里最精彩的部分时，会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扫视窗外的街道，就好像联邦调查局现在依旧埋伏在门外，等着他再次露出马脚。
那年年底的时候，格罗夫开始考虑是不是有比在生产线上一天干16个小时更容易的赚钱方法。资本已经全球化了，从纽约到蒙特利尔到巴黎再到日本，而劳动力却只能待在原地，像格罗夫就被困死在了北卡罗来纳州谢尔比。他逐渐意识到，地理上的分隔是造成不公平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开始上夜校，攻读计算机科学的学士学位。他还减少了上班时间，生活也变得更稳定，定期去星期五纪念浸信会教堂做礼拜。他在“克雷格列表”上把他的林肯领航员—包括那四个引人注目的轮圈一起卖了。
不过，格罗夫还是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他修理东西的副业。如今已经40岁的格罗夫依旧顶着“修理匠”的名号，做一些修理工作赚点零碎小钱。他帮人做一些低端的电脑维护和修理工作，帮朋友的电脑装软件，为老人设置无线路由器，而且总是非常仔细地设定好密码保护。他还会帮人格式化硬盘、重装崩溃的操作系统。他还能帮iPhone“越狱”，收费20美元。格罗夫的修理副业也延伸到了光盘类设备领域。你的Xbox、PlayStation、Wii或者蓝光影碟机如果坏了，可以拿去格罗夫那里，他会帮你修好，只收取很少的费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设备损坏的原因都很简单，要么是有人没把机器里的光盘拿出来就又塞了一张进去，要么是激光头烧坏了，这类故障只需要一把螺丝刀和一个新配件就能修好，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激光唱机坏了，戴尔·格罗夫也会帮你修好。
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些实体媒质设备已经在被慢慢淘汰。格罗夫这种对落后技术的喜爱其实我能感同身受—只要看看我自己的音乐收藏就知道了。我把我每一台电脑的硬盘都保留了下来，总共有九个，每一个的容量都是前一个的两倍。最早的一个硬盘是1997年的，容量只有2G，里面存着我最早盗版下载的一些歌，而现在把全部九个硬盘加起来，我拥有的MP3超过十万首。
这些是我花了整整17年搜集的文件，然而如今云计算技术一来，这些文件完全没了意义。我的囤积本能满满消退，管理这么巨大的资料库也让我一年比一年觉得厌倦，而且老式的硬盘甚至无法和现在的系统兼容。最终我投降了，花钱购买了Spotify的会员，并接受了现实:曾经被我认为是私人典藏宝库的这些文件，不过是一堆正在慢慢消磁的垃圾。怎么才能丢弃这些东西呢?我在谷歌上搜索“数据销毁服务”，
很快就有了结果。我提着装满硬盘的塑料袋来到了位于皇后区的一个仓库，本想为这个服务付钱，但那里的技师告诉我，这么小的一个活，他愿意免费干。他带我穿过了这个仓库，原来它非常巨大，是由各种实业公司合用的。我们走到了仓库最后面，那里有一个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小隔间，属于这个技师的公司。我们一到那里，那个技师就戴上了一副防护眼镜，右手拿起一把大号气钉枪，左手从塑料袋里拿起一个硬盘放在工作台上，然后有条不紊地往硬盘的金属壳里打了半打钉子。打完后他拿起硬盘，放到耳朵旁边摇动，确认里面的磁盘核心是否发出被完全打碎的咯咯声。随后他依次在其他硬盘上重复这个步骤，直到塑料袋变空。当他全部处理完毕，便抱起所有被毁坏的硬盘，扔进了旁边的一个垃圾堆—那里面，是几千个同样被销毁的硬盘。
开 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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