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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的力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


细节的力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

作  者:李颖 著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9月

定  价:78.00

I S B N :9787548615736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政治/军事  >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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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本书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读史须重细节。细节是*生动的,也是*能打动人的。不知细节便无以知历史,因为历史是由细节串成的。本书即选取了共和国历史上若干个重大事件、重要的关节点。可以说,这些事件和关节点,影响着历史,改变着历史,也创造着历史。而这些事件和关节点中的许多细节,曲折生动、真实鲜活,看似微小、意义重大,却由于种种原因,长期隐身于历史的深处,难露真容。开国大典的准备、出兵朝鲜的决策、林彪外逃的内幕、对日索赔的放弃、中美坚冰的消融、改革开放的起步、经济特区的创办、十八大报告的起草、治国理政新时代的开辟……读史须重细节。细节是*生动的,也是*能打动人的。从细节中,往往能够发现许多重大事件的真相……

TOP作者简介

  李颖,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1997年起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工作。2009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级人选”,201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7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2018年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先后参加中央交派重大任务《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党史基本著作撰写;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课题;出版《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等专著10余部,其中,《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两部著作,先后入选和荣获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2012年、2017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12年、2017年),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2015年),第十三届全国优秀党建读物(2012-2014)(2016年),第二、第四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创新教材”“优秀教材”(2015年、2019年)等,获得较大社会反响;在《求是》《人民日报》《中共党史研究》等报刊发表文章100余篇。

TOP目录

开国大典 001 

毛泽东访苏 009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 018 

西藏和平解放 024 

抗美援朝 033 

土地改革 045 

三大改造 049 

初露锋芒日内瓦 057 

万隆走出“一边倒” 064 

打开中美关系大门 071 

重返联合国 085 

正式放弃对日索赔 089 

粉碎“四人帮” 097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08 

伟大转折 116 

安徽农村改革 127 

平反冤假错案 134 

中美建交 141 

创办经济特区 149 

百万大裁军 156 

“863计划” 163 

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 169 

邓小平南方谈话 175 

抗洪抢险 185 

西部大开发 189 

港澳回归 196 

中国入世 204 

抗击非典 209 

飞天中国 214 

汶川救灾 220 

北京奥运 226 

习近平:“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234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3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243 

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经济 246 

党中央治疆方略落地生根 249 

治边稳藏写华章 25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57 

脱贫攻坚战 26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64 

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270 

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 274 

“一带一路” 278 

“天网行动” 281 

打铁必须自身硬 285 

主要参考书目 290 

 

TOP书摘

  毛泽东访苏 

  毛泽东不顾新政府面临的千头万绪,又急切地提出了访苏的要求。 

  斯大林: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 

  毛泽东: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泽东说要提前回国。 

  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49年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二十八周年的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旗帜鲜明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宿愿得偿 

  毛泽东非常重视同苏联的关系,早在新中国的桅杆刚刚冒出地平线时,他就多次提出过访问苏联的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成行。新中国刚一宣告成立,毛泽东不顾新政府面临的千头万绪,又急切地提出了访苏的要求。 

  1949年11月5日,毛泽东要求斯大林的联络员柯瓦廖夫向斯大林转达他想去莫斯科的愿望。他说,他希望12月就去莫斯科拜访斯大林,因为那时恰逢斯大林七十岁大寿,苏联友好国家的代表团将从世界各地前往莫斯科,这样,“访问莫斯科将更具有公开的性质”。 

  为正式表达他的愿望,三天后,毛泽东向莫斯科发出正式电报,表示希望访问苏联。毛泽东仍不放心,考虑到以往的几次访苏要求都被斯大林以各种借口婉拒,他这一次下定决心要达到目的。因此,毛泽东又通过多种方式向斯大林表明他的强烈意愿。 

  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致电新任驻苏大使王稼祥,说明已请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请他立即询问苏联方面,斯大林准备何时邀请毛泽东去莫斯科。10日,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去会见苏联大使罗申,再请罗申将毛泽东的愿望转达给莫斯科。 

  经过这一连串的催促之后,苏联方面终于作出了正式答复,同意毛泽东以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于斯大林七十岁诞辰庆祝活动举行之前,前往莫斯科开始他的正式访问。 

  初次会晤斯大林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点整,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进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车站。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等人在车站迎接毛泽东。他们知道毛泽东在路上感冒,身体不适,解释说,本来在车站上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因天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须绕行一趟,也无须答礼。如愿发表谈话,可把发言稿交报社发表。总之,所有档案材料都表明,毛泽东并未受到他所期望的那种热烈的拥抱和欢迎。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前往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这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住所,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 

  当天18时,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会见毛泽东。18时整,厅门打开了。斯大林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及维辛斯基外长站成一排,迎接毛泽东。这是破例的一次,斯大林一般不到门口迎接外宾。斯大林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端详了一阵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他回过头来,又把自己的同僚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围站在大厅里,相互问好,互表祝愿。 

  斯大林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 

  这时气氛十分热烈、动人。毛泽东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不等毛泽东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座。苏方官员列坐在斯大林的右侧,毛泽东及翻译师哲坐在左侧。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成、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谈话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回答:“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这句现在经常引用的话当时颇令苏联人困惑不解,中方翻译师哲试图但并没完全翻译清楚这句话。 

  毛泽东这里所谈到的“这个东西”,其实指的就是两国之间应该签订一个新的条约。这件事情在新中国成立前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已经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与斯大林初步商谈过了。毛泽东急于到苏联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这个东西”。毕竟新中国的建立需要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旧中国的新面貌,而以一种显示共产党国家之间平等关系的新条约来代替国民政府同苏联订立的旧条约,也是向国人和世界证明毛泽东选择“一边倒”的必要性的最有力的证据。而斯大林没有理解东方人的幽默,还是猜不透毛泽东此次访问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仍婉转地继续询问。毛泽东不肯明说,可能是他认为苏方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主动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追根寻底,但毛泽东没有回答。 

  总之,在第一次会见中,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这是双方首次会谈遇到的难题。 

  莫斯科冬日的寒意 

  第一次会谈之后,毛泽东感到有点奇怪,他不曾再见到斯大林或其他政治局成员再来进行任何实质性讨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1月。在这段时间,毛泽东可能仅在一种更大的场合与斯大林见了面,那是12月21日,这一天中国代表团和其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团一起参加了斯大林七十大寿的庆典。 

  从此时到年交之际的那段时间,斯大林给毛泽东打了两三次电话,但电话的内容非常普通,并没有打算打破当时的停滞。这些电话的调子与斯大林和毛泽东初次见面的调子基本一致,暗示在12月斯大林仍不愿推动正式条约的谈判。 

  毛泽东曾在1956年与苏联大使尤金会谈时对此进行了回忆: 

  在和斯大林的第一次非常会见中,我建议最后搞个国与国之间的条约,但是斯大林没有回答。在我们第二次会见中,我又重谈这个问题,给斯大林看了中共中央建议签订同样条约的电报。我建议周恩来可以来莫斯科,因为他是外交部长。但是,斯大林反对这项建议,说这很不便利。因为资产阶级的报刊会大叫整个中国政府都在莫斯科。接下来,斯大林避免与我见面。我试图给他的公寓打电话,但他们总是回答斯大林不在,并提议我与米高扬见面。 

  就在12月21日寿辰庆典之前,毛泽东对苏方的这种慢节奏开始表示愤怒了,并开始把他想与斯大林进行实质性讨论的想法公之于众。毛泽东在住处接待了柯瓦廖夫和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并请柯瓦廖夫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与斯大林见面,同时提供了两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要么正式解决一揽子问题,其中中苏条约是关键;要么发表共同声明,以体现双方的某种理解。 

  以后,毛泽东曾回忆起12月在莫斯科的事情。他说,在他滞留莫斯科期间,他感觉到了不快,结果他下定决心待在别墅里一动也不动。和柯瓦廖夫、费德林的谈话气氛是不佳的,他有意这么做,因为他想通过这两个人把他不满的信息传给斯大林。此时,这两个人其实是担任了翻译、陪客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信使”。有一次和柯瓦廖夫交谈时,毛泽东怒气冲冲,要求知道请他来莫斯科的原因。“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后来凑巧发生了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毛泽东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十几天来,竟没有消息报道会晤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当然要引起种种猜测。中国代表团为此很着急。此时,足智多谋的王稼祥提出以毛泽东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毛泽东到苏联的目的。1951年1月2日,这个《答记者问》见报。 

  在《答记者问》中,毛泽东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说:“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谣言不攻自破。 

  不管怎么说,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斯大林对待毛泽东有了根本转变。尽管不十分清楚其中的原因,但仍有一定的线索可查。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发展逐渐加强中国的地位。那时,印度、缅甸和英国已准备承认中国的新政权,并且,1月1日毛泽东在对苏联大使罗申谈话时机警地提到了这些事。此外,在和柯瓦廖夫、费德林相处时,毛泽东一直说他要提前回国;在年交之际会见罗申时,他曾传达了这种想法,表明了他对目前状况一直不满。有鉴于早时他预期离开北京三个月,毛泽东告诉大使,他现在打算仅待两个月,希望在2月6日返回北京——事实上考虑到路途时间,访问要少于两个月,而现在只剩下四个星期了。 

  此时斯大林已不再坚持原有的想法,同意周恩来访苏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1月2日20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专门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自从与斯大林初次会见以来,毛泽东第一次与苏联领导人进行庄重的、实质性的讨论。 

  在交谈的过程中,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中苏此次谈判的三种选择:(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二、三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莫洛托夫马上说:“第一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毛泽东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 

  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1月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两天后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双方的配合很默契。这一点可以从会谈记录的一个片段中清楚地看出来。 

  毛泽东: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现存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重新侵略。既然希望两国繁荣,那么就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阻挠这件事。 

  斯大林:对的。日本保留了干部,特别是在美国继续奉行他们目前政策的条件下,日本必然会重新抬头。 

  毛泽东:我说的两点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此外,如果过去说的是在进行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的话,现在说的应是防止日本侵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 

  斯大林:要不要保留写入原友好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呢?即“在两个缔约大国要求联合 

  国承担防止日本今后侵略的责任以前,本条款继续有效”。 

  毛泽东:我想,这一条就不必保留了。 

  斯大林:我也认为不必了。在新条约中应规定哪些条款呢? 

  毛泽东:我们认为,在新条约中必须规定在国际问题上协商的条文。把这一条列入条约将增强我们的地位,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还存在着在国际关系上反对向苏联靠拢的意见。 

  斯大林:好的。在缔结友好合作条约时写上这一条是理所当然的。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 

  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与斯大林站在最中间。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泽东略低,在记者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要往前挪上一两步,这样,在照片和影片上,他就不会显得比毛泽东矮,或许还要高些。各种镜头对着他们,摄影灯在不断地调整,场面相当热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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