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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版序
洪伯邑
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学系助理教授
“柴米油盐酱醋茶”，在华人世界里，茶是我们的生活。 然而，茶是饮品，同时也不只是饮品；种茶制茶，卖茶饮茶，每个环节，“茶”都像是个窗口，引领我们观看这个世界，认识并理解身处的社会。
萨拉?贝斯基的书，是以大吉岭茶为主角的故事，隐身故事中的，同样是人与社会在时代巨轮不停转动中的动态关系。19世纪中叶，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1812—1880）成功地将中国的茶树种植到印度大吉岭地区，从此改变了大吉岭地区的农业景观；景观的改变反映了人与土地关系的重组；而大吉岭茶的贸易，也让茶地上的人、事、物开始与外界产生更多的联系；因为茶，大吉岭除了是印度的大吉岭，也是世界的大吉岭！
在大吉岭因为茶而翻天覆地的变化里，凸显了农业生产与消费全球化后产生的问题，包括赝品的出现、茶工面对日常不友善的工作环境，等等；而这些问题也不只是大吉岭茶产业所面对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全球很多经济作物开始以地理标志（GI）、公平贸易（fair trade）与民间社会行动等手段，试图翻转全球化农业生产消费中的不公正（injustice）现象。然而现实是，世界上许多地理标志、公平贸易和民间参与的方式，并没有彻底实现农业生产消费中的“正义”（justice）。 为何如此？贝斯基的书以大吉岭茶为案例，带领读者思索这个问题。
基于为期31个月的民族志田野调查，贝斯基想告诉我们，地理标志、公平贸易或大吉岭地区的廓尔喀独立运动等，这些看似高举“正义”大纛的行动，很吊诡地延续着西方社会对第三世界的农村想象；而这个从殖民时期以来既定的想象，蒙蔽了人们看见茶农如何在每天劳动的茶地上实际遇见的不正义。比如说，在赋予大吉岭茶地理标志的行动中，那些以“风土”（terroir）为名的想象，将从事茶叶生产的妇女劳工，认定成“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的一部分；而在“公平贸易”行动中，则将茶工塑造成环境监督守护者（environmental stewards）的形象；对贝斯基而言， 这些只不过是浪漫化（romanticize）了大吉岭的茶叶景观，脱离了茶工们的日常生活写照，忽视了茶工们微薄的薪水与茶地里血汗劳动的生活困境等问题。 无论地理标志、公平贸易或书中提及的廓尔喀独立运动，都回避了大吉岭当地因为全球产业链的茶叶生产消费所导致的“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崩解；而对道义经济崩解议题的回避，也是导致对今日大吉岭茶产业中的不正义“视而不见”的缘由，而这正是贝斯基书中最核心的批判。
贝斯基的书，让我回想自己关注的普洱茶产业。数年前当我第一回踏入云南的古茶林，人们诉说着那曾经广袤分布，今日却零星仅存的“原生态”茶山景观；近年普洱茶地理标志已经开始实施，外来的组织也开始推展普洱茶公平贸易的措施，试着保护这世界遗产般的原生态茶林景观。
然而，所谓“原生态”，从来就不是凝固在过去某个历史的节点。自古以来，古茶林里人、事、物不断地穿梭，不停带来新的人与事物的链接，让所谓“原生态”的意义混沌不清。 但重点或许不是追寻一个真真切切的“原生态”，因为那或许根本不存在。从这些年来普洱茶市场的动荡起伏，消费端对普洱古树茶的热潮中，我们不仅看到中国经济崛起后的热钱投机，也看到中国西南生产端在追求现代化与延续传统“原真性”之间的挣扎。在“茶”中隐身的，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是世界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要忘记对茶产业中弱势族群的关照，要持续思索对身处更美好社会的想望与行动！
2017年5月于台北
中译版自序
萨拉·贝斯基
坐下来为本书中文版作序时，我刚刚结束在伦敦为期六周的研究考察之行。在那里，我沉浸于大英图书馆的英属印度茶产业文献档案之中。当我徜徉于阿萨姆、大吉岭、喀拉拉、坎格拉的种植园主与伦敦的茶叶经纪人及购买方的通信档案之间，关于中国茶和印度茶的比较不断浮现——这几个月，我的脑海中填满了关于茶叶化学成分、储藏及运输方式的信件、笔记及科研档案，即使我没有时刻想着这篇中文版序的构思，也很难忽视这样一个无处不在的比较。
英国茶种植园主关于如何让印度茶在品质上赶超中国茶的焦虑，彰显着英国、印度、中国在几个世纪以来，绵延数个大洲之间的经济及地理纠葛，联系着茶叶、鸦片和白银等商品的流通。读者可以从本书开篇的章节读到关于这段纠葛的历史。
不过在这篇序言中，我想要与大家分享最近在档案研究中发现的逸事。这些故事或许能够将本书的内容与这段持续、复杂的历史关系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我想说的两个故事，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早期：全球经济大萧条刚刚开启，也被认为是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开始衰退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关于英帝国种植茶在世界市场中地位的焦虑，点燃了一场由茶业精英所引领的运动，试图将印度和斯里兰卡所产的茶叶辨明为“帝国茶”。他们使用特殊的印记和标志将“帝国茶”与其他地区所产的茶区分开来——包括荷属印度尼西亚（其市场份额正不断增长）以及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这场运动可以视为本书讨论的有机和公平贸易认证、地理标志认证的前身。我想，通过对比20世纪30年代与今天英国消费者对于印度茶和中国茶之区别的理解的不同，或许能够带来一些启发。
尽管我在本书中并未过多阐述，但要谈论印度茶——它的品位、生态环境、生产过程，绝不可能绕开中国茶。这不仅对学术界如此，对所有饮茶者、售茶者，以及对全球茶叶贸易之未来感兴趣的人来说都是如此。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吸引所有这些读者。
第一则逸事来自一段题为“呼吁帝国茶”的演讲，发表于1931年11月17日，皇家帝国协会，演讲者是查尔斯?麦克洛伊德爵士——帝国茶叶委员会及印度国家银行主席。他谈及的主题是“拼配”茶问题，这早已是英国茶叶供应商和包装商的惯常做法。他说，拼配茶的做法利用了“大众对英国所消费茶叶之来源的无知，以及对市场中销售的拼配茶之原料组成的无知”。他的论述和大多数关于茶叶消费的讨论一样，具有很明显的性别针对性。正如他对听众所说的：
“我们都曾经历这种情况??在宾馆或茶叶店中被问及，你想要‘印度’茶还是‘中国’茶。如果你选择印度的，那么你可能会得到一种印度茶、斯里兰卡茶和爪哇茶的拼配产品；而如果你选择中国的，天知道你会得到什么。有一则笑话说，两位女士来到茶叶店，点了‘一壶印度茶和一壶中国茶’。服务员随即对后厨喊道：‘两壶茶——一壶淡一点！’我们不难想象，点了中国茶的女士和大多数人一样，都会满意地认为她所喝的这壶清淡的饮料就是正宗的中国茶。”
这则故事展现了在品评的世界中，介于地理独特性（也是本书的核心主题之一）和全球贸易网之间的紧张关系。19世纪欧洲茶叶消费的爆炸性增长，导致了查尔斯爵士所担忧的茶叶品鉴水平的下降——不仅指向帝国种植的茶叶，也包括当时尚且是其最强大竞争对手的中国茶（在产量或至少在质量上）。换句话说，这则故事说明了全球化带来的早期后果。当时英国人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如何彰显帝国茶相对于中国茶的“独特性”①，而非优越性。
第二则逸事展现了这项事业有多么困难。在同一场演讲中，查尔斯爵士描述了“一位热情洋溢的女士为了响应当时国内某些名流发出的呼吁，写信询问在哪里可以买到优质的帝国产‘中国’茶”。
我随即在大英图书馆找到了查尔斯爵士提到的这些信件。第一封信是亨利?贝利太太写给印度茶叶协会（由印度茶叶种植园主组成的一个类行会组织）的。贝利太太正是那一波关于“帝国茶”益处的宣传攻势——通过传单手册及新闻报道——所针对的中产阶级消费者之一。这些宣传材料出现于大萧条早期，正是英国国内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抬头之时。它宣称帝国茶的质量更高，胜过荷兰的进口茶。它同时提醒消费者，帝国茶的大规模生产及消费不仅对英国经济很重要，而且也支撑着印度人民的经济“发展”①。
贝利太太的笔迹已经模糊不清，但我还是努力呈现在这里：
1931年5月20日
尊敬的先生：
我已收到您的传单??（我写信是希望咨询）我是否可以买到在帝国领地内种植的中国茶？我住在一间小公寓里，并不喜欢口味淡的茶，不过我是为那些喜欢中国茶的朋友而准备的。但我很难买到足够多的量。（我曾去陆海军商场寻找）“在帝国领地内”种植的中国茶，（他们说）他们很愿意卖，但也想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如果我能告诉他们，他们会很感激的。
（亨利?贝利太太签名）
查尔斯爵士或许就贝利太太对于中国茶的理解谈了很多。她所谓的“口味淡”，在鉴赏家的眼中可阐释为清爽、花香和精致。当然，正如查尔斯爵士在演讲中提到的，贝利太太正在履行自己的爱国职责：为了帝国而从帝国购买这种茶。
尽管查尔斯爵士并未在演讲中提及，但我相信“大吉岭”一书的中国读者将会愿意读到印度茶叶协会秘书长给贝利太太的回信：
1931年5月21日
A.L.贝利太太
卡多甘花园99号，S.W.3，伦敦
亲爱的女士：
我已阅读了您20号的来信??不过我不得不告知您，英帝国领地内并未种植中国茶，您所需的产品（即帝国产的中国茶）并不存在。
请容许我向您推荐大吉岭红茶，它独特的芳香口味远近闻名。
谨此
（印度茶叶协会秘书长签名）
换言之，大吉岭茶的独特地位，无法脱离它与中国茶的历史关联。正如我在书中阐释的，大吉岭茶引以为荣的品质和精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完全采用了中国茶种（Camellia sinensis）。而印度其他地区种植的茶叶——英国消费者更喜欢它们醇厚、茶多酚浓郁的味道——则主要采用阿萨姆茶种（Camellia sinsensis var. Assamica）。
本书中，我介绍了那些采集植物的间谍如何将源自中国西南部的中国茶种带到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然而，大吉岭与中国的联系不仅仅是植物层面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两者之间生产方式的交互传播一直存在。
实际上，19世纪初英国最早在印度开辟的茶叶种植，就明显模仿了中国的“家庭式耕种”模型，即由农民——很大一部分是英国殖民者招募到印度的中国茶工——在小块农田中种植茶树，然后将青叶运送至一个统一地点进行加工和包装。阿萨姆和西北印度的早期茶叶种植最初一直依赖着中国劳工和中国种植模式。到了19世纪60年代早期，即大吉岭开始种植茶叶之时，英国殖民者开始“改进”这种模式，建立了纵向一体化的种植园。至19世纪末，种植园主开始巩固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在种植园中建造工厂，从而建立一个更快速、高效的体系，将极易腐化的青叶转化为发酵、烘干后的可运输（即饮）形态。
本书的中国读者将会了解到，这一生产方式的交流并未随着英国人转向种植园生产而终结。实际上，在我撰写这篇序言的同时，印度一些地区的茶产业正出现回溯至“小家庭农场”的趋势。这些观点将种植园视为危险的时代错误。改革者认为，种植园运营昂贵，带有压迫性，对农村发展有害。这些改革趋势大多是在本书英文版出版以后出现的。我最新的研究显示，回归小农生产模式在很多茶种植者眼中并不是去殖民化，而是一系列新增经济负担的标志。在当代小农茶叶生产中，农民远比企业更容易遭受歉收、低价和其他风险的侵袭。
同时，我听说工业化、规模化的种植园生产亦是当今中国茶产业的主要模式 。正如我在本书及其他关于印度茶叶生产的文章中所强调的，种植园体系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人与茶树之间亲密关系的终结。正如茶叶在中国乡村生活中无处不在那样，它也密切缠绕于大吉岭、杜阿尔斯、阿萨姆和印度其他地方的种植园日常生活之中。
读者将会发现，这种缠绕远不是一种浪漫、和谐的跨物种关系——尽管公平贸易、地理标志认证之类的道德商业项目可能有另一套说法。我也听说，公平贸易和地理标志认证如今正在试图进入中国。如果说本书带来的关于中印茶业关联性的经验主要是历史层面的——也就是关于品位、品质、植物品种和生产方式的故事，那么一个同样重要的启示，就是关于这两个国家茶叶生产的未来。
对于茶叶种植者来说，地理标志认证通过为特定产地的商品提供贸易保护，能带来极大的经济利益。但我在本书中提出，地理标志认证的话语往往遮蔽了支撑着所有现代农业的交流互通的历史（包括知识、劳动力、种子）。本书对于地理标志认证的批评或许聚焦于印度的情形，但我同样希望能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包括中国。
同样，公平贸易的崛起之所以带给很多支持者以希冀，是因为它既能提升茶叶加工的质量，又能改善茶农生活的品质。在印度，公平贸易认证甚至被很多人视为“小家庭农场”复兴的契机。然而，正如我所辩驳的，公平贸易对于茶产业来说是一套有问题的解决方案。自从1931年贝利太太天真地发问以来，茶的普及程度不断增长，但茶叶生产依然有赖于千千万万工作过度、薪资过低的劳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和少数族裔。
作为这篇序言的收尾，我要感谢黄华青先生的翻译工作，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为我提供这样一个反思大吉岭与中国之关联的契机。我衷心希望中国读者能够享受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或许伴着一杯他们所喜爱的精致、芳香的茶，让这次对话持续下去。
2017年4月
于普罗维登斯，罗得岛州
装 帧：平装
页 数：333
印 次：1
版 次：1
开 本：32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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