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标 签：
该书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是迄今最全的流散海外金文汇编整理成果。全书共十卷，第一卷包括中、英文序、收藏地点总目以及引用书目等；第二卷至第九卷，是这部书的主体，汇编了商周金文拓本和摹本1813件；第十卷是器名索引、收藏地点索引以及《汇编》与“美帝国主义劫惊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简称《集录》)的对照表等。
本书除详列所选青铜器的存藏情况、流转信息、著录情况之外，还提供了每件青铜器的清晰器物照片、铭文局部照片、与铭文原字等大的清晰拓片照片。其可贵之处在于，书中巴纳本人遍访西欧、北美、澳洲各国，以及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总计数十处公私藏家，亲手墨拓所得达1300余件。全书收录的1800余件商周金文拓本和摹本种，其中“未为前人著录，而为本书特有者，达700余器，有为前人著录而著录之书已绝版难觅者，达400余器”，其余材料则分别来自于著名学术机构及私人收藏家所助，尤为珍贵。此次再版，主编张光裕特地对初版存在的个别缺失有所交代，并加以修订，使本书更加完善。
巴纳（Noel Barnard）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泰斗级宗师，是中国上古史与古文字领域的*级学术*威，主要代表作品是《楚帛书研究》（已公布2卷，另3卷待刊）、《中国古代金属遗物》、《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等。《与天无极》即是巴纳领导的楚帛书研究工作中子项目成果之一。
张光裕教授是著名古文字学、铜器学、简牍学及礼学专家，现任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先生的学术成就享誉海内外，代表著作有：《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雪斋学术论文集、二集》、《包山楚简文字编》、《东周鸟篆文字编》、《曾侯乙墓竹简文字编》、《郭店楚简研究（文字编）》、《望山楚简文字校录（附文字编）》等，张先生近年积极从事“传世古史与商周金文所见古史新证”的研究。经张先生目验鉴定并协助购回的三批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简和清华简，现在已经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
再版弁言二
去年秋日，原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张光裕先生来电话说，四十年前澳大利亚巴纳（Noe Barnard）教授与他合编的《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一书（以下简称《汇编》），将于近期由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再版，希望我能撰文推介。我不禁回想起1980年3月，陪同夏鼐先生接待巴纳、张光裕二位的情景。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大陆访问。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刚建立《殷周金文集成》编辑组，正在进行金文数据的进一步搜集与梳理，承他们热情地赠送这部1978年由台北艺文印书局出版的《汇编》，并为我们演示用自制印泥状盒装黑油打制拓本的简便工艺。从此以后，我与他们二位结下深厚的友谊，在中国青铜器和古文字的学术活动中，不断有所交往。最后一次与巴纳教授会面，是2009年4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行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国际研讨会”上，而与张光裕先生过从尤多。将近四十年来的情谊，特别是我们在编纂《殷周金文集成》工作中时常参阅《汇编》，使我深感不能不写出自已对《汇编》的深切感受。
早年的金文汇编之书，据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统计，集录商周金文千件以上的，先有《攈古录金文》（1334件）、《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1382件）、《愙斋集古录》（1144件）、《周金文存》（1545件）、《贞松堂集古遗文》及其补编和续编（2217件）等书，而收器最多的是《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935年，计有6456件，但不无伪器）和《三代吉金文存》（1937年，计有4831器，公认鉴别较严，仍不免个别伪器）。这些书，都是编者所获金文拓本（或摹本）的汇集，目验实物的仅其中很少一部分，因而不免有器盖颠倒和归类不准的失误。《三代》出版之后40年，巴纳、张光裕合作编撰的《汇编》问世，收录商周金文1800余件，数量虽不及《三代》之半，却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可贵之处在于，书中巴纳本人遍访西欧、北美、澳洲各国，以及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总计数十处公私藏家，亲手摩挲、墨拓所得即达“1350余事”，占其收录总数的70%以上。《汇编》成书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巴纳未能来中国大陆考察，因而本书基本上未能涉及1949年以后全国各地新出土的大量金文资料。但根据其所见旧拓本和出版书刊，包含了上海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部分重要藏器，以及1970年代以前的个别出土品。至于本书中诸器之著录项，则由张光裕先生花费莫大的精力，“参稽核校”，使之臻于完善。上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学者梅原末治编撰的《欧美搜储支那古铜菁华》、收录商周金文不过69件；4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陈梦家赴美考察，历时三年精心收集资料，编撰为《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收录商周金文521件。由此可见，《汇编》在收录流散海外的数据方面，无论器铭数量，还是可靠程度，都远远地超过前人，这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
我们在80年代编纂《集成》时期，经常将这部两函10册的《汇编》置诸案头。时值对外开放初期，我们掌握的流散海外中国有铭铜器情况，主要限于梅原末治、陈梦家二位的著作，进一步的更多知识则得益于《汇编》者甚多。这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增进了对流散海外中国现藏处所的了解，有的器物过去不曾见于著录，有的器物长期不知下落，有的器物数十年间藏地已有变动，根据《汇编》中的实地考察得以获知最新的确切情况；其次，订正旧著录的器类失误，例如原称簋、实为鼎，原作彝、应称簋，原作簋、实为盨，等等，如未亲见原器，将无法订正。而最见功力的还是多件同铭的有盖铜器，例如史颂簋、善夫梁其簋、函皇父簋、追簋等，一器少则三五件，最多八件，见于多种旧著录书，所载往往不尽准确，有的器盖颠倒，有的张冠李戴，有的仅著录过器铭或盖铭，将现存的组合关系及见于著录的复杂情况，彻底弄清楚绝非易事。只能根据器铭笔势、斑驳及锈迹的微小差别，将好些张拓片与几种著录书，耐心地反复核对。诚如王国维在《国朝金文著录表自序》中所说：“墨本堆积或一器而数名，或一文而数器，其间比勘一器，往往检书至十余种，阅拓本至若干册，穷日之力，不过尽数十器而已。”此间辛劳，倘未曾亲历难于体会。《集成》编辑组同事对此深有感触，经过进一步核对，深感巴纳、张光裕二位的《汇编》功莫大焉。《汇编》对收录器铭原著录的开列，系依据其成书或出版时间编年为次，并且标明是否含有图像，由此既反映诸器流传的赓续，又一目了然，这在公开出版物中尚属首创。
巴纳和张光裕当年见及的旧拓本，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台北学术机构所藏，遴选收录《汇编》之中的，在两个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一是数十件器的全角拓片和器形照片，本书总目在逐一列出收录铭文的目录的同时，特地单列“器形照片及全角拓本总目”，共计76件，许多器物图像不曾见于著录，这对于青铜器铭文的断代研究大有裨益。再是收录了若干公认的伪铭及其照片，例如本书第1号晋侯盘，有铭文500字，公认作伪于乾隆时期，再如毛公鼎等器的伪铭，，由于严肃的著录书多未收录，因而一般学者未能见及。《汇编》本着“真者固多见而知其美，伪者亦多见而知其恶”（陈介祺语）的理念，将其作为伪铭的标本收录，有助于读者增长识别伪铭的能力，也是很有意义的。
《汇编》出版以后40年来，商周金文集录的编辑出版有了长足的进步。1984～1994年，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第1至18册（2007年出版的修订增补本为8册），收录器铭将近1万2千件。2000年以后，台北中研院史语所金文工作室在《集成》的基础上，配备铜器图像，制成“殷周金文暨青铜器数据库”，继而增加新收器铭暨图像，供有关学者在互联网上检索；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吴镇烽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收录的器铭的数量，都比《集成》有相当程度的增加。尽管如此，《汇编》作为金文研究发展史上起过阶段性作用的重要著作，历史意义已如前述，因而仍有其再版与收藏的价值。令人遗憾的是，巴纳先生已于 2016年以九旬又四高龄作古，未能看到《汇编》在中国大陆的再版，我们都很怀念他。与巴纳先生朝夕相处十余年张光裕的先生，在为本书所写《再版弁言》中，特地对初版本瑕不掩瑜的个别缺失有所交代，，主要是列舉書中僞銘和可疑器共54 號，對個别器銘所屬器類和著錄也有訂補。這種自我修正的精神，甚爲可貴，值得稱道。此次再版，修订十处误植器名者，使之更加完善。
页 数：1392
开 本：16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