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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14篇界面文化记者对国内“野生作家”的特稿报道。这些作家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别的身份和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甚至是养活自己的写作，其中包括袁凌、于是、孙智正、朱岳等，他们在时下的文学圈声名鹊起，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他们自由而坚韧的写作姿态，展现了中国文坛多元又充满生机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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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赵松：人生是很容易乏味的，写作可以带来戏剧性
02 朱岳：写小说和哲学对我来说，都有一种解开谜题的心态
03 刘天昭：我怀疑自己投入社会生活之初，就是为了安心离开它
04 于是：文字裂变成两种，一种为了生存,一种为了存在
05 孙智正：我想成为一个永恒的作家，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作家
06 独眼：如果有一种小说叫丧小说，那可能是我的小说
07 袁凌：我没有一边书写苦难，一边遛着狗住豪宅
08 盛文强：写作是我的日常生活，随着岁月推移它将枝叶丰茂
09 常青：文学需要考验，一人分饰两角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10 杨典：我的理想是可以做一个无用的人
11 史杰鹏：猥琐是生活最真实的一面
12 康赫：论“野生”，我应该毫无悬念第一
13 胡凌云：很多东西在现实中实现不了，只能用文字去实现
14 顾前：像我这样一个生活在底层的人
我们见面的这家书店没有门牌，隐匿在上海绍兴路一幢居民楼最靠里的门洞里。书店叫做Mephisto，典故来自《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他让人们将灵魂抵押给自己，而阅读又何尝不是如此。店主鲁毅是赵松的朋友，他们都很喜欢法国新小说作家罗伯格里耶，将其亲切地称为“老头”。
按门铃，稍后鲁毅来开门，如果再加上暗号的话，我们的接头方式或许和旧式情报人员有一拼。走进大门，里面别有洞天。宽敞明亮的大厅被书架环绕，书架上都是二手书，其中不乏大部头，像是The Engravings of Eric Gill（《埃里克?吉尔的版画》），还有《汉画像卷》。书柜边贴着张海报，上面写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大厅正中央有张大方桌子，铺着红白条桌布，桌子正靠着敞亮的木质窗户，窗外就是几家报社和出版社驻扎的绍兴路。和赵松的第一次叙聊，正是在这张方桌上进行的。
除了作家，赵松另一个更世俗的身份是上海证大喜玛拉雅中心(中心包括喜玛拉雅美术馆、大观舞台和商场)的办公室主任，负责人事和行政，写公文和写报告组成了他的日常工作，忙碌且琐碎。他是这样形容工作状态里的自己的——“坐地日行八万里，每天像坐过山车。”
说到这里，或许就可以和赵松的那句将自己比作苍蝇，多年后又回来了的话接上了头。写公文和写报告的工作，赵松早在二十年前还没离开故乡抚顺时，就是一把好手了。十四年前，他南下奔向上海时，曾下定决心要寻找新出路。结果兜兜转转，绕了一圈，他还在写着公文和文案。“有时候不得不说，这是注定的一个圈。”赵松感慨道。
国企里写着公文的文艺青年
20世纪90年代，赵松是中国石化抚顺分公司厂办调研组的一员，他的工作主要是为工厂写报告，为领导写公文。
以撰写年度报告为例，写作调研组得先去十几个车间收集好材料和数据，由调研室主任来拟写作大纲及标题，并分配写作任务，有人写总结，有人写规划，之后大家再将所有文章汇总。不管是写报告还是写公文，有一个要求必须得遵守——“不能有一丁点的个人色彩”，或者说“不像是人写的”，赵松调侃道。
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写作小组要接受严格的写作和思维训练。“我们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读《人民日报》，看人家是怎么写国务院报告和领导讲话的，要学习如何严丝合缝、没有一句废话地表达。”赵松停顿了一下，说：“当然你也可以说，全是废话。”
进入厂办做文秘，在别人和当年的赵松看来，都属于“美梦成真”，是来之不易的机会。进厂第一年，他是操作工，分配在分厂实习，三班倒，一人守住一条生产线，他要盯着催化剂和仪表，等着“催化剂像蒸包子一样一锅一锅地出来”，再把面糊状的催化剂搅拌了，放到框架里，变成“颗粒状药片”。这个工作机械单调，人的动作也随着变得很机械，“就像是机器的延伸”。
值夜班的时候睡不了觉，有时候赵松困得不行了，就歪在一旁的推车上打个盹。好不容易挨到实习期结束，他转回自己的本行，成了一名仪表维修工。他的工作是在厂里一个五层废弃装置的顶层里，跟着师傅学修器械，这个工种比起操作工，已经是既轻松又清闲的了，还能受到其他工友的尊重。只要早上8点上班时去看一圈仪表，晚上5点下班前再看一遍，就没事儿了，其他空闲时间，都可以拿来看书。
不过维修工并不是赵松的职业追求，他还想走得更远一点，比如说，成为机关干部。他很快意识到，当时的文秘系统属于干部培养职位，为此他去自考了中文系，读了两年半，修了十几门课，拿到了专科学位。如果说这两年半的时间有什么实际收获的话，那应该就是学会了古代汉语，让他阅读古文毫无障碍。随后，在厂里举办的“青年知识分子七项才能大赛”中，赵松凭借着他撰写的“建厂三十周年的领导讲话”，获得了第二名，这才和第一名一起借调进了厂里的文秘系统。
但是，在比赛上给领导写讲话能拿到第二名，跟轻松应对日常公文写作可不是一回事儿，“一点不轻松，太分裂了。”赵松回忆做文秘的头几年，他痛苦不堪，这与他在书本里看到的小说、散文和诗歌都距离太远了，当时他还跃跃欲试地给厂刊投稿，都是散文和诗歌，但一碰到公文，就觉得整个人都不知所措了。
有像赵松这样觉得写公文分裂的人，可也有乐在其中的人。就在赵松为公文写作苦恼的时候，一位从部队转业来的书记出现了。这位书记写公文写了十几年，几乎到了一种迷恋的程度，他整天琢磨着写公文的技巧，每篇文章不拘长短都要改上十几遍，不仅如此，他还保留了十几年间所有自己经手的各种公文，用牛皮纸做封面装订好整整齐齐地放在文件柜里。在赵松的《抚顺故事集》里，他将这位书记称为“进入这个行当以来，第一个前辈加半个老师”。
“这太变态了，竟然有人写公文写出了快感，而且他的快感能够传染给你。”“公文书记”特意找赵松谈话，颇为推心置腹地说，他也喜欢文学，但因为写公文，放弃了曾经的文学梦。“写这个很简单，不需要多么才华横溢、文笔斐然。”书记还把自己的一身“绝技”传授给了赵松：首先，写公文必须心静，不能想东想西；其次，要把所有材料读透消化，像淘米一样把无用的东西筛掉；最后，捞出干净的干货，分类归到不同的标签下，再放齐整，要做到随时找什么内容都能找得到。“公文书记”还帮赵松改公文、改标题，去掉他认为无用的形容词，在这个过程里，赵松发现自己开窍了。
“我终于不愁这个事儿了，我可以请假五天回家，前四天看小说，最后一天写出整个的报告。”开窍后的赵松长舒一口气。甚至他还发觉，公文写作上的严苛训练、追求客观，磨掉了他在写作中过度蔓延的自我意识，也逐渐使他脱离了自我迷恋式的写作状态，让他的“文青”的气质——神经质、敏感、强烈的自我意识等等都淡去了。
岁月流逝，赵松发现，身边的“文青”两三年一拨两三年一拨地渐渐消失了。最初，厂里组织了一个通讯员培训班，让喜爱写作的年轻人们暂时脱离各自工作岗位，一块儿到抚顺大伙房水库区待一周，大家联欢、漫步、吃海鲜，还一起听厂里专门邀请的作协作家和厂报编辑讲授的课程，“听得懂听不懂，大家还各自写点东西互相点评”。“1997年的时候，在我们那群文学青年里，至少有一半人已经不写了。等到了2002年时，还在写的，只有三四个人了。到现在，算上我，还有两个人。”
虽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赵松还记得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安志、王飞……以及他们的样子，“每个人的样子都是朦朦胧胧的，想起来就像梦里的人”。尤其是王飞，赵松觉得，她是那些人中最有天赋的，写得一手好文字，后来机缘巧合嫁给了一个犹太工程师，去了美国，现在是两个女孩的妈妈了，已多年不再写作。“文字与生命个体的触碰、黏附、交织与剥离，我对这个过程有着太多的感触了，是一种类似于梦去星散、天地苍茫的感觉。”
“他们都去哪儿了?”“他们都在生活呢。”赵松自问自答着。
装 帧：平装
印 次：1
版 次：1
开 本：16开
纸 张：轻型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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