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

本书邀请中外知名学者就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热点问题深入探讨和交流，从不同视角向国内外读者介绍新时代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发展道路、政策主张，系统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各方面发展的关切，客观阐述中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辉煌成就。本书兼具学术性、理论性与可读性，是一本适合国内外读者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简明读物。

| 目 录 |
001　　李君如与库恩
读懂中国，关键是读懂中国共产党
029　　吴晓求与杰弗里·萨克斯
中国与世界的70年：过去、现在和未来
051　　臧峰宇与罗兰·博尔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现实价值
075　　王义桅与马丁·阿尔布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话
103　　韩震与卡林·罗马诺
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119　　贺耀敏与金胜一
中华优秀文化的世界意义
133　　燕继荣、张善若、王裕华
中国国家治理的模式与面临的挑战
155　　刘复兴与白杰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改革是要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因此，我们在工作指导中非常清醒，改革不是什么都要改，不是什么都要按照一种方式改，总是明确“改什么、不改什么”。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是正确的。但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如果我们也是按照这样“取代型”改革的方式去设计，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因为，我们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无论从建立的历史条件来讲，还是从制度的本质特点来讲，都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的民主制度，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从别人那里照抄照搬过来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更好地完善这些制度，而不是用什么多党制、两院制去取代它们。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之初，就鲜明地提出了改革中要明确“改什么、不改什么”的问题，并说这是问题的“实质”。


中国共产党决策的总原则是实事求是，根据实践需要决策，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及时改正。

新中国成立这70年中，前30年我们走的是计划经济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的确有个如何建设这个国家的重要任务，我们当时对搞经济建设不太有经验，学习了苏联一整套做法。前30年我们实际上是探索。后40年，我们进行了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前30年也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包括一些重大工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初步基础。不过，我们没有遵循经济的规律，30年了，人民的生活还没得到应有的改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说明经济体制是有问题的。
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首先要把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解决好。所以，如何解决温饱问题成为当时那代领导人的最重要的任务。小平同志领导我们进行了市场化的
改革。

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人们高度关注两个问题：一是美国的态度，认为中国是威胁，因为中国的规模太大、竞争能力太强，所以，美国想要维持住自己大国的地位，这是整体的战略观点。二是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和技术体系迥异，两个迥异的系统如何能够合作、共存。
有一个问题，两国经济结构确实是有差异的，对于企业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应该是什么、补贴是什么，都存在不同认识。美国的观点是，把这个问题留给市场，但美国其实也有很多关于工业的政策，可美国政府不会承认其实给了这些公司国家补贴。这种话语体系的不同让整个谈判无法预测。而且特朗普总统也是比较特立独行的一届美国总统，他不像其他总统具有可预见性，甚至可以说他是最无知的总统，他没有什么历史知识，也没有什么未来发展观。所以，他当总统，我没什么安全感，原因也就在这
里吧。

“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是制度陷阱，当制度没有激励功能的时候，经济一定会倒退。中国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制度设计。一定要设立一整套的激励制度，不能再搞平均主义。搞平均主义，搞计划经济，走老路，我们一定会倒退。我们必须沿着市场化的方向继续推进改革、不断深化改革。
第二，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只靠人口规模是不行的，还要靠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无非就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第三，要进一步开放，要在全球配置资源。开放包括经济体系的开放，也包括金融体系的开放。
只要我们恪守了这三点，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没有问题，这方面我们还在探索，一定要保持信心。

技术的确是把双刃剑，就人类生活来说，未来肯定比今天要更加富有，更加便捷，更加快乐，空气会更好，环境会更美。我和萨克斯教授有同样的观点，技术当然可以造福人类的生活，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但技术还有另一方面，如果人类欲望得不到节制，技术也会带来
灾难。
英国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到现在的信息技术革命，以更快的方式改变着人类的生活。

建构共同体是人们的现实需要，无论是在以人的依赖为前提的社会，还是在以物的依赖为前提的社会，共同性都体现为人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当然，以往的共同体往往只对一部分成员有益，而不能说对整个人类有益，为此必须超越物质匮乏或交往异化的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产品按需分配，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精神，我觉得这个理念站在了人类命运的制高点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它正在变成现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着眼于共同的利益，已经携手合作共创未来。它还具体表现为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欧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


“双赢”理念更新了人们对交往关系的理解，交往双方并不都是输赢关系，那种习惯于将对方的发展视为一种潜在威胁的思路应当成为过去。

中国人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西方人谈到对外援助时也常说：“给一个人一只鸡，他可以选择做鸡汤，或者他可以把鸡留下来，收集鸡蛋，饲养更多的鸡，从而得到更多的鸡蛋，还有鸡汤。”“一带一路”倡议将给参与国经济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好处。
“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相关国家经济增长时尊重其独立自主地位。正如在中国融资的成功案例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促进债务国偿还过去产生的债务，而不是造成“债务陷阱”。
“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闪富，通网路；要共富，先通路。”这样的口号激励很多发展中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帮助非洲国家成为贸易、金融和运输的区域中心，实现工业化和去殖民化，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例如，肯尼亚交通与基础建设部部长称，蒙内铁路会为非洲沿线国家带来2.5％的经济增长。
中国帮助非洲实现了工业化，十几年来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几百年来西方殖民统治的结果。除了通过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区域航空公司以及工业化网络分享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外，中国还参与了增进非洲人民福祉的项目。
西方认为，中国已采用“一带一路”倡议输出中国模式。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我不同意喜欢手机就是资本主义的说法。我在美国待过，也去过欧洲。中国长期处在落后状态、追赶状态，有一种急迫感，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焦虑和急迫感比西方强烈很多。我们不能说因为儒家文化现在弱了，现在所以要恢复。鲁迅曾说中国文化是“吃人”，这有一些极端。我认为，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都出现过某种程度的断裂，这在当时都是有原因的，而现在则是一种道德体系的重建，因为中国过去曾经把传统的道德体系完全作为封建文化进行批判，尽管也有人意识到不可能完全批倒。但这确确实实给中国经济发展以后社会关系的自我完善、自我调节带来一些问题。过去见义勇为是一种恻隐之心，而现在出现了有人病倒在路上却没人敢上前帮扶的现象。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讲，这种人性的变化并非历史的断裂，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经过程。在这个完善进步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不能完全割断自己的历史，而应该在历史基础上、在文化传统基础上，适应新社会的变化，使传统思想文化本身的生命力得以迸发。而实际上，即使那些发表过极端言论的人，思想根基上仍然保留着儒家的影子。我在西方生活过，知道实际上西方也进行了宗教革命，但是今天宗教仍然起作用，即使人们不信教，但宗教文化确实起着道德“奠基者”的作用。而中国的文化或道德“奠基者”恰恰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以及包括佛教、道教文化在内的一些思想。所以，现在向传统文化的某种“回归”，和道德重建、道德制度重建是有关系的。
我还要谈谈对目前文化的“定性”，也就是说中国绝对不是要回到儒家去，也不是回到古代去。马克思主义本身从来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注重吸收人类文化成果。

当今世界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重视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价值。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5?000多年创造形成的文明形态，是维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纽带，是中华民族始终保持文化认同的根本所在。在历史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过高歌猛进的时期，也有过低回曲折的时期。当前，中华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必将推动世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作为一个出版人，我深深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出版也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时期。我们将共同见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出版大发展的美好时代。
金胜一：历史上，中华文化通过对周边国家的包容和教化，给东亚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公平性、多样性、可持续性，起到了核心作用，这是之前中国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发展的原因所在。

在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中，社会变化作为一种推进力量，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而国家治理通过制度变革，不断规制社会变化，吸纳社会力量，以保持发展的持续稳定。

从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或协同治理，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的标志性口号，该口号表明了公共治理或协同治理是一种方向性的目标。政府机制（政府是主体）、市场机制（企业是主体）、社会机制（社团、社区、社工、社企是主体）三种机制的多元共治或协同治理是国家进行有效社会治理的真谛。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在社会自治导向的实践中面临一些困境。

中国在40多年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治理观念变革、治理体系变革、治理政策变迁以及治理行为调试等积极的变化。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为了改善治理绩效，中国政府推进了管理导向（如结构性改革、功能性改革、程序性改革、人事改革）、服务导向（如推动公共设施的普及化、构建服务型政府）、自治导向（如推动旨在放松管制、激活社会的改革）、协同导向（如实现多元主体和机制的共管共治）的创新改革，营造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相结合的“协同治理”格局。
中国在改革与发展的具体实践中，一方面开发既有的正式制度和机制的潜力，让政党、政府等权力机构以及传统的群团组织发挥新的机能；另一方面，激活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的功能，让新型社会主体和要素在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努力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对接，创造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中国经验。
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和成就说明：治理改革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使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断优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教育70年经历了前30年恢复与探索期和后40年改革与发展期。这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辟的，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30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没有前30年的实践探索就不可能有后40年的伟大成就。未来中国的任何发展都是建立在新中国70年发展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必须始终坚持的道路！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教育会科学处理前30年与后40年的辩证关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全面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国力争在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为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