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非常独特的社会现象，从一个窗口透视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坎坷、神奇和多样性。一个由血缘、地缘、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而成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其间必然伴随着产权的变动、社会网络的重组以及利益和价值的冲突。村落的终结是社会巨变的缩影，对于整个中国来说，这种巨变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本书的写作以2003年在广州城中村的调查为基础，梳理城中村变迁与改造的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城中村改造的制度建设路径，力图使城中村去“污名”化并成功转型为现代城市社区，参与塑造城市的未来。

李培林，195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社会学研究》编委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工业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发展社会学。主要著作有《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大变革：农民工与中产阶层》《和谐社会十讲》《生活中和文本中的社会学》《李培林自选集》等。

新版前言I

村落的终结：十年巨变（再版前言）i

村落进入和研究方法1

土地崇拜和工商精神15

无农的村落24

村落边界和生活半径32

村落单位制到村落公司制的转变39

企业化的村落和内部市场48

屋租市场和农民的理性56

社会嵌入和产权残缺63

非正式制度与村落社会网络74

乡土人情和民间信用85

村落权力的复制循环和更新继替96

存在的和生成的社会分层结构106

村落地下经济116

村落终结的冲突与整合：迁坟与迁居128

附录 羊城村的故事139

参考文献353

后　记368

乡土人情和民间信用我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一个妇孺皆知的寓言故事——《狼来了》。故事讲的是，一个牧童在山上放羊，看到山下劳作的农夫，就大声喊“狼来了”。农夫们听到后，就拿着木棒、铁锄前来搭救，牧童看到农夫们被戏弄的样子，开心地大笑起来。如此几次，当狼真的来了时，孩子再喊已没人理会了，结果牧童仓皇上树逃命，羊被狼叼走。这是我所接受的正式的学校教育中最初的诚信教育。现在我儿子的小学课本里不知为何没有这个故事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是非常崇尚诚信的，因为这是维系共同生活的社会关系很重要的因素。在传统文化的“思想教育”中，“仁、义、礼、智、信”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孟子?告子上》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见在我国古代的道德观中，信义是比生命更重要的。可是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商家违约司空见惯，借贷赖账的成了大爷，跳槽的明目张胆偷走企业专利技术，传销的专门“宰熟”，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联手“圈钱”欺骗股民，会计事务所做假账，律师事务所提供伪证，发票、文凭满街卖，故意买假索赔者成了打假英雄……诸如此类，人们似乎已习以为常。当我们说正在走向一个法治社会时，这个社会支撑信义的脊梁究竟是什么？我在羊城村的调查中，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知道，在我们乡土社会的最基础单位里，是什么在维系着民间信用。我发现有三个因素，在维系村落的传统民间信用中至为关键，即人情、民约、族权。简单地说，就是情、法、权。在村落社会中，它们代表社会交换中的“面子”“路子”“门子”。在现代市场社会中，这些因素虽然发生形态变异，但仍不外乎这三个因素所发挥的功能。乡土社会是“互惠社会”，有别于“市场竞争社会”，而互惠的基础是人情信用。邻居有难时互助，朋友盖房时帮忙，如果细算得失，对村民来说那叫“见外”。言外之意是，如果我换成你，我相信你也会这样做。人情交换与市场交换不同。人情交换的第一个特点是不等价交换。市场交换遵循等价原则，而人情交换不可能等价。因为人情本无“通价”，无法用货币衡量，人情总是“特价”的，有些一般人看起来属于单方面的赠予，如慈善捐赠和“献爱心”，如果排除现代社会某些人的免税和广告动机，对行善者来说，他也获得奉献爱心、回报社会、品德守成、信念追寻甚至赎罪的心灵安慰。但人情也并非完全“无价”，人们常说“欠了人情”，如果完全无价，哪来这欠债之感。尽管老百姓的心都有人情一杆秤的定盘星，但人情不可能完全等价交换，所以一般来说总要加倍偿还。春天邻居送我一把自家房后地里种的葱，秋天我会送邻居自家庭院树上收的一箩枣。从这点上来看，人情交换就类似于一种“高利贷”。人情交换的第二个特点是有时差。与大多数经济交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即时结算不同，人情交换的来往有时差。如果一个人头一天接受了朋友的礼物，第二天马上买别的东西送回去，就会令朋友生疑，“是不是以为我有事求他”。从这个特点看，人情也是一种“信用卡”，“人缘好”的人，可以得到邻里、乡亲、朋友更多的关心、照顾。“老实人”“厚道人”“规矩人”“言而有信的人”“有声誉的人”，这就是人情信用的凭证。“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是“以我的声誉做担保”或“以我的人情做抵押”的意思。对于村落社会来说，有时人情信用比签字画押更可靠，因为契约可以违反，但人心不可违。当然，“人情信用卡”虽然可以“透支”，但也不能无限透支，总是欠人情不还的人，也会丧失人情信用，他的“人情信用卡”就会过期、失效。人情交换的第三个特点是无法结清。经济账可以结清，人情账实际上永远无法清算。经济交换中的赊购赊销、期票、汇票、债券、支票、信用证等，都是信用凭证，但这只不过是把结算的时间延期而已，最终都是要清算的。而人情的交换，实际上没有最终的清算，因为没有“通价”，所以是算不清的。虽然人们常说“知恩必报”“冤有头债有主”，但世间的恩恩怨怨永无终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和“以命抵命”的结果，都是结下新的人情债。人情债的清算，就等于断情、绝交、结仇或以命相争。金庸武侠小说里那无数的动人心弦的恩恩相报和冤冤相报的故事，讲的还不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但人情交换不能是单次博弈的“一锤子买卖”，必须是连续性博弈。如果是经济交换的“一锤子买卖”，那就要“亲兄弟，明算账”，“交情是交情、生意是生意”。村落社会中保证人情交往的连续性博弈和博弈规则的，就是长期的共同生活和民约。长期的共同生活使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想退出博弈都难。而所谓民约，并不一定要有文字性的合约，它包括村落生活中的那些“惯习”，即共同遵守的一些做法、一些道德规范。违反这些“惯习”，就要受到惩罚，轻则是受到众人的谴责、斥骂、断交、视为异己，重则是要施以宗规家法。民约对人情交换的连续性博弈规则的保证，在羊城村的借贷还钱行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民间借贷因为是个体之间的行为，价格自然会比较高，这就像零售店的商品价格通常要高于超市和批发店。羊城村的村民现在虽然多数都比较富裕，但遇到大项支出时，一时还是拿不出那么多现款，所以仍然有借贷的习惯。最常发生借贷的理由是开店、盖房和婚丧。按照羊城村民间的借贷“惯习”，如果是年息，一般在8%—17%，根据物价波动和银根松紧而变动。假若是有急用，使用的时间较短而数额较大，如企业注册时需要周转的注册资金，或股市出现飙升行情和发行新股时需要较多股资，那就不得不借贷“印子钱”，即我们所说的“高利贷”，月息可高达15%—20%，甚至以日计息，利息预扣，到期不还，利上加利。这种借贷，如果是近亲挚友，一般没有抵押物，也就是立个字据，按个手印，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仍采取口头协议的形式，并没有书面字据或签订书面合同。即便是立了字据，也不过是在人情担保之上，再加一层字据的担保。而一旦违约或出现纠纷，这种民间字据有时很难保护债权人的权益。因为一般村民并不懂法，如《民法通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果债务人不遵守人情信用，借故拖欠、回避债务甚至赖账，而债权人又碍着情面，不愿撕破脸皮告到法院去，一拖再拖，等过了约定还期两年，字据就失去了法律保护。在民间借贷中，借贷双方最易在利息上产生矛盾，而《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本条同时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所以，民间借贷出现纠纷后，即便有字据，如果商定的利息违反法律规定或不愿在字据上写明利息，也都难以得到法律保护。但在现实中，羊城村的民间借贷虽然是很经常的事，但发生纠纷的比率并不高，最起码并不比国有企业之间在正式契约下发生的“三角债”纠纷比率高。羊城村很多个人的店铺或小企业在创业初期，都是依靠亲戚、朋友或熟人的财力帮助。这种以亲情、友情、交情为纽带，收取一定的利息，并不一定以赢利为目的的民间借贷，在村落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羊城村有一个做牛仔服装批发生意的村民，干了十几年，他就从未向银行贷过一分钱，做生意全靠自有资金和向亲戚、朋友临时借，最多时曾借了100多万元。他说，他借钱一般由他写张私人借据即可，一年还一次利息，期限也很灵活，利率则由借贷双方自行协商，不像银行，既要审查财务报表和抵押，还要半年结算本、利息。他说：“做服装生意讲究的就是信息灵，反应快，耽误不起。现在亲戚朋友借给我钱，利息也就是8—10厘，而银行现在尽管利率降了，也还有5厘多，还要审批，太麻烦。人家借给我钱，利息比银行贷款高一些，也是正常的，我对人家是心怀感激的，只有好朋友才这么肯帮忙。我也一直按时还本付息，俗话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嘛。即便有什么预料不到的事情，我也会跟人家说清楚。这么多年了，大家彼此信任，互相帮助。真要按银行的5厘利率，我还不干呢，那也显得我太不够意思了，因为你是借钱挣钱啰。”“惯习”这种民约，要保证它被遵守，光有众人的谴责之类的软约束，仍然不够，还要有对违规者惩罚、让其付出应有代价的机制。在羊城村，这个机制是由权力和权威保证的，过去是家族、宗族的长老们依据祖宗规矩的审判，现在这个具有裁决权威的圈子，也包括村里新的有地位、有名望的人物，如村里的干部、有实力的企业主、村办小学的校长等。在羊城村，我没有发现真实的村落审判或惩罚裁决的例子，因为绝大多数村落纠纷是通过调解来解决的，有裁决权威的人物多半是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但我发现了一个“作会”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作会”在当地也叫“呈会”，是一种民间融资互助的小规模组织形式。传统的村落，大凡带点群体意义的活动，都习惯叫“会”，如“庙会”“香会”“赛会”等。“作会”的目的，通常是为了在本钱不够的情况下，通过亲友间的互助融资，实现创业。按照村里“惯习”的规矩，“作会”通常有十几人参加，称为“会脚”，发起人则称为“头会人”，会钱多少视邀会者即头会人需要而定，一般的做法是，第一次收集到的钱由“头会人”拿去创业，第二次收集到的钱再交给一个人去创业，依次下去，结果是互相借钱，轮流坐庄。会钱的利息一般都是事先商定的，而轮回坐庄的次序，除头会人必然列首位之外，其他人的次序，过去多半是靠掷骰子决定，但现在则多半事先就约定好一个次序。“作会”把民间借贷的人情担保扩展到多人，因为如果有一人违约，“会”就难以再转下去。这是一种类似“连坐制”的社团，个别社团成员的不当行为，会损害每个社团成员的个人利益，这样社团成员就有实施集体惩罚的动力。西方社会教徒比不信教的人更容易让人信赖，中国有单位的人比无单位的人更容易让人信赖，也是这个道理。但这种信赖或信用的维持机制，表面看是集体惩罚，实际上是集体惩罚背后担保惩罚严明的权威。这个权威，对于宗教来说是上帝，对于单位来说是政府，对于羊城村的“作会”来说，就是宗权，尽管这种宗权可能已经穿上各种现代的新衣。我在羊城村看到，充当“作会”邀会人的“头会人”，后面通常都有一位有地位、有势力、有威望的亲戚朋友，这人实际上起到担保人和监管人的作用，是以他的身份、地位或声望来维系“作会”的人情信用，他的威慑力量和权威，在于他通常能够“摆平”村落的各种纠纷，或者说，他就是村落里的“公正”和“天平”。“作会”这种民间融资形式，并不是羊城村的特产。类似的“草根金融”，在很多村落经济活跃的地区都有，它发展的高级形式，就是钱庄和银行。在中国历史上，享誉全国的山西“票号”也是这种“草根金融”同宗的一脉。而现在的浙江温州、台州一带农民，都是“作会”的高手，他们对此类民间融资方式真可以说驾轻就熟，家家户户手里都有大量手持现金，民间资金聚集和流动的速度远比银行来得快。那些移民到巴黎、伦敦、旧金山去的温州人，也把村落社会关系和“草根金融”带过去，刚去时还都是两手空空打黑工的，几年以后，通过“作会”开店摇身一变，都成了店铺小老板。村落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是这种“草根金融”自然发育的土壤，如果没有交易成本更低的金融组织替代它的功能，它就会长盛不衰。有些农村地区，多次“整治”和“清理”这类“草根金融”，但它就像地里种的韭菜，割了一茬又生长出一茬。从羊城村的情况看，真正对“草根金融”产生一定威胁的，还是社会关系的变动。这些年来，村落的生活越来越开放了，人员流动量大了，村民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分化，年轻人和他们的上一代产生价值观念的断裂，传统的家族、宗族的网络出现很多漏洞，集体的村规民约约束力越来越弱……总之，羊城村的传统“互识社会”渐显式微，而一种新的“匿名社会”正在生成。发生在羊城村的“化妆品传销宰熟事件”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端倪。2001年，一家较大的化妆品合资公司在羊城村推行洗发液之类商品的“传销”方式，据说这种传销方式还是美国“marketing”的一种创新，部分在家闲居的村民加入其中。这种“传销方式”，俗称“老鼠会”，似乎很接近村民们熟悉的人情信用，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和商业经验。“老鼠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多层次直销方式，具体操作规则是：交纳一定“权利金”后，就可以成为一个新加入的直销员，从公司进货，可得35%的折扣。但直销员赚钱的主要渠道还不是兜销商品，而是发展直销的下线。每发展一个下线，他都可以从下线的销售活动中提成。如果能发展到25个直销的下线，而且他们每个人都购买一个月的供应量，他就成了“保荐人”，这时他可以从自己下线直销员的销售额里最高抽成25%。而当他和他的下线直销员累积到150个顾客时，他就变成了靠近“金字塔”顶端的“代理商”。而如果下线的直销员也变成了代理商，他就成了可以坐享其成的总代理。“老鼠会”给那些没有什么文化和专业技术，又闲不住老想不受累而发财的老大妈们，提供了一个“发财”和出人头地的“梦想”，而且个别成为“代理商”的老大妈的“风光”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但加入直销员行列的老大妈们发展下线的渠道就是向亲戚、朋友、邻里们游说，俗称“宰熟”。后来人们发现直销的商品价格都高于市场的价格，于是感到受骗上当，不仅告到村委会，而且纷纷退货，由此引出众多熟人间的纠纷，使传统的村落人情信用受到极大的打击。村里一位年长的离职教师谈起当年的此事，摇着头一脸忧患地深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社会变迁中出现的人情信用危机，并不仅仅是村落的危机，它也是普遍的信用道德和信用制度的危机。“老鼠会”的“宰熟”，是“匿名社会”的产物，是从外部导入羊城村这个“互识社会”的，从而使传统的人情信用资源变异成走向“失信”的桥板。这也不是一个独特的事件。同一年的年底，美国华尔街发生了“安然”“安达信”等失信事件。具有上百年历史、资产规模最大的美国安达信会计事务所，因为做假账东窗事发，结果百年信誉一朝崩溃，举世哗然，引发华尔街“地震”，使号称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一度陷入了信用体系的危机，那可能是“匿名信息社会”的出现对现代信用制度的挑战。而我国同样不能幸免，也在同年，国内连续爆发“月饼造假事件”“上市公司造假事件”“注册会计师帮助造假事件”等。从假冒伪劣产品到上市公司报表造假，从豆腐渣工程到假文凭、假学历，从统计数据的浮夸虚报到学术界的论文抄袭，这一切都在昭示着社会信用的普遍危机。这究竟是怎么了？什么发生了问题？是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操守，是社会的信用体系和制度，抑或是人们基本的社会交往关系出了问题？过去对村落信用体系的危机，多半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分析，认为从“人情信用”到“契约信用”，从“互识社会”的熟人信用到“匿名社会”的陌生人信用，从特殊主义信用到普遍主义信用，这都意味着社会结构的转型。村落信用体系的危机，就是传统人际关系对现代社会的不适应。

页　　数：392

开　　本：16开

正文语种：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