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人对世界的原初认识，追溯到在这种认识之上的人类与自然神灵之间建立的契约关系，以及为了遵守这种契约关系而形成的关于人与人之间、个人?共同体?社会?国家四者之间、文化与政治之间、权威与权力之间 、民族属性与文化属性之间关系的认识。只有在这一宏观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够正确掌握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脉络，理解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在各个时代的发展演变，理解各时代的民族关系和各个政权处理民族问题政策的得失，并进而思考近代民族问题发生的原因，找到解构近代民族问题的钥匙。
王柯
1956年生，东京大学学术博士学位，2001年起为神户大学研究生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国家构造和权力合法性问题、近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民族与宗教问题、中日关系等。
自序
第一章 三重的天下：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
一、“四海之内”与“九州”：理论上的“天下”与现实中的“天下”
二、“内服”与“外服”：阶级制“天下”的成立
三、“中国”与“四夷”：统一之“天下”的有机构成
结论
第二章 文明论的华夷观：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
一、“华夏”与蛮、夷、戎、狄：是民族还是文明共同体
二、“四夷”与“礼”：民族歧视的构造
三、走向“中原”之路：以文化为渠道的民族膨胀
四、“天下”与“德”：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
结论
第三章 万里长城的内外：成立时期的中华帝国与夷狄
一、秦帝国的“属邦”
二、汉帝国的外臣与内属
三、从“兄弟之国”到“臣国”
四、儒教与夷狄
结论
第四章 分治与同化：五胡十六国时代胡人政权的中华王朝思想
一、从单于到皇帝—胡人社会在政治制度上的变化
二、从夷狄到华夏：胡人在文化与民族特征上的变化
三、从游牧到农耕：胡人社会经济模式的变化
结论
第五章 多重的帝国与多元的帝国：唐、辽、元的国家和民族
一、羁縻与和亲：唐代的羁縻府州制度
二、一国两制与两国一家：辽代的南北面官制度
三、中国化与二都制：元代的政治构造
结论
第六章 大一统帝国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元、明、清的土司制度
一、国家主权与土司、土官
二、土司地区的“中国化”
三、“改土归流”与清王朝的“华夷”认识
结论
第七章 在中华与“乌玛”之间：藩部体制与维吾尔社会统治体系
一、从“招服”到征服：清王朝统治维吾尔社会的开始
二、维吾尔社会与伯克制：清王朝的间接统治
三、满人盟主之臣民：藩部体制下的维吾尔社会
四、和卓的“圣战”：民族隔离政策的危机
结论
第八章 国际政治背景下的新疆建省：多民族近代国家建设的尝试
一、收复新疆的背景：19世纪后期英俄势力的入侵
二、“塞防论”与“海防论”：近代国际政治与领土
三、废除间接统治政策：从藩部之民到国家之民
结论
第九章 构筑“中华民族国家”：西方国民国家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实践
一、“驱除鞑虏”：“中华”在近代的再认识
二、“五族共和”：向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回归
三、“积极的民族主义”：大中华民族时代的开始
四、“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国民国家思想的实践
结论
第十章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诞生
一、共产国际指导的“民族自决”与“联邦制”（1922—1937年）
二、帝国主义侵略与“民族自决论”的质变（1937—1945年）
三、否定“联邦制”与“民族区域自治”的确立（1946—1949年）
结论
结语 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
征引书目
书摘1：
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也是打开中国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绵延不绝、从小到大之谜的一把钥匙。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可以用以下三点概括：近代以前的中国王朝追求天下国家，进入近代以后的中国政权追求民族国家，而近代以后的国内社会现实和国际政治又迫使中国各个政权在建设民族国家与天下国家的理念之间摇摆。本书主要从前两点的角度进行探讨。
但是，近代以前的中国为什么追求天下国家？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为什么追求民族国家？近代以后国际国内的社会现实为什么又会让中国在追求民族国家与天下国家之间摇摆？这些问题却并非各自一句话就能够概括的。本书着重于中国的政治构造与文化制度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追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探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及其在各个时代的继承演变，研究各个时代的民族关系和各个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政策的性质和得失，通过对不规则的历史事项的再次审视来发掘历史的规律，希望所得出的结论，能够用来回答国际社会对中国追求多民族统一国家形式的质疑，也对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今天的民族问题能够有一些启示。
书摘2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的萌芽期。中国初期的国家构造已经体现了“天下思想”。中国古代的文化制度就是政治制度，“天下思想”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天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把“天下”等同、限定于“中国”，在解释了“中国”在“天下”中所处地位的同时，还规定了周边民族集团在“天下”体系中的地位。按照正统王朝思想的理解，“天下”从地理上可以分为“九州部分”和“九州之外、四海之内”两个部分，从方位上可以分为“中国”与“四夷”，而在民族集团的层次上又可以分为“华夏”和蛮、夷、戎、狄。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异民族集团也被列入“天下”的体系之中，这就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也是中国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传统的精神土壤。
中国初期国家社会时期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三重的天下”。在这个“天下”的体系中，蛮、夷、戎、狄之所以被设定在最低的地位上，也有他们按照“内”“外”之分处于周边的原因。“多重型天下”的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点是在这个“多重型天下”的体系中“四夷”也被看作是必不可缺的一部分，第二点是这个“多重型天下”的体系为蛮、夷、戎、狄进入“中国”提供了可能，因为“多重型天下”的思想摆脱了狭隘的血缘意识，将政治和文化作为划分的标准。尤其是第一点，即“多民族性”才是“天下”本来的真实面貌、才是正统“天子”的统治正当性和合法性标志的思想，在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形成和传承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书摘3
中国历史上由非汉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大都是以北方民族为主人公。如辽和元，这些王朝政权最初都是发生在位于“中国”外侧的地区，因而对中国的统治只能是通过战争的手段才得以实现的，所以与“中国”的民众之间必然存在着民族隔阂和民族对立。而面对人口数量相差悬殊、文明形态差异巨大的事实，为了对汉人进行统治，征服王朝也会导入中华王朝传统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以便以“华”治“华”，同时自己也会积极扮演起正统中华王朝的“天子”；但是在以中华文明的方式统治“中国”的同时，他们又从长久维持政权的目的出发，采用了以“民族”牵制“中国地区存在着王朝”的政策，将位于“中国”以外的自己的民族集团故乡等，视为一个牵制汉人的民族地区。包括后来的清王朝，由征服者建立起来的中华王朝—征服王朝，不仅会将“中国”和他们自己原来的民族地区从地域上进行隔离，而且都会在民族地区中坚持他们独自的、民族的、传统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从而通过这种地区、政治和文化制度上的多元化，形成了一种“多元型帝国构造”或“多元型天下模式”。其具体政策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拒绝汉人进入这一民族地区，中华文明在这一民族地区的传播也被严格禁止。第二，甚至不惜以牺牲本民族集团一部分人的生活幸福为代价，在这一民族地区内强行保留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构造。第三，从制度上拒绝汉人参与这一民族地区的管理，比如辽朝建立的“南北面官”制度。第四，虽然定正式的首都于中国地域，但是仍然通过一定制度，明示或暗示民族另一个政治中心。例如辽代有“四时捺钵”，元代有“二都制”，清王朝则实行了严格的满洲封禁政策，不许汉人移住清王朝的“龙兴之地”；还将盛京称为“奉天”，以对应中国内地汉人聚居区的“顺天”（北京）和“应天”（南京）地区。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种依据民族集团为单位实行的隔离和分治，只是征服王朝的统治者在他们开始统治中国之初选择的一种统治方式。事实上，征服王朝的统治集团之后都会出现汉化、中华化的倾向，而随着汉化、中华化程度的发展，这种民族隔离和分治的政策迟早都会失去实际的意义。尽管各个征服王朝都会有“民族”的意识，但从多元型帝国构造或多元型天下体制再到多重型帝国构造或多重型天下体制，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所必然具有的历史趋势，这一过程表现出了中华大一统帝国的历史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部分及其性质。
装 帧：精装
页 数：176
印 次：1
版 次：1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