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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作  者:[意] 奥丽娅娜·法拉奇 著

译  者:毛喻原、王康

出 版 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4月

定  价:45.00

I S B N :9787510879944

所属分类: 文学  >  散文/随笔/书信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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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本书是20世纪“蕞强悍”女性——法拉奇的柔软之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她的半自传小说,是她“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这颗精子”和“想象力这颗卵子”天然受孕的结果。

这是一个未婚母亲对腹中胎儿倾诉的一段缠绵心曲。书中这个女人被一千个问号折磨着——为什么要将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孩子自己愿意来到这个世界吗?成为女人会怎样,成为男人将如何?孩子属于国家、父母,还是他自己?成为母亲是一个女性的天职,还是自由的选择?怀孕生子是否就意味着放弃事业前途,放弃个体自由,放弃作为独立女性的存在?她没有具体的面孔、名字和年龄,但是也许今天的每一位女性都会从她身上辨认出自己,至少是部分的自己。书中同时涉及对人类生与死、爱与恨的深刻怀疑与痛苦思索。法拉奇以无比的坦诚和勇气,呈现出一个现代独立女性极为丰富复杂的心路和刺骨的真实。


TOP作者简介

奥丽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1929—2006),意大利记者、作家。被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20世纪采访女王”,是20世纪至为传奇、“强悍”的女性之一。

1950 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 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等,曾与全球60多位国际政要激烈言辞交锋,包括基辛格、邓小平(采访录被收入《邓小平文选》)、梅厄夫人、霍梅尼、阿拉法特、沙龙、卡扎菲,等等,受到全世界瞩目。其记者生涯被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典范”,曾两次荣获圣·文森特新闻奖(St. Vincent Prize),一次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Bancarella Prize)。法拉奇另有《风云人物采访记》《男人》《印沙安拉》等作品。


TOP目录

【译序】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01.生命的灵光

02.勇气

03.生为女人

04.生为男人

05.“爱”这个东西

06.异类

07.你的世界是一颗蛋

08.两个命运交织的陌生人

09.噩梦

10.静养

11.两个母亲

12.外面的世界:丑恶的世界

13.童话:小姑娘与木兰花

14.童话:小姑娘与巧克力

15.童话:小姑娘与面包、脏衣服

16.我的权利

17.你的父亲

18.协议

19.工作

20.一滴粉红色的血

21.你动了

22.外面的世界:美好的世界

23.勇气即乐观

24.坎坷

25.月亮的尘土

26.停止生长

27.审判

28.你的声音

29.惩罚

30.生命的呼唤

31.永别

32.生命不死

【访谈:身为女性,是一场值得称颂的冒险】


TOP书摘

27:审判

也许是我在做梦,也许是我神志不清的幻觉……总之,事情发生了,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个一尘不染的白色房间,里面摆着七条长椅和一个笼子。我被关在笼子里,他们坐在长椅上,遥不可及。正中的那条长椅上,端坐着在我旅行前照料过我的那个男医生。在他左右两侧分别是我的老板和女医生。在我老板旁边依次是我的朋友和你的父亲。女医生那边坐着我的父母。没有其他人了。房间里空荡荡的,墙上、地板上空无一物。

我立即明白了,这里将进行一场审判,被告是我,他们是陪审团。我不觉得惊慌,也不沮丧。我怀着听天由命的心情,逐一地观察他们。你爸爸在小声抽泣,他用手捂着脸,就像他来看我那天一样。我的父母垂着头,似乎给极度的疲倦或是极度的悲伤压垮了。我的朋友瞧上去十分悲伤,其余三个人的表情难以捉摸。男医生站起来,开始念一张纸:“被告已经到庭,陪审团将对她预谋并致孩子死亡的谋杀罪进行审判。这桩罪行,应归咎于她的冷漠、自私和缺少对她孩子的生命权的基本尊重。”接着他放下纸片,宣布审判的程序。每个人都要以证人和陪审员的身份发言,然后宣布他或她的表决:有罪或无罪。判决将会采取多数表决,如果判定有罪,也将确定刑罚。现在,审判就此开始。他首先发言。他的话犹如一阵冷风,扑面袭来:

“一个孩子,绝不是一颗坏牙。不能随随便便把它拔出来,跟肮脏的棉纱一起扔进垃圾堆里。一个孩子是一个人,而一个人的生命是从受孕的那一瞬间开始,到死亡那一瞬间结束的连续统一体。你们当中可能有人会对连续统一体这个概念有异议。你们也许会说,在受孕怀胎时,还不能算作一个人。那时存在的,只是一个会增殖的细胞,它并不代表着生命。或者说它代表的并不多于一棵伐之无罪的树,或者一只碾死无妨的虫子。作为科学家,我要立即指出,树是不会变成人的,小虫子也变不了人。构成人的所有要素,从他的身体到他的个性,构成人的所有成分,从他的血液到他的心智,都聚集在这个细胞里。它们所代表的,远远超过一项计划或一个允诺。如果我们使用一台无比精细的显微镜来观察它们的话,我们将会跪下来,并信仰上帝的。因此,也许显得很荒谬,我认为有理由使用‘谋杀’这个词。我还要说,如果人性的多少取决于体积的大小,谋杀的轻重取决于数量的多寡,我们就会得出结论说:谋杀一个体重二百磅的人要比谋杀一个体重一百磅的人更严重。我请求坐在我右边的同行,不要用那似乎觉得好笑的神情瞅着我。对于她的那些观点,我持保留意见;但对于她在医疗中采取的方式,我却不得不予以评论:在那笼子里关着的,不应当只有一个女人,应当是两个。”

他轻蔑而严厉地盯着女医生。她抽着烟,平静地迎着他的目光,这使我感到安慰,带给我一点暖意。可那冰冷的声音即刻又冒了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来审判一个细胞的死亡。我们要审判的是一个至少生存了三个月的胎儿的死亡案件。是谁、是什么造成了它的死亡?是未知的自然因素?已逍遥法外的某人?还是这个笼子里的女人?我从一开始就怀疑她并非毫无来由。对于识别杀婴的罪犯,我是很有经验的,即使她戴上一副面具,声称什么她想要那孩子。她先用这谎言欺骗了自己,随后又去欺骗别人。我对她的印象很深,比如她的铁石心肠。那天,我为她检查的阳性结果向她表示祝贺时,她冷冷地说,她早知道了。此外,当她发生由于子宫紧缩引起的腹痛之后,我要求她卧床休息,她那充满敌意的反应,我可一辈子也忘不了!她回答说,她可享受不起这种奢侈,她顶多只能休息两个星期。我必须坚持我的要求,甚至火了,我恳求她采纳我的建议。这让我相信,她根本不打算履行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她压根儿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母亲。而且,她老是打电话来,说她很好,没有理由把她拴在床上,她还有工作,必须起来上班。我再见到她的那天上午,她满脸不高兴。就在那天的检查中,我愈加怀疑了;我发现,这个女人正在预谋犯罪。不论从解剖学还是生理学方面,都无法解释她的怀孕会如此痛苦。这类腹痛只可能是由于心理原因,也就是说是故意引起的。我询问了她。她直截了当地承认,她有许多焦虑。她也暗示她有些悲伤,这无须我去费力揭露,因为她的悲伤明显源于怀孕。最后,我问她是不是真想要这个孩子,我还告诉她,有时仅凭着思想也能杀人,她最好化焦躁为平静。她勃然大怒,说这绝不可能,正如眼睛的颜色不可能改变一样。几天后她又回来了。她恢复了她正常的生活,而情形更糟了。我让她住进医院,静养了一周,靠药物控制住她的精神状态。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来谈谈犯罪的问题。不过在此之前,请允许我说:假设你们当中有人身患重病,急需一种特殊的药品,而药品近在咫尺。只需举手之劳,有人把它递给你,你就得救了。要是有这么一个人,他没有把那药递给你,而是倒掉它,再换上一瓶毒药,你会怎么看待这人呢?精神错乱?心肠恶毒?见死不救?啊不,这太温和了。我呢,我称之为杀人犯!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毫无疑问,那孩子是病了,而唾手可得的药物便是静养。可这个女人不仅拒绝使用它,反而下了一剂长途奔波的毒药,哪怕是十分顺利的怀孕也会承受不了这样的伤害。不停地乘飞机、开车,在坎坷的道路上颠簸,想想看,全程就她孤身一人。我恳求过她。我对她解释,那时她的孩子已不再只是一个细胞的增殖体,而是一个活鲜鲜的胎儿了。我警告过她,那样会致它于死命的。她冷酷无情地拒绝接受我的意见。她签字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她走了。她杀死了它。当然啦,如果我们身处依据成文法律审判的法庭,我大概无法认定她有罪。她没有使过探针,没有服用过什么药品,也没有做过手术。按照法律条文,这个女人将被免予起诉,因为不存在此类犯罪行为。可我们是一个生命陪审团,女士们、先生们,我谨以生命的名义告诉大家,她的行为比使用探针、药物及流产手术要恶劣得多。因为她伪善、怯懦,还不冒任何法律风险。

“我十分乐意找到一些可以减轻罪行的情况并适当地宽恕她。然而我既没有发现什么减轻罪行的情况,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赦免她的罪。她是不是因为生活窘迫,养不起孩子呢?完全不是。她自己也承认这一点。那么,会不会是因为生下一个私生子,将遭到社会迫害,所以她不得不维护自己的名誉呢?也不是。她所属的文化群体不仅不会排挤她,反而会把她当作一位女英雄;况且,无论如何,她从来就不受社会准则的约束。她抛弃了上帝、祖国、家庭、婚姻,抛弃了一切人类与其他人在社会中共同生活时所需遵守的原则。她的罪行无法宽恕,因为她是以某种自由的名义犯罪的:一种不顾他人及其权利的个人的、自私的自由。我使用了‘权利’这个词儿。我之所以使用它,是为了防止有人提出安乐死的说法,也是为了堵住你们的反驳,似乎让这孩子死掉,恰恰是她在行使她的权利:为社会免去抚养一个病弱的,也就是有缺陷的人的负担。我们无法想当然地判定谁有缺陷谁没有。荷马是瞎子,莱奥帕尔迪是个驼背。假如当初斯巴达人把他们从岩石上摔下来,假如当初他们的母亲把他们打掉的话,今天的人类肯定更加可怜。我绝不认同一位奥运会冠军比一位跛脚诗人价值更高的理论。至于说到为保护一位奥运会冠军或一位跛脚诗人的胚胎而作出的牺牲,我要提醒诸位,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人类正是靠着这种牺牲才得以繁衍的。我的裁决是有罪!”

他最后那声怒吼震得我几乎昏厥过去。我闭上了眼睛,所以我没看见女医生站起身来准备发言。我抬眼看时,她已经开始讲话了:

“我的同行忘记了应再加上一句:每出生一个荷马,也会出现一个希特勒,每一次受孕都是交织着杰出和邪恶两种可能的挑战。我不知道这孩子将会成为一个圣女贞德还是希特勒:它死时,还只是一个未知的可能。然而我确知这个女人是一个绝不该被毁损的、切切实实存在的人。在未知的可能与切实的存在之间,我选择后者。我的同行看来对生命狂热崇拜到痴迷的地步了。不过他的狂热崇拜是献给未生者的。他并未将它献给已经在世的人们。狂热崇拜生命,其实只是一种夸夸其谈的辩术。就连他那‘一个孩子并不是一颗烂牙’的高论也不过是一句漂亮话而已。我确定我的同行参加过战争,开过枪,杀过人。可那时他却忘记了,二十岁的人既不是孩子,也不是一颗烂牙。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杀婴的方式比战争更罪大恶极。战争是推迟了二十年的大规模杀婴。而他还是以诸多狂热崇拜的名义接受了它,却从不对它运用一番他那连续统一体的理论。即使作为科学家,我对他所谓的连续统一体也不屑一顾。否则,每当有一个卵细胞没有受精就死去,每当两亿个精子未能接近并刺穿卵膜,我就得为它默哀悼念。更糟的是,就算卵细胞受精了,考虑到只有一个精子刺穿卵膜而让一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精子败北而亡,我也得默哀悼念:它们也是上帝的创造物,它们也是活的,并且包含将要构成一个人的所有元素。我的同行难道从来不曾在显微镜下观察过它们吗?难道他从来不曾看见它们摇着尾巴像一群蝌蚪一样游来游去吗?难道他从来不曾看见它们急急切切,向那环状透明地带顽强地拼斗,死命地用头撞击,知道失败就意味着死亡吗?这是一幅何其惨烈的景象!我的同行对此视而不见,看来对自己的同性颇不仁厚。我无意继续这简单的挖苦,但既然他如此珍视生命,他又怎么能眼看成亿成亿的精子死去而袖手旁观呢?这是见死不救还是犯罪呢?很显然,这是犯罪。他同样应当站进那个笼子。如果他不马上站过去,就表明他对我们大家撒了谎,表明他那道貌岸然的观点已不攻自破,因为他不是主张问题不在于让更多的人出生,而在于尽量减轻已经存在之人的不幸吗?

“尽管如此,我还是准备不去理会我的同行关于我是共犯的暗示。他至多可以指控我判断有误;可是,就算是生命陪审团也不能让我因为判断失误而承担罪责。何况这全然是另一码事。它仅仅是一个判断,我对此丝毫不感到后悔。怀孕并不是自然对人一时贪欢的惩罚。它是一桩奇迹,如同绿树与游鱼是自然的恩赐一样。要是它来得不正常,就不能要求一个女人像瘫子似的在床上平躺上几个月。换言之,不能要求她放弃自己的活力、个性和自由。你们对更享受那类刺激的男人有过这种要求吗?显然,我的同行不认为女人和男人一样,有权利决定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他很显然认为男人是可以在花丛之中飞来飞去的蜜蜂,而女人仅仅是用于繁衍后代的生殖工具。我们这行中很多人都持这种观点:妇科医生所喜欢的,都是些肥胖、温顺、不知自由为何物的母马。不过,我们现在不是来评判医生的。我们要评判的是一个女人,她被指控蓄意谋杀,而她的犯案工具是思想而不是器械。我有具体的证据否决这项指控。我告知她检查结果显示胎儿一切正常的那一天,我看到她松了一口气,放下了心中的大石。而查出胎儿已死亡时,我看见她悲痛欲绝。我说的是胎儿,而不是孩子:科学要求我将二者加以区分。我们知道,胎儿只有在脱离母体后仍能存活时才能被称为孩子,而那一瞬间要在第九个月才会出现。即使在特殊情形下,也要在第七个月。就算我们承认它不再是胎儿,已经是孩子,罪名依然不能成立。我亲爱的同行,这个女人所渴望的,并不是她的孩子的死亡,她渴求的是她自己的生命。不幸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生即是他人的死,而他人生,我们就得死。我们还击那些向我们开枪的人,法律上称之为正当防卫。如果这个女人无意识中出现过希望她孩子死去的念头,她也属于正当防卫。因此,她是无罪的。”

接着,你父亲站了起来,这时他不再哭了。可他刚要张嘴说话,他的下巴颤抖起来,眼泪又喷涌而出。于是,他再次以手捂脸,跌坐在座位上。“你不发言了吗?”男医生暴躁地问。你父亲轻轻地摇摇头,好像是在说不发言了。“可你不能弃权不投票!”男医生坚持说。你父亲哭得更厉害了。“请你给出判决!”你父亲擤着鼻子,没吱声。“有罪还是无罪?”你父亲长叹一声,嘟囔着说:“有罪。”

此时,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朋友转过身来,朝他脸上啐了一口唾沫。当他满脸苍白坐在那里擦着脸的时候,她喊道:“懦夫!伪善的懦夫!不是你打电话只为让她打掉它吗?你这个逃兵一样躲了两个月的家伙!要我求你,你才肯去看一看她。这就是你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你害怕了,就把我们撇下;你再回来时,仅仅是顶着一个父亲的名义。除了这个名义上的父亲,你根本什么也没有做!你挺过包裹般可笑的大肚子吗?你经受过分娩的痛苦、育儿的折磨吗?父亲的身份,就像一碗精心煲好的汤为你盛在桌上,就像熨烫平整的衬衫为你放在床上一样。要是你结了婚,除了给孩子一个姓之外,你什么都不会做;要是你成功地溜掉,就连这也可以一起免了。女人们要负起一切责任,承受所有痛苦、侮辱。要是她跟你睡过觉,你就叫她婊子。字典里找不出男性对应的词,要是新造一个就会被视为用词不当。几千年来,你们把你们的言语、你们的戒律、你们的压迫强加于我们。几千年来,你们玩弄我们的肉体,却什么也不肯给我们。几千年来,你们强迫我们沉默无争,又把母亲的苦役加给我们。你们希望每个女人都成为母亲。你们要求每个女人都像一个母亲一样对待你们,即使她是你们的女儿。你们说我们没有你们那发达的肌肉,却以此压榨我们的劳动,甚至让我们给你们擦皮鞋。你们说我们没有你们那样聪明的头脑,却又剥削我们的智力,甚至让我们管理你们带回家的薪水。你们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就是到老,你们还是小孩,脆弱、懒惰的习性教你们总是需要喂养、洗刷、侍候、提醒、安慰和保护。我鄙视你们。我也鄙视自己离不开你们,鄙视自己没有更频繁地朝你们大声喊道:我们已厌倦了给你们当母亲!我们厌倦了母亲这个词儿!你们神圣化这个称号,不过是在满足你们的利益和自私。

“我也该啐你一脸唾沫,医生!你在女人身上只看到一个子宫和两个卵巢,从未看到她的大脑。你看见一个孕妇就想:‘她先玩了个痛快,然后就来找我啦。’你从来没有痛快地玩过吗,医生?你从来没有忘怀过对生命的狂热崇拜吗?你在细胞层面为它做了如此精彩的辩护,人们可能会因此推断,你对你的同行称之为母性奇迹的事情心怀妒忌。可是不,我对此深表怀疑。那种奇迹对你而言将是一场牺牲。作为男人,你无法直面它。我们在此可不是要把一个女人推上审判台,医生,我们是在把所有女人推上审判台,因此我有权发起反击。希望你记住一点,医生:母性并不是一项道德上的义务,它甚至算不得是一个生物性事实,它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这个女人作出了一个自觉的选择,她并不打算杀死任何人。恰恰是你企图杀死她,你的手段是否定她使用自己的智力的权利,医生。所以,站在笼子里的人应该是你,你的罪名不是什么拒绝施救几亿无知觉的精虫,而是图谋杀害女人。总而言之,结论很清楚,被告是无辜的。”

接着,我的老板带着假惺惺的尴尬神情站起来。他说: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他觉得在这个陪审团中像个局外人。其余几位与被告之间都因那孩子而有着专业上的或情感上的联结,可他只是她的雇主。因此他只能对事件已真相大白感到欣慰。尽管他竭力愿意宽宏大量,但他始终认为怀孕构成某种妨碍。也许更糟,他为此花费了一大笔钱,不啻一场大灾难。想想付给她的那一笔笔薪水吧,按照一条荒谬绝伦、不得人心的法律,即使在她不能干活的几个月里,这钱也得照付不误。那孩子真聪明,比这当妈的聪明。更要紧的是,它的死亡维护了公司的名声。要是公众看到公司的雇员还没结婚就抱着一个孩子,他们会怎么想呢?他毫无愧色地承认,要是这个女人接受,他会资助她打掉这个不合时宜的胎儿。但他不仅是一个生意人,也是一个男人。而前面两个陪审员,当然,他指的是那两个男陪审员,启发了他,让他用脑子重新想了一通。医生的逻辑与道德、孩子父亲的悲痛打动了他。考虑过后,他不由自主地站到前者的理性和后者的悲痛一边。一个孩子应该平等地属于他的父亲和母亲:一旦犯罪发生就是双重犯罪,因为除了夺走一个孩子的生命外,它还毁掉了一个成年男人的人生。当然,判定究竟有没有犯罪发生是必要的。不过,对此难道还有怀疑吗?有了医生的证词,难道还需要其他更重要的证据吗?医生过于强调普遍的自私心态了。他,这个女人的雇主,可以揭发证据确凿的动机和理由:被告生怕那趟美差可能安排给另一位跟她竞争的同事,所以,她跳下床就出发,全然不顾肚子里怀着的生命的安危,而且还孤身一人。就让她的同伙过来吐唾沫吧,就让她过来侮辱他吧。他认为被告有罪。

我的眼睛找到了我的父母。我默默乞求他们,他们是我获救的最后希望。他们用沮丧的神情作答,看上去筋疲力尽,比审判开始时衰老多了。他们垂着头,似乎脖子已无力支撑头的重量似的。他们的身体战栗着,似乎寒气彻骨。他们周身都散发着悲怆,隔离于众人,在同样的绝望中联成一体。他们紧握着彼此的手,互相支撑着。他们手拉手,要求允许他们坐着发言。请求获准后,我看见他们在商量着什么。我猜是在商量谁先讲。最后是我的父亲先发言。他说:“我遭受了双重的哀伤。先是因为得知有了这个孩子,后来是因为得知它不再存在了。我希望不再有第三次哀伤:看见我女儿被判有罪。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你们谁也不可能知道,因为谁也不可能进入别人的心灵。可这是我的女儿,对于一个父亲来说,他的孩子是无罪的,永远!”接着,我母亲发言。她说:“她是我的小姑娘,永远是我的小姑娘。我的小姑娘不会做任何坏事。当她给我写信说她想生下孩子时,我回信说:‘如果你已经决定了,那就代表是对的。’要是她写信来说她不想要孩子,我也会照此回答她。我们无权审判,你们也一样。你们无权控告她,也无权为她辩护,因为你们谁都没有进过她的头脑和心灵。你们所有人的证词都毫无意义。这里只有一个证人能说明发生的一切。这个证人,就是那孩子,但他不能……”这时其他人打断了她的话,齐声喊道:“孩子,孩子!”我攥紧笼子栏杆,大叫:“不要叫孩子!不要叫孩子!”正当我这样叫喊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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