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深沉的文化自信，离不开深刻的文化自觉。《张岂之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部有利于推进国人文化自觉、增加国人文化自信的著作。全书分中华文化的源头、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文化自觉与文化育人四辑进行论述。
中华文化的源头在哪里？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有哪些？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书中多做了清晰地解答。全书有力地揭示这样一个道理：文化的力量在于使民族精神、民族智慧得以传承、凝聚、提升、发展，永不衰竭。
张岂之，1927年生，江苏南通人。现任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双聘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早年师从侯外庐先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华夏文化》（季刊）主编。参与主编《宋明理学史》等，自著和主编的著作有《中华人文精神》、《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六卷本）、《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本）、《张岂之学术自选集》、《乐此不疲集》等。
目 录
新序
原序
第一辑 中华文化的源头
追本溯源的意义
关于“忧患”与“和谐”
从“以民为镜”到“以人为本”
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理解
关于中华文化的源与流
第二辑 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中华传统文化独特的自我创新之路
白寿彝先生与侯外庐先生的学术友谊
“修辞立其诚”与冯友兰先生文风的特征
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研究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特色
匡亚明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
第三辑 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关于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从“天人之学”看中华文化特色
我读《道德经》
书院与文化会通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思想研究
中华文化与“和谐”理念
儒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国人文学术研究展望
研究“浙学”的重要意义
孙中山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四辑 文化自觉与文化育人
关于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几点思考
博士生导师的学术责任
关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与文化育人
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与“文化理念”
文化传承创新与大学使命
清华的人文传统
附录
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西安日报》记者采访）——张
岂之先生谈中华传统文化
张岂之：“会通”精神助推人文繁盛（《儒风大家》采访）
关于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几点思考
文化自觉指人们对于文化认识达到一定高度的标志,而社会发展则是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进步;此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那么它们是截然分离还是存在着某些内在联系?
费孝通先生倡导文化自觉,主张将人们对于文化的认识提到自觉高度,以促进社会进步发展。我体会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需要经过若干中间环节,才能看得清楚。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分析,就教于学术界的朋友们。
一、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互动中介: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
知识分子是知识和文化的拥有者,也是不同历史时代文化的自觉代表。这样明白无误的道理并非人人都能认可,应加以论证和说明。
比如看中国古代统一国家的建立及其制度的厘定,总要从秦的统一开始。关于秦代不能不提孝公时的商鞅变法。商鞅师从鲁人尸佼,尸佼是一位“兼儒墨、合名法” [1 ] (《汉书? 艺文志》)的杂家; 有广博的知识。商鞅尊信法家学说,在秦孝公支持下两次实行变法,一次始于公元前359年,一次始于前350年,包括改革土地田亩制度、普遍推行县制、迁都咸阳、统一度量衡、改革赋税制度、革除戎狄风俗等。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之首,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文化对国家的兴衰治乱有很大作用。秦的统一靠法家学说, 后来的事实表明,秦的覆灭也是由于“严刑峻法”的法家式统治,因为适应于中国中世纪社会中广大小农生产者,并非“刻薄寡恩”的法家,而是温情脉脉的儒家和“不扰民”、“以百姓之心为心”的道家学说。由于秦朝统治的主流思想与社会发生了对抗,百姓不堪重负,遂揭竿而起,推翻暴秦统治。我们从中国历史可以看到,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主流文化与社会基础对抗必然引起暴风雨式的社会变动。因此中国古代文化自觉大都与社会的协调、稳定有关,并不仅仅是文人学士的个人爱好。
“汉承秦制”又有很大创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统一国家的第一个盛世。《汉书》作者班固说,汉武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丰功伟绩, 由于能够“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1 ] (《汉书? 武帝纪》) ,重视网罗人才,为他们创造发挥才能的机会。这与秦始皇“焚书坑儒”形成鲜明对比。武帝时所谓“儒雅”之士、“笃行”之士、“质直”之士、“推贤”之士、“文章”之士等等不可胜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各有特色,但是重视知识文化、重视知识分子却带有普遍性。古代文化自觉是通过知识分子的努力将它转化为一定的制度和方略,并加以推行,才收到推动社会发展的客观效果。历史上有无这样的情况: 在某个时期对文化自觉没有深刻的认识,这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概括起来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时期很短,饱受教训以后,人们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飞跃; 再一个是,为国家和民族带来厄运,而当时的统治者在很短时间里便被历史的洪流淹没。历史之所以成为人的群体活动舞台,因为这里灌注了人的创造成果,即文化的果实。当然这不能认为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中介只有治国安邦的具体方略,事实上更为抽象和更带普遍性的思想理论体系,不但表现了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而且它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并不是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所能比拟的。
春秋末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其高度的文化自觉表现在它与道德自觉的融合。“仁”是孔子学说的基本范畴,依他的解释,“仁”就是“爱人”、尊重人、关心人。人之所以有如此的自觉,因为人能思考,人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而君子比一般人更高一筹,因为他们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具有奋发学习的精神。这些道理,孔子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2 ] (《论语? 里仁》)加以表述。这八个字,历来的注家似乎都未能注解清楚。“人能弘道”指君子的主体意识,即今天所说的文化自觉。这一自觉认识所追求的目标不是个人的富贵尊荣,而是升华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道家创始者老子同样表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主张人们应以自然原则(“道法自然” )作为建构社会和人生的基本准则。老子哲学没有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宣扬人与自然万物连续一体、“人道”效法“天道”。老子理想的世界是万物和谐、各遂性命、充满生机的协调世界。时间过去了二千五百多年,人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会感到老子的文化自觉确实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不妨从世界范围举例来看,从17到19世纪,以牛顿力学体系为基础的经典物理学大厦已经建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新的实验事实与经典物理学发生了矛盾,经典物理学的哲学基础开始动摇。随着量子力学、耗散结构理论等现代物理学的建立,西方有些著名科学家发现希腊思想并非科学思想的惟一源头,他们认为东方哲学,特别是老子以“道”为基本范畴的自然哲学具有极其丰富的理论思维,可以和现代科学相接。文化自觉没有终极,不能说什么时候文化自觉已经达到极限,无法提高了。古人在文化自觉方面的成果,可供今日借鉴,但它不能代替今人在文化自觉方面的新创造。而社会发展又促进文化自觉的提高,如此反复循环、相互促进,这就是历史,也就是人类文明史演进的蓝图。在提高文化自觉和社会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都肩负着重任。
二、文化自觉与大学教育功能的统一
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联结,需要有一个飞跃,这就是从个人认识扩展到社会群体对文化的认识和创造。这一飞跃的中介无疑是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
大学是研究学术和寻求真理的场所—— 这是20世纪我国著名教育家的共识。这就是说,大学应当成为文化自觉的先行者、倡导者和传播者。这只是一种逻辑的推演,问题是大学和大学教育如何才能培育出具有文化自觉的人才; 通过他们去影响社会,从而促进社会发展?
我国大学历史比之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时间短些,只有一百多年历史。这段历史告诉人们: 名副其实的大学在理念上和实践上都应当具有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渗透,这才能培育出具有文化自觉的高素质人才。如果大学株守技术万能观念,否认两种教育的融合,或者对人文学术作狭隘功利主义的理解,这就不可能在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中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
这里不能不谈一点大学教育的历史。20世纪初我国教育文化的先驱者介绍西方科学,设计中国的科学教育时,他们没偏见。在他们看来,“科学”范畴中既有自然科学,也有人文社会科学。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2～ 1914年)时,他对“科学”的理解是:“凡学必有其因果公例,可以数往以知来者,乃称科学。” [3 ]严复所谓的“科学” ,就包含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鲁迅早年( 1907年)所写《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强调科学与人文结合。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6～ 1923年)时,从文科开始整顿北大,主张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关于人文教育,他聘请“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教授,主张继承中国传统人文学术,又将中学与西学融汇,以便产生新思想、新理论,这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人文学术的“转型”问题。蔡元培在学术上主张“兼容并包” ,认为对于学术问题不能用压制方法,不能“令行禁止” ,应在学术竞赛中辨别是非,加以解决。他还特别重视大学的艺术教育,并将男女平等引进大学教育。历史地看,蔡元培的大学教育理念奠定了北京大学百年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蔡元培不愧是将文化自觉与近代大学教育相结合的杰出教育家。
我国大学偏离文化自觉,出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割裂,简称“重理轻文”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科学救国”论对大学的影响而加剧。当时民族危机深重,“科学救国”论认为,大学应着重发展技术教育,这和提高国力直接相关。此后人文教育逐渐淡化,工科技术教育被提到重要地位,因此所谓“重理”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工程技术,并非主要是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还要提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割裂,在中等教育也有表现,称为文、理分科。这一分科始于1909年,即清宣统元年,当年三月《学部奏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析》成为起点,至30年代国民政府更加以强调,此后一直未变。
尽管如此,我国许多教育家仍然坚持大学应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加以结合,作为文化核心的人文学科在大学应占有重要位置。1931年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 1941年他在《大学一解》中有这样的名言: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时大学有“通”、“专”之辩,梅贻琦认为,“大学校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他又说,清华大学毕业生,不论学哪一种专业,有一共同要求这就是:他们对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这三大部分应有“相当准备” ,即相当基础。他特别提醒工科学生“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要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部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得愈多,使受教育的人愈博洽,则他在物力人力的组织上,所遭遇的困难愈少。” [4 ]这就是说,学习工科的人具有丰富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他们就更会办事。1943年梅贻琦草拟提纲、由潘光旦执笔完成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有这样的话: “使教育于适当的技术化外,应取得充分的社会化和人文化” ,这就是文化自觉在大学教育中的体现,具有深刻内容。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我国教育家关于大学是通才教育还是专才教育的辩论,来源于美国; 美国一些著名大学主张通才教育( Iiberal Educatio n)。梅贻琦等教育家主张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虽然受美国的影响,并非完全照搬,而是结合了中国大学教育的实际,特别感到大学工科教育极易脱离人文教育,力求为工科人才的培养提出新标准。还要提到, 1936年开始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对当年的新生说: “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的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方法。” [5 ]“谋食”即谋求一种职业,使生活无虞; 如果大学教育培养人才仅限于此,那无异是教育的失败; 因此竺可桢将大学教育提到文化自觉的层面,即“谋道”—— 追求真理、光大学术、推进科学的高度加以说明。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文化自觉成为大学教育的理念,采用不同的形式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加以融合,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何况技术教育的成果可立即得到实用,因此它极易离开文化自觉的轨道,远离人文科学(或人文精神)的浸润而傲视其他。这说明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不能一蹴而就,要经过人们长期的艰苦努力,才能见出效果。当历史进到21世纪,人们饱尝技术发展带来的福利,同时也看到在一定条件下(离开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这样的目标)技术对社会造成的若干伤害,现在有充分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 大学教育应当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与渗透方面做出贡献。大学教育理应成为文化自觉的代表; 如果缺少这个基本理念,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联系就难以实现。
三、文化自觉与人文学术研究
文化自觉的具体表现在哪里? 笔者认为,这首先在人文学术的成果中反映出来。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历史学、哲学和艺术乃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它从普遍性和永恒性方面体现了人类在文化创造方面达到的最高点。
从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可以看到,近代人文学术大家将“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从相同含义上加以使用的情况。王国维在20世纪初提出“学术自觉”口号,要求学人对于本国学术文化和外国学术文化,在比较中看到他们的特点及其长短,不可能都优,也不可能都劣。应研究外国学术文化之长以济本国学术文化之短,并主张将中学与西学之优长加以融合,为学术文化开辟新路。他说: “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加推动。且在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能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6] ( P202) 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大师都是在中西学术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上做出了贡献。
当历史推进到20世纪末,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家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 ,照他的解释,其主要内容是: “… …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 [7 ]这里所探讨的已经超越中、西文化之异同及其融合,从更加广阔的角度,即从世界整体去探讨文化问题,说明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他们自身的文化,应当相互尊重。世界上不止一种声音,不止一种颜色,承认多样性存在,世界才能绚丽多彩,如果认为世界上只有某一种文化是优越的,这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这种观点会引导出文化与人类生活的苦难。今天真正尊重文化的多元性,是文化自觉的起点。
现在的问题是: 人们在现实世界遇到的问题,似乎并不是“文化自觉”或“学术自觉”所能解决的,举例来看,在信息科学中出现了虚拟实在生存和人生意义的问题。虚拟实在( Virtual Reali ty ,V R)是通过计算机模拟再现现实世界或凭空构造世界,当然与现实世界不同,然而能接近或酷似真实世界。虚拟世界给传统哲学带来冲击,面对虚拟,现实世界却成为了无数可能世界之一种了。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生存也许是人的存在的结构性成分, J? 米切尔在《比特之城》[ 8]中就憧憬了人的数字化生存的美好愿望。
在解决信息科学面临的哲学问题时,人们可以借鉴某些哲学理论,如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 ger )的技术反思理论,贝尔( Da niel Bell)后工业社会理论、后现代主义的科技批判伦理、冯? 皮森( C. A. Va n Pea rsen)的伦理战略论等等。这些哲学思想学说在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说明科技的发展并不摈弃哲学,需要建构新的哲学体系; 科技与人文的联系并不因为科技的发展而中断。
“文化自觉”或“学术自觉”给人们指出了解决科技带来的关于哲学、伦理、美学诸多问题的方向。这个方向似可作如此的表述: 认识人类优秀文化的价值,对此发掘得越深,则人的精神生活越加充实。例如经过岁月洗炼的人文经典,以其简洁的语言文字讲述深刻的生命真理,给人带来无穷的活力。在充满技术功利化的世界中,自古迄今的人文经典可给人的心灵以不竭的灵感,并引进到一个非常美好的精神世界,这是真实而非虚拟。也可以说是现实与虚拟统一。它的神奇作用,体现在对社会产生正面的促进作用,而且可以转化为科技发展的动力。当科技与人文、科技与艺术结合得越好, 科学上的创新源泉越足。从某种意义说,人文与艺术是科技创新的酵母。许多大科学家同时是艺术家就足以说明此种现象。
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人们对于科学理论和技术的理解,大都停留在“自然”的层面;至于“人类”层面的许多问题,好像没有进行过广泛深入的探讨,未形成共识。特别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础理论研究,至今研究得并不充分。这种情况的存在也许就是我们更加需要关注人文科学的原因。先不说世界,仅就中国科学舞台而言,迫切需要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共舞。如果一方独舞,“文化自觉”从哪里去表现自身的力量呢?
四、文化自觉与道德自觉及理性自觉的融合
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文化知识与文化人格分裂的若干现象,这就是说,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人并不能保证他必然具有高尚的人格。知识与人格的分离、理论与实际的脱节,是常见的事。因此,文化自觉与道德自觉的相互联系和促进有必要引起关注。当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技术知识与经济效益的互动日益加剧时, 某些社会伦理已经陈旧, 不再适用,这是事实。这不等于说不需要新的伦理观念。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叶形成的科技伦理,至今仍在丰富发展,更加显示其重要性。科技伦理规定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行为规范; 在技术操作、网络应用、网络安全等方面规定应用者、操作者自觉遵守的基于健康思想和感情的行为规范。总之网络信息亦应遵守道德伦理的约束。我国学习并使用网络技术者越来越多,这个时候着重提倡科技伦理,使信息技术与道德伦理相结合,是非常必要的。以往人们看待伦理问题,只局限于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范围。不过,今天对它的理解应增加新内容,包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所有的方面。如果人们认为自然是“死物” ,是被人类征服的对象,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它,这种观点导致的价值取向,必然会诱使人们去藐视自然,甚至对它进行粗暴的侵犯。在此情况下,人们将会发现,自然有它自身的反应力,它会对人类进行报复,从而使人类失去应有的生活基础,引出一系列悲剧。因此,人们在研究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应用时都有一个道德自觉问题。此问题如果不能妥善加以解决,文化自觉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难以成为现实。根据文化自觉的要求,道德自觉与科技进步应成正比,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未必都是如此,这样严峻的事实可能是社会悲剧的根源之一,值得人们深思。
生活节奏加快和工作竞争剧烈,使一些人的身体和精神受挫,在此种压力下,有人从中国古老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中找到精神的调剂,儒家经典和道家哲学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在中国,越是经济发展的地区越加需要古代道德伦理的精华,这就好像在繁华都市需要绿色地带一样。
我们还可以看到知识传承和知识创新的分离,这说明只重视文化知识继承是不够的,没有文化创新发展,其传承也会失去活力。补救方法在于倡导文化自觉与理性自觉的统一。欧洲思想文化史可资借鉴。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欧洲源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为近代科学和教育揭开了帷幕。这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呼吁人们重温希腊时期的人文文化,从中世纪神权桎梏下解放出来,恢复人应有的独立理性作用。人文主义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影响,导引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潮,从哲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和经济学等领域提炼出关于“个人理性”的重要范畴,主张人们用自己的独立理性去重新审视一切。这极大地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反观我国历史,在17世纪,明代科举制度紧紧束缚士人的头脑,明末清初之际出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早期启蒙思潮。此时除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有力地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外,提不出在政治学说史上更具有时代创造性的理论体系。18世纪是清朝统治的全盛时期,最高统治者乾隆帝虽有他对于历史的若干贡献,但在文化思想范围内,变本加厉地实行残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当时不具备产生“个人理性”的客观条件,只有为数不多的“异端”思想家们对于“以理杀人”的理学“正宗”表示了微弱的抗议。历史走过异常艰苦曲折的道路,直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才开始出现民主主义启蒙思想运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缺少理性自觉这一课,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这一历史教训不能不使人深思。
可以预见, 21世纪是文化和科学技术全面创新的世纪,在新世纪中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倡导与理性自觉相联系的文化自觉,激发文化和科学的创新活力,这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在未来应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总之,文化自觉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和多种视角的课题,学者们可以从不同角度阐述各自的见解。我只是从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方面做了一些探索,认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创造性劳动、以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为基本理念的大学教育、对人文科学的重视,是提高文化自觉最重要的条件;同时道德自觉、理性自觉与文化自觉的融合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些也许就是文化自觉转化为社会发展的中介环节,而社会发展又向文化自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对学人来说,历史的责任感和文化认同感是其精神世界的两大支柱,也是学品和人品交融的结晶,而学人的集中场所—— 大学更应当成为这一交融的群体代表。（摘者注：注释从略）
装 帧：精装
页 数：296
印 次：1
版 次：1
开 本：32开
纸 张：纯质纸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