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作 者：[法]贝尔纳·斯蒂格勒
出 版 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定 价：69.00
I S B N ：9787305198526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哲学/宗教 > 哲学
标 签：
本书是对法国著名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于2016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的短期研究生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的八篇课程讲义的汇编。本书采用了中英文对照的编排形式，尽可能完整地保留了作者在电子讲稿中所使用的符号和不同字体格式，以求客观地展现作者的真实写作过程和微观思想构境。
在本书中，斯蒂格勒致力于借助现象学、后现象学、人类学、热力学、生物学等所提供的问题域和思想资源，从技术哲学的角度重新激活胡塞尔、海德格尔、德里达、西蒙栋等一批重要思想家的理论生长点，重新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本和哲学精髓，以深入剖析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纪时代中人的历史性生存所遭遇的诸多问题，特别是以数字第三持存为载体的自动化社会中以无产阶级化、系统性愚昧为表征的人类生存困境，并积极探索一种通过依托现代技术的药理学双面性来逃离人类纪、走向负人类纪的替代性方案和可能。透过本书，我们可以管窥斯蒂格勒在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批判中所做的种种理论努力，捕捉到他当下正在从事的激进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线索。
作者简介
贝尔纳?斯蒂格勒 当代法国著名技术哲学家，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得意门生。1992年在德里达的指导下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获博士学位。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传统，广泛吸收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西蒙栋和吉尔的技术哲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勒鲁瓦-古兰和梅林?唐纳德的人类学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等诸多思想资源，建构了一种独特的直面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激进批判话语，这使他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阵营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代表作有《技术与时间》（1994—2001）、《象征的贫困》（2004—2005）、《怀疑和失信》（2004—2006）、《构成欧洲》（2005）、《新政治经济学批判》（2009）等。
译者简介
张福公 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讲师，曾于2016年至2017年在加拿大约克大学访问学习，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目录
001引言
007第一讲 导论：自动化社会的诸多问题（2016.3.21）
039第二讲 在人类纪阅读马克思和海德格尔：自动化社会中的心灵的功能（2016.3.23）
065第三讲 在人类纪阅读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持存、前摄和知识（2016.3.28）
097第四讲 在人类纪阅读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技术中断、人类纪和逆人类纪（2016.3.30）
131第五讲 器官学、经济学和生态学（2016.4.6）
155第六讲 热力学、座架和负人类学（2016.4.9）
203第七讲 器官学的界限和理性的功能（2016.4.11）
267第八讲 在人类纪阅读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2016.4.13）
试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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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纪是一种地质学新纪元，已有250年的历史。随着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存在也进入外在化历史的新阶段。
我将尝试说明，这个新纪元为什么和怎样能够被克服而且必须被克服。
作为一个巨大的、系统的和极其快速的熵的增长过程，人类纪必然会导致所有生命的毁灭，而人类生命则首当其冲。此外，作为正在破坏一切社会系统的数字化中断（the digital disruption），即贝特兰·吉尔和尼克拉斯·卢曼意义上的用超级控制技术（即所谓的算法治理术）取代社会系统，人类纪的目的也是试图推行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
超人类主义是一种关于新的外在化阶段的话语，这种新的外在化阶段也是一种新的内在化（endosomatisation），比如利用神经技术从外部转化到大脑的内部——后面我会回到这个话题。超人类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新的市场营销（marketing），它有自己的大学，即奇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ingularity），它想使市场成为外在化即进化的唯一标准来源。
克服人类纪就要反对这种意识形态，反对这种市场营销，进而实现这样一种外在化的市场和经济革命运动，我称之为逆人类纪的到来（the advent of Neganthropocene）。
我认为，这样一种解读是可能和必要的，即把海德格尔的座架（Gestell）和生成（Ereignis）概念理解为人类纪意义上的外在化，将生成理解为逆人类纪。
逆人类纪是一种对经济的新理解。在这种经济中，原始价值（primordial value）是负熵，也就是说，组织既建立在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不断增长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非多样性，比如知识的不断增长的基础之上。知识的确至少是负熵的。但是，我们可能还可以说，知识不仅是负熵的，而且是负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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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提出外在化的第一代思想家：这就涉及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论述的内容，我们将在下一次课上回到这个文本。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作为一种器官形成的延续，作为一种生命的延续和负熵的延续，外在化不是器官的（organic），而是器官学的（organologic），这意味着由外在化产生，并作为外在化的人造器官，既是负熵的，又是熵的。
体外器官的双重结构意味着，这些器官就是古希腊苏格拉底所说的药（pharmaka）。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
1． 从负熵——正如负人类——即外在化的角度重新诠释马克思何以可能？
2． 正如人造器官也是熵的一样——有时它也被称为人类活动，从人造器官的两面性所引出的药理学问题（pharmacological question）角度，重新诠释马克思何以可能？
我们将结合今天正在发展着的、不可或缺的和普遍的自动化的语境，回到《大纲》[注：即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机器和自动化的章节来探讨这些问题。现在，我就来谈一下这种语境，介绍一下这种历史学的和具有历史性的境况，在这种境况中，我们今天必须阅读马克思。
所有这些都将引导我们从新的角度来阅读海德格尔。
试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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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十年前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超级工业时代，这是一个严重象征性贫困（great symbolic misery）的纪元。它导致欲望的结构性毁灭，也就是说，它摧毁了力比多经济，即投机的市场营销，而已经变得具有霸权性，并系统性地利用各种驱力，而这些驱力的一切附属物都被剥夺了。
象征性贫困源于所谓的感性的机械转向（mechanical turn of sensibility）（尼古拉斯·杜宁有着同样的说法），这是一种器官学意义上的变化，即把个人的感性生活置于大众传媒的永恒控制之下。
象征性贫困的原因和欲望的毁灭既是经济学的，也是器官学的：它既与那种消费主义模式有关，也与20世纪初期借助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来俘获和控制消费者的注意力的各种工具有关。这些由市场营销控制的工具绕过消费者关于如何生活的知识（savoir-vivre），使他们在这些方面发生短路。
由此，消费者就被无产阶级化了，正如19世纪的生产者被使关于如何做的知识（savoir-faire）发生短路的工具所无产阶级化一样，后者在20世纪早期就被彻底完成了。
在生产和消费中，这种工业性的捕获注意力也改变了这种注意力：
注意力是通过教育，通过认同（这是在弗洛伊德意义上而言的第一认同和第二认同）过程而塑造的，关于如何生活的知识占据着代际关系的核心，而构成这种代际关系的教育是精致而复杂的；
养育子女就是以独特的方式传递一种关于如何生活的知识，然后子女会接着将这种教育以独特的方式传递给他或她的伙伴、朋友、家庭以及无论远近的同辈人；
通过教育的一切途径——包括教学——所塑造的东西正是工业性的捕获注意力所系统性地改变的东西。
欲望经济是通过认同和超个体化（transindividuation）的过程而形成的，并与作为通过转移驱力的社会投资目标来约束驱力的诸多能力的代际关系相互交织着。注意力的工业性变形和转移绕过了这些认同和超个体化的过程，并使它们发生短路。这样一来，由去符号化（de-symbolization）的消费者资本主义导致的象征性贫困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力比多经济的毁灭。
在20世纪下半叶，这个以工业方式捕获注意力的时代发生持续衰落：在60年代，未成年人的“可用大脑时间”成为视听大众传媒的首要目标。但是到了20世纪末，通过各种节目和特别频道——比如“宝贝第一”（Baby First）这档属于福克斯电视台（Fox TV）的频道，婴幼儿的大脑时间（infantile brain time）被从情感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转移出来而成为［大众传媒的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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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的对象渴望能够颠覆支撑它的驱力的诸目标。但是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它不仅仅是存在着：它构成了自身，因此它不限制自身，即它超越了一切计算。欲望就是投入对象之中，体验它的一致性，因此，消灭欲望就是清除一切依恋和一切忠诚，即一切信任——没有这些，任何经济都是不可能的——从而最终清除一切信仰和一切信用。
欲望的对象产生一种生命的自发的信仰，这种信仰通过这个具有超凡力量的对象来展现自身。在爱能够赋予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通常没有生命的——以生命的意义上，所有的爱都是幻想性的。但是，因为这种爱的幻想，这种阿卜杜勒-卡比尔·哈提比所说的“aimance”（译为英文就是“爱之为爱［lovence］”）的幻想使文明获得最持久的形式，所以那种真实美妙的爱的感情就成为一种生命不断超越自身的超凡性知识的化身——由此，生命通过超越生命而创造着，就像生命借助生命之外的途径，通过持续的、不断增长的手段的进化与丰富而追求着。
这就是我对人类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兰所描述的外化即外在化运动的解读，目的是分析通过生命之外的途径进行生命创造的人化过程——作为一种工艺学的、器官学的和药理学的进化，它构成了地球上人类的生命难题。我们无权逃避这一难题，而这一难题将不断被技术发明再生产出来。
我们知道，严格地说，爱是一种技巧经验（the experience of artifice）。它对于迷恋我们所爱之物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停止爱它们时，我们就会看到这种爱恋情境的人造性质，正如我们被残忍地带回到日常生活的平庸之中。
两三百万年前，生命开始穿越非生命的技巧——第一次出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智性灵魂（noetic soul），即爱的灵魂（正如我们从柏拉图《会饮篇》中的狄奥提玛那里所学到的一样）。
这种非生命的技巧为生命保存了一种西蒙栋在生物经济学意义上所说的生命个体化（vital individuation）的踪迹（trace），以前这种生命个体化会在死亡中永远消失。后来，令吉尔斯·克莱门特惊讶的生命的创造力成为保罗·瓦莱里所描述的思想（或精神）的生命——随着现代性和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它也变成精神的政治经济学，这种精神的政治经济学建立于工业技术，而后者现在对踪迹工业来说已变得至关重要。
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去符号化、非认同化以及痛苦的分娩使一切独特性都屈从于可计算性。而可计算性使当今世界变成一片荒漠，置身其中会荒谬而日益强烈地感到，随着工业创造得越来越多，结果却是生活被创造得越来越少——这种境况发展到极点就是保罗·瓦莱里在1939年所描述的“精神价值”的陨落。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的衰落、战略性的市场营销和金融化的霸权被推行到世界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紧随这些变化而来的是基于驱力的痛苦（drive-based misery）和投资缩减，并毁灭欲望，产生各种形式的怀疑、异教信仰和信用缺失，它们一直困扰着每一种权力形式、机构和商业，最终导致破产，这就是我们都看到的2008年爆发的大崩溃。
当前和最近的踪迹工业（industry of traces）试图通过基于社会网络建立的自动化和自动主义控制驱力。然而，驱力归根到底是不可控制的，因此又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引导驱力，即通过数学算法来运行一种自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但这最终将无济于事，却将驱力带向极其危险的境地，即通过分化它们而使其变成菲利克斯·瓜塔里和吉尔·德勒兹所说的“分割体”（dividuals）。之后我可能会回到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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