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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白诗笺证稿》以元稹、白居易诗为研究对象，分别论述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元稹的《连昌宫词》和《艳诗及悼亡诗》，以及“元白诗”中篇幅*大的《新乐府》和《古题乐府》，共六章及附论五篇，达25万字。
陈寅恪认为唐诗与作者的社会阶级及政治生活有密切关系，而“元白诗”具有其他唐诗不具备的史料特点，这既与白居易与元稹所在的中唐时代有关，也与“元白诗”的内容和数量有关。作者以考据的形式对元稹、白居易*重要的诗歌作品进行笺证，借助唐诗考证唐史，旁及唐代制度、器物、风俗习惯、文坛风气等许多问题，对唐代文学的研究影响极为深远。考证精密详实，征引繁复，如对“七月七日长生殿”中“长生殿”进行史实考证，对“江州司马青衫湿”之“青衫”作唐代官阶考证，演绎绵密，提出创见。堪称兴起于俗而又俗之掌故逸闻，成就大雅之雅的学术名著。
本书不仅是文学的研究，也是历史的研究。全书精彩处，即在于既能引诗证史，又能以诗看史，诗史互证。是陈寅恪“以诗证史”的代表作。
陈寅恪（1890.7.3—1969.10.7），著名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诗人，为中国现代史学界集大成者，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曾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任教，精通梵文、波斯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八门语言，国学功底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精华，在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造诣卓著，其史学治学方法对后辈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史学界百年一见的人物，受历代学人敬仰推崇。
第一章 长恨歌 一八
第二章 琵琶引 六六
第三章 连昌宫词 八四
第四章 艳诗及悼亡诗 一一六
附：读莺莺传 一四四
第五章 新乐府 一五六
七德舞 一六九
法曲 一八二
二王后 海漫漫 一八四
立部伎 一八九
华原磬 一九八
上阳 〔白发〕人 二〇〇
胡旋女 二〇六
新丰折臂翁 二〇九
太行路 二一三
司天台 二一五
捕蝗 二一八
昆明春 二二一
城盐州 二二四
道州民 二二九
驯犀 二三二
五弦弹 二三六
蛮子朝 二三八
骠国乐 二四一
缚戎人 二四四
骊宫高 二四九
百炼镜 二五二
青石 二五三
两朱阁 二五五
西凉伎 二五七
八骏图 二六五
涧底松 二六六
牡丹芳 二六八
红线毯 二七三
杜陵叟 二七五
缭绫 二七七
卖炭翁 二八〇
母别子 二八五
阴山道 二八六
时世妆 二九二
李夫人 二九四
陵园妾 二九七
盐商妇 三〇一
杏为梁 三〇五
井底引银瓶 三〇九
官牛 三一一
紫毫笔 三一三
隋堤柳 三一四
草茫茫 三一六
古冢狐 三一七
黑潭龙 三一九
天可度 三二一
秦吉了 三二三
鸦九剑 三二五
采诗官 三二六
第六章 古题乐府 三三〇
附论 三三八
（甲）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 三三九
（乙）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 三五二
（丙）论元白诗之分类 三六二
（丁）元和体诗 三六六
（戊）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 三七〇
附校补记 （存目）
作者附记 三七六
《白氏长庆集》二八 《与元九书》云：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 《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
《全唐诗》第十六函白居易一六 《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云：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
寅恪案：自来文人作品，其最能为他人所欣赏、最能于世间流播者，未必即是其本身所最得意、最自负自夸者。若夫乐天之 《长恨歌》，则据其自述之语，实系自许以为压卷之杰构，而亦为当时之人所极欣赏，且流播最广之作品。此无怪乎历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鸡林海外“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元微之《白氏长庆集序》中语）也。
虽然，古今中外之人读此诗者众矣，其了解之程度果何如？“王公妾妇牛童马走”固不足论，即所谓文人学士之伦，其诠释此诗形诸著述者，以寅恪之浅陋，尚未见有切当之作。故姑试为妄说，别进一新解焉。
鄙意以为欲了解此诗，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
何谓文体之关系？宋赵彦卫 《云麓漫钞》八云：
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 “温卷”，如 《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寅恪案：赵氏所述唐代科举士子风习，似与此诗绝无关涉。然一考当日史实，则不能不于此注意。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当时藩镇跋扈，武夫横恣，固为纷乱之状态。然就文章言，则其盛况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贞观、开元之时代。此时之健者有韩、柳、元、白，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又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此二者相互之关系，自来未有论及之者。寅恪尝草一文略言之，题曰 “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其要旨以为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拙文所以得如斯之结论者，因见近年所发现唐代小说，如敦煌之俗文学及日本遗存之 《游仙窟》等，与洛阳出土之唐代非士族之墓志等，其著者大致非当时高才文士 （张文成例外），而其所用以著述之文体，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其低级骈体之敦煌俗文学及 《燕山外史》式之 《游仙窟》等，皆世所习见，不复具引。兹节录公式化之墓志文二通以供例证如下：
《芒洛冢墓遗文四编》三 《安师墓志》云：
君讳师，字文则，河南洛阳人也。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 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乃以仰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焉。
又 《康达墓志》云：
君讳达，自 （字？）文则，河南伊阙人也。
□以□
因家河□焉。
今观两 《志》文因袭雷同公式化之可笑，一至若此，则知非大事创革不可。是昌黎、河东 《集》中碑志传记之文所以多创造之杰作，而谀墓之金为应得之报酬也。夫当时叙写人生之文衰弊至极，欲事改进，一应革去不适描写人生之已腐化之骈文，二当改用便于创造之非公式化之古文，则其初必须尝试为之。然碑志传记为叙述真实人事之文，其体尊严，实不合于尝试之条件。而小说则可为驳杂无实之说，既能以俳谐出之，又可资雅俗共赏，实深合尝试且兼备宣传之条件。此韩愈之所以为爱好小说之人，致为张籍所讥。观于文昌遗书退之之事，如 《唐摭言》五 “切磋”条 （参 《韩昌黎集》一四 《答张籍书》注，《重答张籍书》注，及 《全唐文》六八四张籍 《上韩昌黎书》《上韩昌黎第二书》）云：
韩文公著 《毛颖传》，好博簺之戏。张水部以书劝之。其一曰，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其二曰，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亦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
可知也。
是故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本与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体制也。唐代举人之以备具众体之小说之文求知于主司，即与以古文诗什投献者无异。元稹、李绅撰 《莺莺传》及 《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 《长恨歌》及 《传》于元和时，虽非如赵氏所言是举人投献主司之作品，但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此种文体之兴起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其优点在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备具众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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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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