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精装）

201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该书的出版，在给读者展现当年轰轰烈烈的文化思想运动宏伟图景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给大家带来当年运动中出现的理性声音——学衡派。学衡派是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文化团体，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它的文化思想徘徊于欧化与国粹之间，对新文化运动多持批评态度，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守旧势力而倍受冷落。《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一书，不仅系统地考察了欧战后世界文化由东西方对立走向对话，以及缘是引起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而且也深入地探讨了19 世纪中叶以降，西方人文主义的转型及以白璧德为代表的美国新人文主义的兴起。其目的是要为研究学衡派的崛起及其文化思想，提供愈形开阔的时代大背景。由是以进，本书复具体地探讨了学衡派的文化观、文学思想、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道德思想等，作者力图对学衡派及其文化思想做出客观的评价。

郑师渠，1946年生，男，福建福州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历史系中国近代教研室主任、历史系系主任，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现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政府顾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历史学科组成员等。著有《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中共传统文化漫谈》等。主编十卷本《中国文化通史》。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大量论文。

第一章 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
一、“西方的没落”与世界文化的对话 / 001
二、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东方文化派 / 010
三、“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再认识 / 023
第二章 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和学衡派的兴起
一、从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 / 030
二、美国的新人文主义 / 036
三、白璧德与他的中国门生 / 048
四、《学衡》创刊与学衡派的崛起 / 054
第三章 “今古事无殊，东西迹岂两”
　　——学衡派的文化观
一、文化运思的理路 / 075
二、“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 / 083
三、中西文化观 / 103
四、学衡派文化思考的得失 / 125
第四章 “文学是人生的表现”
　　——学衡派的文学思想
一、文学与人生 / 131
二、文言文与白话文 / 153
三、旧文学与新文学 / 163
四、旧体诗与新体诗 / 175
第五章 “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学衡派的史学思想
一、学衡派与西方史学思潮的变动 / 195
二、“中国史学之双轨” / 211
三、“钻研古书，运以新法” / 229
四、论诸子学 / 251
第六章 “教育之改造”
　　——学衡派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目的，在造出真正之人” / 266
二、突出能力培养，注重宏通教育 / 276
三、“创立我国独立之教育制度” / 295
第七章 “道德为体，科学为用”
　　——学衡派的道德思想
一、人性二元论 / 306
二、“道德为体，科学为用” / 312
三、支持终极的信念：“宗教实为道德之根据” / 326
四、“天、人、物三界”与君子精神 / 335
五、从学衡派说到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 342
第八章 “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后”
　　——学衡派的历史地位
一、学衡派的终结与吴宓的期盼 / 348
二、明确两个前提 / 353
三、学衡派：新文化的一族 / 360
附 录
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 / 374
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 / 414
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 / 443
反省现代性的两种视角：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 / 489
主要参考书目 / 512
后  记 / 519

学衡派对于文化问题有自己独到的思考。他们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发展具有世界与历史的统一性的重要观念，和文化交流中的选择原则，决定了他们的运思较其时许多人具备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为丰富的辩证思维。他们认为，文化既具有时代性，同时又具有传承性，因是之故，文化的传统既不应固守，也不能尽弃。文化的创新，归根结底，应当理解为是传统的发展。他们提出“进步是传统的不断吸收与适应”的见解，集中反映了学衡派在新旧文化关系上所由达到的思想深度。正是由此出发，他们不赞成新文化运动鼓吹文化“革命”的观念，简单否定文化传统，认为中国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其本身即说明了中国文化生生不已，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中国文化内含的“中国历史文化之基本精神”，一脉尚存，是不容割断的。陈寅恪挽王国维诗有“文化神州丧一身”句；吴宓与陈寅恪的赠别诗也曰“神州文化系，颐养好园林”。学衡派以光大中国文化精神，弘扬中国文化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并以此互勉。陈寅恪、吴宓诸人甚至身处逆境，矢志不渝。在近代，以此为志者甚多，但唯有学衡派营造出了神圣悲壮的文化氛围，至今感人至深。与此同时，缘于对文化具有世界统一性的深切理解，又使他们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了欧战后在许多人中重新出现的隆中抑西非理性的文化虚骄心理。相反，他们提醒时人不要幸灾乐祸，盲目虚骄，夸大西方文化的没落，而使中国重蹈自我封闭的故辙。对于中外文化关系，学衡派重在探究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的内在规律性，同样创见迭出。他们从印度佛教传入并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例中，看到了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意义和此种吸收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必然性。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出了依世界的潮流，“于旧学说另下新理解，以期有裨实用”，即借助于西方现代学说对于传统进行重新阐释，以期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换的重要思想。此种见解，在其时发人所未发，它显然较梁启超“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的说法，远为深刻。作为新人文主义者，学衡派信奉阿诺德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人类古今思想言论的最精美者。因之，尽管他们以复兴中国文化自任，但从本质上说，他们又是文化的世界主义者。他们“深信人类之精神，不问其古今中外，皆息息相通”。吴宓曾指出，自己间接承继了西方文化的道统，所资感发及奋斗的力量，实来自于西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遵照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的教导。这毫不足奇，因为新人文主义的宗旨就是主张集中东西方的文化智慧，以引导人类追求和谐发展和真善美的理想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学衡派的文化思想从一个侧面同样反映出了欧战后世界文化呈现由东西方对立，走向东西方对话新的历史发展态势。
　　1948 年冯友兰曾将50年来的中国哲学发展分为三期：1898 年戊戌变法时期；1919 年新文化运动时期；1926 年以来新时期。他说：“我们现在所关注的不是像第一、二两个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用一种文化批评另一种文化，而是用一种文化来阐明另一种文化。因而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我们现在所注意的是东西文化的相互阐明，而不是他们相互批评，应该看到这两种文化都说明了人类发展的共同趋势和人性的共同原则，所以东西文化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相互统一的。”学衡派的文化思考无疑彰显了第三期的取向。他们既不赞成主张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赞成一味隆中抑西的民族虚骄情绪。可以说，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他们已具有了较比更加成熟、开放和平衡的文化心态。
　　学衡派不愿附和新文化运动，但是他们独到的文化思考无疑有助于展拓时人的思维空间，进一步丰富了新文化运动，尤其他们提出的探讨中国历史文化需“先大其心量”，要怀有同情了解；不忘中华民族精神；对旧文化另下新理解；提倡新的孔学运动，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等等思想，更为其后新儒学的兴起开辟了先路。贺麟是吴宓的学生，张荫麟的挚友，同时也是公认的新儒学重要的倡始者。1945 年他在赞扬汤用彤治史抱有“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和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可贵执着时，写道：“他这种说法当然是基于对一般文化的持续性和保存性的认识。这种宏通平正的看法，不惟可供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新指针，且于积极推行西化的今日，还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沦亡断绝的新保证。而在当时偏激的全盘西化声中，有助于促进我们对于民族文化新开展的信心。” “民族文化新开展”是新儒家的标准语，贺麟明确肯定了学衡派的文化思想促进了新儒学的兴起。如果我们注意到作为新儒学兴起有代表性的著作，即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1941年正是首先发表在由张荫麟、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创刊号上，而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也正是由原先的学衡派主要人物与贺麟、钱穆、唐君毅、雷海宗等后起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共同组成，那么学衡派文化思想于后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愈益无可疑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