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与不作：早期中国对创新与技艺问题的论辩

作者，起也。“作”有兴起、创新之义，但孔子却讲“述而不作”。是“述”还是“作”，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中围绕“创作”“人为”观念展开的一场历史悠久的论辩。“述作之辩”不仅是哲学层面上自然与文化关系的呈现，其核心在于大变革时代人们对新制度——中央集权帝国——合理性的阐释，体现出“创新”为中国历史进程带来的文化张力。

此书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普鸣的代表作之一，由他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作者追溯并分析了商周卜辞铭文、战国诸子文献及秦汉政论中有关“创作”的叙述，不仅延续了西方汉学对“关联性思维”的探讨，也为考察中国古典文明提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视角。

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院教授、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尤其是早期中国的道德、礼仪与政治，兼备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与哲学等多学科视角。他为本科生开设的“中国伦理与政治课”是哈佛大学Z火爆的课程之一，以此为基础出版的《哈佛中国哲学课》也在国内外大受欢迎。普鸣的学术代表作有《作与不作：早期中国对创新与技艺问题的论辩》（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 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和《成神：早期中国的宇宙论、祭祀与自我神化》（To Become a God：Cosmology, Sacrifice, and Self-Divinization in Early China），两书中文版均由三联书店出版。

前言

绪论

对中国文化的分析

研究方法

研究架构

第一章 御疆辟土：青铜时代对祖先与创作的看法

青铜时代的《诗》与卜辞、铭文

周之衰亡

结论

第二章 人之技艺：战国时期对自然与文化问题的论辩

论辩之始

修正对“自然”的定义

文化的本质：战国后期论辩的发展

结论

第三章 圣人、臣下与乱贼：叙述国家起源

早期中国神话研究的症结

叙述国家起源

结论

第四章 创作帝国：帝国统治的兴起与巩固

创作帝国：秦朝

帝制的衰落

汉代对帝国的再造与巩固

结论

第五章 创作的悲剧：司马迁对帝国兴起的重构

司马迁的规划

司马迁笔下的国家历史

引申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古典与文明”丛书

　　总序

　　甘阳 吴飞

　　古典学不是古董学。古典学的生命力植根于历史文明的生长中。进入2l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古典教育与古典研究的兴趣日增并非偶然，而是中国学人走向文明自觉的表现。

　　西方古典学的学科建设，是在19世纪的德国才得到实现的。但任何一本写西方古典学历史的书，都不会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写，而是至少从文艺复兴时候开始，甚至一直追溯到希腊化时代乃至古典希腊本身。正如维拉莫威兹所说，西方古典学的本质和意义，在于面对希腊罗马文明，为西方文明注入新的活力。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对西方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是西方文明复兴的前奏。维吉尔之于但丁，罗马共和之于马基雅维利，亚里士多德之于博丹，修昔底德之于霍布斯，希腊科学之于近代科学，都提供了最根本的思考之源。对古代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的大规模而深入的研究，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先驱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他们获得了思考的动力。可以说，那个时期的古典学术，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土壤。数百年古典学术的积累，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命脉所系。19世纪的古典学科建制，只不过是这一过程的结果。随着现代研究性大学和学科规范的确立，一门规则严谨的古典学学科应运而生。但我们必须看到，西方大学古典学学科的真正基础，乃在于古典教育在中学的普及，特别是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曾长期为欧洲中学必修，才可能为大学古典学的高深研究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才。

　　19世纪古典学的发展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带动了新的一轮文明思考。例如，梅因的《古代法》、巴霍芬的《母权论》、古朗士的《古代城邦》等，都是从古典文明研究出发，在哲学、文献、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尼采的思考也正是这一潮流的产物。20世纪以来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福柯等人的思想，无不与他们对古典文明的再思考有关。而20世纪末西方的道德思考重新返回亚里士多德与古典美德伦理学，更显示古典文明始终是现代西方人思考其自身处境的源头。可以说，现代西方文明的每一次自我修正，都离不开对古典文明的深入发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典学绝不仅仅只是象牙塔中的诸多学科之一而已。

装　　帧：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