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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


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

作  者:[美]蒂莫西·斯奈德

出 版 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1月

定  价:68.00

I S B N :9787305221644

所属分类: 社会科学  >  民族学  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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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20世纪末,原来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核心地区已经分裂为四个以民族命名的现代国家: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早期的一种民族观念如何演变为四种现代民族观念?

维尔纽斯、维尔尼亚、维尔纳,在本书中,这些指涉着同一座城市的区别微妙的名字,以看似不动声色的方式出现在同一个句子的两端。它们是本书所述故事的背景音符,指示着一整套有关“我是谁”“我的祖国在哪里”“什么是民族”的记忆、理念和话语。跨越四个世纪,四个国家,通过将目光落在这片有着复杂民族混居背景、经历过极其多元的政体模式,被几度撕裂乃至摧毁的土地上,斯奈德试图为我们揭示民族理念转变的奥秘,追踪概念如何被解释、扭曲、发明和滥用,如何在与更为复杂的外部力量相互衍生的过程中酿成深重苦难,又焕发出崭新光辉。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试图为有关通往国家的路径的终*问题寻找回答: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这条路上的苦痛经验?


TOP作者简介

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1969—)

当今美国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现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维也纳人文科学学院终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东欧史。斯奈德也是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委员会成员之一。撰有多部备受称誉的史学著作,包括《黑暗世界:作为历史和警示的大屠杀》《一幅秘密战争的素描:一位解放苏维埃乌克兰的波兰艺术家》《红王子:哈布斯堡大公的秘密生活》等。此外,以对话的方式,斯奈德帮助他的朋友、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弥留之际完成了最后一本书《思虑20世纪》。其著作获得了包括艾默生人文奖、汉娜?阿伦特奖等在内的12项大奖。此外,他还是《现代欧洲历史期刊》和《东欧政治和社会》的编委之一,其文章常常见诸《纽约书评》《外交事务》《新共和》《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

译者简介

潘梦琦,毕业于复旦大学国政系,现为编辑。


TOP目录

名字与来源 

地名表 

地 图 

缩 写 

档 案 

导 论 

第一部分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祖国之争

第1章 立陶宛大公国(1569—1863) 

第2章 立陶宛!我的祖国!(1863—1914) 

第3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维尔纳斯之问(1914—1939) 

第4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维尔纽斯之问(1939—1945) 

第5章 尾声:苏维埃立陶宛的维尔纽斯(1945—1991) 

第二部分丨危机四伏的乌克兰边境

第6章 近代早期的乌克兰(1569—1914) 

第7章 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边缘(1914—1939) 

第8章 乌克兰西部的种族清洗(1939—1945) 

第9章 波兰东南部的种族清洗(1945—1947) 

第10章 尾声:共产主义和被清除的记忆(1947—1981) 

第三部分丨重建波兰祖国

第11章 爱国的反对派和国家利益(1945—1989) 

第12章 标准的民族国家(1989—1991) 

第13章 欧洲标准和波兰利益(1992—1993) 

第14章 尾声:回到欧洲 

注 释 

致 谢 

索 引 


TOP书摘

第六章 近代早期的乌克兰(1569-1914)

... ...

1648年及其全部

在1569年卢布林联合与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is)1648年起义之间的关键的三个世代,波兰贵族进入乌克兰,乌克兰权贵也变得更像波兰人。不断增加的社会分化与新的宗教、文化分化,催生出深深的政治区分。这些分化是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宪法制度的一部分。这是由两个,而不是三个国家组成的共和国;而且它首先是一个贵族共和国。因此王国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有问题,无法吸收哥萨克人的自由社群这些武装者总体上是农民出身,而非贵族出身。1569年,波兰王国从立陶宛继承了乌克兰以及当地的哥萨克人。立陶宛此前依赖哥萨克人以抵御南部边疆的克里米亚汗国(Crimean Khanate)。波兰发现哥萨克人是极佳的军事资本,不仅在抵抗上,还包括攻击。当时波兰的骑兵队是全欧洲最好的,但骑兵队是在结束战斗时最有效率。骑兵队攻击前需要步兵队,而王国在步兵队维护费用上存在困难。哥萨克人一度填补了这个缺陷。他们的价值在1601—1602年与瑞典的战争、1611—1612年与莫斯科公国的战争以及1621年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显现出来。波兰立陶宛王国最辉煌的时候就是波兰和立陶宛的骑士与乌克兰哥萨克人并肩作战的时刻。当局与在军事上有作用的平民达成妥协,后者被归为合法的“登记的”哥萨克人。登记过的哥萨克人享有个人自由,但如果他们不是贵族就会被剥夺公民权。既然议会里没有哥萨克人的代表团,当局对哥萨克人的登记人数限额非常吝啬。相对的,贵族是被赋予公民权的。既然让农民绑定在自己的土地上对大贵族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而且登记为哥萨克人的农民享有权利,那么对他们来说保证登记为哥萨克人的人数很低,他们就能得到更多经济利益。1632年后的政策把哥萨克人维持在一支小规模的边疆护卫队,只有在战时才增加他们的人数。1643年后,波兰立陶宛王国忽视了给登记的哥萨克人支付报酬,这招致很多人的怨恨。他们被动员去作战,却无人代表他们的利益。

哥萨克人无力地向议会请愿,希望恢复他们的传统地位。与1569年之前立陶宛的中层阶级一样,1569年后一些乌克兰的哥萨克人也希望能获得贵族在波兰王国内争取到的权利。但和立陶宛贵族不同,乌克兰的哥萨克人与波兰的合作不是从平等的角度达成的,也缺少相互协商的制度平台。几个世纪以来,立陶宛上层阶级一直在观察波兰人的规范,而关于卢布林联合的协商也进行了数十年。乌克兰的哥萨克人突然卷入与波兰习惯的直接接触,而且乌克兰的波兰和波兰性是由少数非常富有的权贵和他们的行政官员所代表的。1386年开始,天主教就慢慢进入立陶宛,对整个王国的贵族来说,他们在接受天主教之前就已经对此熟悉了。而东正教是大多数非贵族的哥萨克人唯一知道的信仰。1596年布列斯特联盟在乌克兰上层阶级中仅仅激起争论,但对大多数哥萨克人来说这似乎是完全令人震惊的。尽管在17世纪20年代后,东正教再次被王国认可,哥萨克人普遍希望将东仪天主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人)驱逐出乌克兰。但这并不意味着哥萨克人会与复原后的基辅东正教统治集团合作,赫梅尔尼茨基对东正教的进展毫不在意。

这意味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近代早期的乌克兰缺乏互相合作的精英。世俗的士兵捍卫东正教;波兰统治的反抗者将波兰习俗视为理所当然。乌克兰有贵族阶层,也有哥萨克军官团,这些团体相互重叠。然而,社会出身的不同依然导致了痛苦的政治分化。最富有的波兰人和波兰化的贵族主导着地方政治,并试图否认少数贵族(比如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传统权利。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约1595—1657)是一位登记在册的哥萨克人,一位波兰官员窃取了他的地产、霸占了他的爱人、谋杀了他的儿子,之后他逃往哥萨克大本营。赫梅尔尼茨基成了哥萨克人的酋长,开始谋划1648年哥萨克人的大规模起义。他是17世纪乌克兰最重要的人物,他的特例也说明了波兰体制的到来如何激怒和分化了当地贵族。使部分乌克兰贵族享受到王国内巨大权力的经济趋势,同时也增强了哥萨克人的战斗力量。当乌克兰权贵们驯化了大草原以开展谷物贸易,农民们不得不向更南面迁移,落入掠夺奴隶的克里米亚鞑靼人的领土,经常成为和哥萨克人同等的阶层。对农民们来说,比起成为权贵的农奴或成为鞑靼人的奴隶,哥萨克人的生活是更可行的选择。被波兰吞并、与天主教会联盟、登记在册的哥萨克人的挣扎以及农民变成奴隶的命运,这一切解释了为何赫梅尔尼茨基在1648年能发动一场威胁王国安危的攻击。

1654年,赫梅尔尼茨基与莫斯科公国在佩列亚斯拉夫(Pereiaslav)结盟,他的哥萨克人帮助莫斯科公国赢得了与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战争。这带来了一系列浩劫,当时王国1000万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一死于这场战争,王国在欧洲的势力开始了不可逆转的衰退。波兰乌克兰历史最终没能改变的转折点是1658—1659年的哈佳奇联盟(Union of Hadiach)。酋长伊万沃霍夫茨基(Ivan Vyhovskyi,死于1664年)提议联盟,哈佳奇联盟本可以让精英的乌克兰哥萨克成为王国中的第三个民族(波兰、立陶宛和罗斯)。乌克兰本可以享受立陶宛已经获得的地位:拥有自己的行政机构、军队和司法制度。在这个三国组成的王国中,乌克兰东正教本可以取得与罗马天主教一致的地位。这份计划的起草者、博学的善辩者尤里尼迈里奇(Iurii Nemyrych)已经从东仪天主教回归东正教信仰。一部分哥萨克人本可以获授爵位,享受政治权利以及统治乌克兰的特权。但是,哈佳奇联盟是共和国形式的而非民主形式的解决方案,而乌克兰人的起义是为了民主,并非为了共和国。沃霍夫茨基酋长和赫梅尔尼茨基酋长一样,在王国宫廷的共和国世界和哥萨克大草原的民主世界间左右为难。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明白妥协能得到的好处,但是他无法说服大多数哥萨克人认同他的观点。一个重要的分歧点是东仪天主教会,哥萨克人希望将其清除,而天主教会坚持说这超出了世俗权力的管辖,沃霍夫茨基提出的妥协方案并不受欢迎。沃霍夫茨基缺少权威,无法让大批没有受封爵位的哥萨克自由人服从他的提议,也缺少及时说服他们的领袖魅力。莫斯科公国重新开始攻击波兰立陶宛王国,并支持沃霍夫茨基的对手。沃霍夫茨基被剥夺酋长之位,逃往乌克兰。在他的命令下,哥萨克人处死了妥协案的起草者尼迈里奇。大部分哥萨克人主要关心的是他们的自由,他们与莫斯科公国、波兰和克里米亚汗国的短暂结盟只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虽然波兰立陶宛议会接受了哈佳奇联盟,但波兰上层阶级发现酋长无法真的控制哥萨克人,而哥萨克人也无法真的控制乌克兰后,他们就对联盟失去了兴趣。

1659年哈佳奇联盟的失败标志着王国黄金时代的终结,1569年卢布林联合开创的辉煌、繁荣和包容的时代结束了。1569年建立的王国是威胁欧洲各强国的宗教和民族问题的独特解决方案。近代早期欧洲君主面临的问题是他们自己与民众的宗教冲突和政治忠诚。信仰路德宗或天主教的君主分裂了德国;法国发生胡格诺教徒屠杀事件;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向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进献礼物;甚至势力无可匹敌的西班牙也遭遇了荷兰的挑战,宗教法庭的审讯削弱了前者的实力。波兰立陶宛却同时做到了宗教包容、制度改革和领土扩张。1569年波兰立陶宛方案是一种为了保护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贵族而诞生的共和国制度。在经济方面,王国和贵族的繁荣依靠着与西欧国家的谷物贸易,这暗示着相比别国来说波兰立陶宛的经济落后程度不断增加,而本国农民的地位也趋于衰落。从长期来看,中央权威的缺位、城市的边缘化和落后的农村加剧了王国的灭亡。但我们也不能这样斩钉截铁:如果17世纪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有不一样的转机,如果乌克兰冲突在17世纪中叶得到了解决,也许王国有能力处理这些难题。我们所讨论的1569—1659年期间的这段历史,对王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时刻,检验它是否有能力创造、吸引和获得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的政治精英的忠诚。哈佳奇联盟的失败使这一解决方案无法被应用于乌克兰,也削弱了它在波兰和立陶宛的作用。

哥萨克人起义为波兰民族理念的未来、波兰和乌克兰民族理念扮演何种角色打上重要的烙印。在17世纪的乌克兰,人们很容易把波兰人和天主教徒等同于主人,在18世纪和19世纪这种联系变得越来越强。然而17世纪的关键不是波兰民族和乌克兰民族的冲突,而是王国的失败和寻求妥协方案的哥萨克人。1569年立陶宛找到了这种妥协方案,在1795年王国瓦解后,政治和宗教制度依然是联系地方精英和波兰文化的桥梁。而在乌克兰不存在这类政治制度,东仪天主教会的活动范围受到哥萨克人的限制。这导致一种误导性的印象,回顾往事,“波兰”和“乌克兰”在同属一个王国时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注定是敌人。哥萨克酋长使用波兰货币,把波兰语当作行政语言,甚至打仗下令时也使用波兰语。17世纪中叶的协商使双方的期望都落空了,但是双方彼此理解。当王国与哥萨克人协商时,他们不需要翻译。哥萨克军官和波兰贵族(两个群体有共通之处)会说一种、两种甚至三种语言:拉丁语、波兰语和鲁塞尼亚方言(乌克兰语)。当哥萨克人和俄国人协商时,他们需要翻译。赫梅尔尼茨基先请人把用俄国方言写的信件翻译成拉丁语,这样他才能读懂。

哥萨克起义的领导人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最终成为乌克兰英雄。但是他也是波兰贵族的一员,他在耶稣会教士那里学会了拉丁语。而赫梅尔尼茨基的伟大对手雅雷马维西尼奥维茨基(Jarema Wi?niowiecki)最终被历史塑造为一位波兰权贵。他实际上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拥有23万名农奴。但是雅雷马大公是东正教徒的后代,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哥萨克人之一的后裔。我们必须把维西尼奥维茨基视作波兰境内乌克兰问题的一部分。毕竟,正是他向波兰的贵族平等传统发起挑战,并向议会要求大公的爵位。他将任何视为自己的土地授予莫斯科公国,而他拒绝承认这对华沙来说是难解的外交难题。尽管1569—1659年这段历史为之后现代民族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对乌克兰来说这是一段痛苦挣扎的历史,乌克兰人突然置身于新的王国法律、政治、宗教、文化和经济框架内。维西尼奥维茨基和赫梅尔尼茨基被现代人视为民族领袖,因为乌克兰和王国最终辜负了彼此的期望。但这实际上是一次政治失败:据传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曾写道,“哥萨克人惩罚了贵族,因为贵族统治着穷苦百姓”。近代早期王国政治秩序的破碎孕育了现代波兰、乌克兰和俄国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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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数:488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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