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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史料丛编(共6卷9册)


新文化运动史料丛编(共6卷9册)

作  者:孙郁 主编

出 版 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1月

定  价:780.00

I S B N :9787020130122

所属分类: 文学  >  文学评论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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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新文化运动史料丛编》由著名学者孙郁主编,内容分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卷》《新教育卷》(上、中、下)、《妇女与性别卷》(上、下)、《域外文学思潮卷》《新旧之争卷》《文学改良卷》,共计6卷9册,400余万字。每卷收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原始史料,从民初直至1923年前后,力图完整再现新文化运动的整体面貌。

书中选文按照时间排序,大多以最初发表的报刊版本为底本,文末交代原载等版本信息。少量据作者文集或全集收入,改正文中的错、漏、衍以及标点错误,改字、补字以“〔〕”标出,原文脱字、不可辨识者,以“□”标出。部分文章原无标点,按照现有文字规范增加标点,以方便读者阅读。保留异体字,保留带有时代印记的用语,保留原有外国人译名。每卷篇末附作者(著译者)简介,简要介绍本卷收文的作者的生平及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影响与作用。


TOP作者简介

孙郁(1957-),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史学者,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鲁迅忧思录》、《鲁迅与周作人》等。

 


TOP目录

马克思主义传播卷 目录

马克思学说 顾兆熊

马克思学说的批评 凌霜(黄凌霜)

马克思传略 刘秉麟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 陈启修

什么叫社会主义? 李达

社会主义的目的 李达

民众的大联合 毛泽东

社会问题 张闻天

复一心社函 朱执信

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节选) 戴季陶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李大钊

社会主义 杨匏安

马克斯主义(Masxism)

——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 杨匏安

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 胡汉民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李大钊

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 季陶(戴季陶)

《社会主义史》序 蔡元培

论社会主义 恽代英

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心美(邓中夏)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李大钊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陈独秀

社会革命底商榷江春 (李达)

马克思还原 李达

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 汉俊(李汉俊)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 毛泽东

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 瞿秋白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梁启超

社会主义与中国 李季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李达

唯物史观大意 邓中夏

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 高一涵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给中共一大的报告 邓中夏

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 陈独秀

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陈独秀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存统(施存统)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蔡和森

各地劳动运动现状 张崧年(张申府)

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 张闻天

唯物史观不是什么? 汉俊(李汉俊)

马克斯主义浅说 杨匏安

马克思的两大精神 陈独秀

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

入手的方法 汉俊(李汉俊)

马克思学说 陈独秀

再论《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

——答张东荪与徐六几 新凯

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 R(张申府)

唯物史观底概要 李汉俊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 李达

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 瞿秋白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 瞿秋白

经济形势与社会关系之变迁 蒋光赤

社会主义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意识 楚女(萧楚女)

《马克思传及其学说》自序 李季

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 蒋侠僧(蒋光慈)

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蒋 侠僧(蒋光慈)

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 ? 彭述之

列宁主义概论 瞿秋白

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 瞿秋白

作者简介

编后记 季水河

 


TOP书摘

总序

孙郁

历史遗迹模糊的时候,我们可能迷失于精神的时空里,保存那些已有的行影便显得异常重要。但面对同样的遗迹,人们得出的印象及结论又往往不同,学术研究所以连绵不断,乃是我们认知对象世界的时候,都有着康德所言的有限性。尽管如此,远去时光里的余物依然是我们精神判断的基础,如果说进入人之历史存在着诸多环节,那么史料的保护与整理当为其一。我们离开这些原始的遗存发言,自然会误入言说的歧途。

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算起来已有百年,关于彼时的风风雨雨,后人的记录甚多,可考辨、温习者不可胜数。但是关于那时候的史料,因了学科划分的原因,人们兴趣不一,很少在大的框架下整理、还原,还不能在普通读者中引起立体的印象。把这些远去的遗迹做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是了解过去的基础工作,对于欲知晓其间原委的人而言,提供了不同的参考。

新文化的诞生,是中华民族的一次自新,中国社会的转型于此开始。学界普遍认为,它的发生,乃是明代以来的西学渐进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已经在内忧外患里形成了变革的潮流,寻求新的精神坐标纠缠了几代人。这是阵痛里的选择,也是生命裂变的一次涅槃,历史给了中国人一次重新选择自我的机会,而诸多思想者的登台,恰是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

清末民初的报刊十分活跃,这些与结社自由慢慢出现颇多关联,那些新的民间组织打造的平台为新一代知识人的登场创造了条件。报刊的言论催促了时风的变化,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的回忆与总结性文字里可以看到,主要的变化如下:一是新知识的介绍,自然科学与哲学思潮纷纷亮相,各类思想占据一些媒体的先要部分。二是在新知识基础上的新的世界观的表述,在进化论基础上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主导一些专栏作家的思想。古老的幽闭的文化空间被撕裂了一个通口,孔学语境被一遍遍冲刷着,西方新思想有了生长的空间。三是对于社会改革的诉求,人们关心政治,热衷于对时局的判断,家国的情怀和变革冲动于斯,随着那些言论空间的建立,士大夫的精神也随之易辙。人们突然意识到在古老的东方之外的另类文明有许多优长,而关于存在与时间的表述又往往不同。这些潜在的意识到了晚清已经不可阻挡地涌现出来,传统士大夫文化的形态被慢慢更色。我们看清末民初无数的新载体,其间输送的思想与艺术品,都与传统书写的文风有别,新式思想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各类媒体,讨论与辨析,争鸣与说服,形成多样的生态。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出现,新知译介力度之大,思想之鲜活,都超出了以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文章,给读书界带来颠覆性的冲击。这些人的言与行,比梁启超那一代人更为激越,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社会主义诸种思潮被多角度叙述着,异于儒道释的词章一洗旧尘,旧的文明在新的现实面前显出自己的局限性来。思想的革新,在那时候破土而出。

《新青年》的初期并未有明确地提出新文化的概念。陈独秀的文章多是意见的表达,还不能说是一种学理的描述。杂志主要在译介域外的思潮和点评时弊,法兰西文明、俄国思想、日本文化、美国社会制度都在编辑的视野里闪动。但译介引发的思考,在后来越来越多,借着西方文化的参照讨论中国问题,有意味的思想才形成气候。《新青年》的特点是,在开阔的视野里讨论问题,每期都有大量的各国政治和文化的介绍,一些重要的信息也及时刊登出来。那些作者也是在世界的眼光里讨论问题,中国的存在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在世界格局里思考自己的存在,我们的短长、优劣便面目清晰起来。也恰恰是这样的开阔的平台,才有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文学改良刍议》《叔本华自我意志说》《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以美育代宗教说》等重要的文章的问世。而一些基本话题的确立,也是在不同对话之间才建立起来的。

陈独秀、胡适所谈的新思想、新观念,其实是晚清新学的延伸。晚清学人喜谈“新”字,梁启超的《新民说》《新史学》,精神深处呼唤的是异于传统的思想,随后新知、新学、新女性、新道德、新文学纷纷出现。这里既有知识人的心理需求,也与经济生活变化多有关系。以妇女杂志为例,那时候关于性别话题的讨论,是有很大的接受空间。新思想也渐渐对世风有所影响。在知识层面求新和制度层面求新,是新文化基本诉求,这也符合传统易学“变则通,通则久”的理念。不过陈独秀、胡适与梁启超那些人不同的是,他们讨论文化问题可能更为具体,儒学问题、教育问题、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性别问题、民俗问题、心理学问题、科学问题等,具有了较为专业的眼光。旧时代混沌的、朦胧不清的问题被以知识逻辑的语言清晰地叙述出来。

新文化涉及如此丰富的内容,但流于空泛的时候在所不免。在文学、美术、戏剧、音乐诸领域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陈独秀善于考虑宏观理念,他关于孔教的批评,关于教育方针,关于法律与言论自由的观点,关于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的沉思,都涉及新的国家的走向和命脉。而一些基本言论,是与旧思想隔膜的。在人权、进化论、社会主义的描述中,气象上高于常人,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理念,还有一种新的词章的韵致。易白沙《我》、吴虞《消极革命之老庄》、章士钊《经济学的总原则》、马君武《赫克尔之一元哲学》、刘叔雅《欧洲战争与青年觉悟》等流露的观念,都在修补着读者的认知盲点。不过那时候的许多思想还只能在纸上流淌,对于西学的本质的认识也未必精当。但他们对于本土问题的揭示倒是深切的。比如文学领域的改良,则有着针对性,当胡适从语言的表达开始介入时代话题时,东西方审美意识有了一次深入的合流。

较之于陈独秀的激进式话语,胡适关于文学改良的看法,显得委婉、温和。他试图在一种渐进式的逻辑里更改国人的书写习惯。不妨说,文学只是一个载体,而背后有许多深的意旨。《文学改良刍议》主要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章可能出现了问题,要把僵硬的话语剔除文学的世界,将现代人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引入词章之学。他关于文章的八事,其实是文章学里的话题,并无多少新意。但陈独秀接着发挥的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却把话题引向深处,温和的改良变成变革的渴念。他的《文学革命论》是新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这些命题背后有现代人文思想里的本然之音,当时的文人并非皆能领会。而后来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的加入,从不同层面丰富了新文学的思想,看法也越来越接近西方的人文理念。应当说,这些精神的互动,催促了现代性的生长,新思想与新观念移入国民精神之中,已不再是梦想。

应当说,胡适、陈独秀的文学观念,基本从外在的层面涉及问题,新文学究竟如何展开,还没有确定的经验,而从主体性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人依然很少。只是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问世,才使新文学思考落到实处,而白话文核心的话题则有了一直延续的可能。鲁迅在那时候发表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则以创作方式带来了新文学的实绩,其审美意识与现代感受的深切,溢出了同人们的视界。陈独秀、胡适难免没有本质主义的痕迹,但到了周氏兄弟那里,无论词章还是内蕴,都显出与以往文人不同的体态,新文化的“新”才有了真正的样式。

文学改良和革命的口号的提出引起了新旧之争,许多人卷入到论辩之中。那些不同思路的交锋如今看来亦耐人寻味。辜鸿铭、林纾、梅光迪等人对于白话文的质疑,都有学理的支持,而后来马一浮等对于胡适学术逻辑的微词,实则也看到了进化论中的价值观的问题。陈独秀、胡适等人在不变中求变,而反对者则在变中保持不变,即认为中华文化有一个基本稳定的表征系统,实用主义化的过程可能导致心学的本然的流失。这种警告并非没有价值,我们看陈寅恪、熊十力关于中国文明的思考,其有意味的部分也恰是陈独秀、胡适诸人所缺失的。

但辜鸿铭、林纾、梅光迪的声音在转变的时代毕竟太弱小了,旧文化如何面对今天的社会,仅仅坚守还不能解决问题。儒道释的许多遗产在现代遇到了难题,即在精神的层面不都能满足人道精神的渴念。科学与民主,系传统社会最为缺少的存在,当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平等缺失的时候,一种新的文化的可能性也随之产生。从严复、章太炎到陈独秀、胡适、鲁迅,思想在新学的冲击下渐渐泛出新绿,士大夫传统的根基开始动摇。章太炎的复古主义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古之前的社会,在另一种历史语境阐释旧的遗存,思维的方式大大改变,到了周氏兄弟那里,这种复古主义形成的远离当下语境的历史静观,导致了与流行思想的决裂。在这个决裂的空隙里,域外的人文理念才有了立足之地。明末以来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学术理念得以在更为开阔的空间流转,个性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在知识人那里有了广泛的响应。

旧思想是以旧词章为载体的,《新青年》同人乐观地认为,白话文可能切断陈腐的精神,代之而来的是全新的意识与审美过程。不过后来的新文化人发现,白话文并不都能解决思想问题,新瓶里有旧酒也是可能的。所以,到了鲁迅那里,新文化是从旧的文化中自然流动过来的,其间经过了输血、自我更新的过程。素心、慈悲、智勇这些旧的形态在人道精神和自由理念中获得了新的内涵。而新文化人的创造性的才华不都是西方意识的嫁接,还有对于传统的新的体认。从新的角度重新激活传统,也是新文化人的一种自觉的责任。

新文化的建设者们那时候提出了许多建设新社会的构想。由于与以往语境的脱节,许多提议不免乌托邦的浪漫,我们现在再看那时候对于教育、科学、法制等问题的看法,在当时可操作者寥寥。惟有文学改良,是可以实践的目标。因为有漫长的文学实践的积累,白话文的表达很快被人们接受。余者在后来才慢慢进入操作环节,渐渐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除了新文学之外,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新教育、妇女解放等,都影响了后来的社会。中国社会融入世界文明大潮的过程,也恰是新文化建设的过程。

散见在各地的资料表明,文化演进里的逻辑并非教科书所云的那么简单,历史的际遇里有诸多复杂因素制约了社会进化和发展,而新文化之外的旧式遗存,也在文化生态的变动中各自闪现着自己的价值。如果没有当时多元对话的场域,新文人的问题意识也不会变得那么鲜活,在多重对话里,陈独秀、胡适、鲁迅才有了左右出击的智慧,其精神潜能也在此一次次被召唤出来。

不同思想的对峙和交流,其实构成了众声鼎沸的局面。这是关乎存在要义的一次争辩,也是民族新生与否的挑战。应当说,新文化的提倡者那时候的匆忙和急促的上阵,未能在学理的深层立即建立各自系统的学说。他们的片言只语在后来的岁月里才慢慢沉淀下来,被后继者所深化。而一些人在多年以后才有机会从容考虑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启蒙意识具有了学术的支撑。胡适后来对于国故的思考,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化译介和京派文学实践,刘半农的语言学研究,都比初期的白话文实践多了更为冷静的沉思。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参与者在不同时期对于自己的思路多有调整。陈平原认为20世纪都在新文化的影子里,并非没有道理。

本丛书涉及了新文化诞生前后的诸多史料。年限大致在民初与1923年间,可以说是初期形态的折射。主要从文学改良、新旧之争、新旧教育、域外思潮、马克思主义传播、性别等方面,对彼时的言论与思想做了钩沉和梳理。每个知识人在那时候的发声,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不同经验下的表达和不同知识背景的思考,在那时候交锋、论战、融和,最后新的思想和诗文以不可阻挡的气势覆盖了大江南北,到了20年代中期,白话文书写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了。

历来关于新文化的叙述有两种倾向:一是据《新青年》同人的自述而编写历史,自然遗漏许多信息,将余者边缘化与妖魔化自不可免。二是从保守主义教条出发,一味否定新文化的历史意义,他们漠视新的思想与艺术,争辩中也使古老的词章放射出特有的光泽。反对文学改良与废除文言的学者则以为中国文化的断层自始出现,陈独秀、胡适应负大的责任。近些年来,非议新文化运动者甚多,将百年文化的一些问题归结于《新青年》诸人,虽然可算是一家之言,但那也多有脱离历史语境的非学术化的表达,并非历史的态度。比如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之反孔,其实并非否认儒家的价值,而是对于统治者愚民的手段进行抗争,用张申府的看法说,表面是打倒孔家店,实则“救出孔夫子”。《新青年》同人是说出了一些激进的话,有时甚至越过了民族性的底线。但我们看那时候的社会的混乱与沉重,没有振臂一呼的勇者出现,现代的新风是不易出现的。不过从另一面看,保守主义者在那时候有不同的群落,有的是站在官方的立场的,有的是民间的态度,还有的是介于保守与激进主义之间的人。这些中间地带的人们的言论,其实亦有不小的价值。比如张厚载对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的戏剧理念的批评就很中肯,纠正了《新青年》同人许多偏颇之语,现在读来颇多温情的所在。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对话的重要,《新青年》虽然独断的地方颇多,而胡适那样的宽容之士的建设性的努力,还能够感受到新学人的温存之处。

今天看“五四”前后的知识人的各式劳作,会发现他们是建设意识浓烈之人。周氏兄弟之翻译,胡适的国故的研究,钱玄同主编的《国语常用字汇》,陈独秀的《小学课本》,刘半农的《宋元以来俗字谱》,都是创新性的工作,其绩已深刻于时代的深处。他们从思想的源头讨论问题,在学术上坚守了求真之道。与《新青年》不同的《东方》《甲寅》《学衡》等杂志,也各自有着自己的学术基调和精神向度。这些与陈独秀、胡适观念相左的人,也在一个特别的视角里,审视着文化的走向。彼此的论战与冲突,都非个人意气,而关乎民族精神的走向。这些不同学术的表达,一定意义地深化了相关话题的讨论。

新文化的诞生,也传来了托尔斯泰主义、马克思主义、罗素思想、杜威理论等等,其中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传播极为广泛。我们看那时候的资料,会发现激进知识人由一般的个性的民主派,渐渐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陈独秀、李大钊、陈启修、张申府都加入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队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很快吸引众多的知识人,乃因为那思想填补了旧学说的空白,信仰里有济世的热潮,也把读书人经世致用的内在感情焕发出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的系列文章表明,其佩服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乃因为那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具有统领的意味。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可以得到较为明确的说明。李大钊认为,认识社会,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入手,这个系统的运转,是不能从传统文化里做出好的说明的。发表于《新潮》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就有一种现实的眼光:“我们今日所需要的道德,不是神的道德、宗教的道德、古典的道德、阶级的道德、私营的道德、占据的道德。乃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这些看法虽然还显得幼稚,但从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层面考虑问题,已经显示了与晚清文人认识世界的巨大的区别。这些是受惠于西洋的各种学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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