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加]唐纳德·E.埃布尔森 [加]斯蒂芬·布鲁克斯 忻华 主编
译 者:严志军 周诗珂
出 版 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丛 书:南大智库文丛
出版时间:2019年01月
定 价:55.00
I S B N :9787305208232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政治/军事 > 政治  
标 签:
本书涉及各国(美国、德国、英国等)与各机构(如欧盟等)的智库研究,分析了智库、外交政策及地缘政治的关系,以及它们互相影响的途径。在此基础上,探讨一些诸如智库倡导与影响的普遍问题,对于在当今社会中研究外交及政治状况提供了帮助,对我国的智库建设较有借鉴意义。
唐纳德?E.埃布尔森,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曾担任该校的政治学系主任、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美国研究所主任等职务。斯蒂芬?布鲁克斯,加拿大温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美国密歇根大学“渥太华区域国别研究项目”主任。忻华,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学术研究部主任。
附图列表
表格列表
作者介绍
第一章 苦寻知音:“外交政策导向型”智库所面临的纷繁复杂的世界
第二章 福伊尔纳钟摆:政策研究与政治倡导之间的转换
第三章 倡导与研究的融合:领军型人权倡导型智库的属性与品牌特征
第四章 欧盟外交政策的治理转向:欧盟智库是否已经出局?
第五章 美式智库
第六章 德国:智与库
第七章 英国智库与外交政策
第八章 中国智库对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针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中国欧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的案例研究
第九章 依然滞后?波兰外交政策智库:起源与当代挑战
第十章 西班牙外交政策:智库在中央政府与加泰罗尼亚之间的纷争中发挥的作用
第十一章 获胜者揭晓:智库绩效评价存在本质问题的原因:来自加拿大及其他国家的教训
索引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倡议。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的时间表——到2020年实现总体目标,那么自2013年以来的这五年应属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上半场”,未来三年应该属于新型智库建设的“下半场”。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设智库热情很高,成果也不少,为各级党政部门决策提供了有益帮助。同时,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我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总结仍然是对五年新型智库建设切中肯綮的评估。
经过这五年的实践,我们对新型智库建设的深远意义认识得更加清晰。
第一,新型智库建设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重要路径。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才是现代化的?什么样的治理能力才是现代化的?现代化不光是工具层面的,也应当是价值层面的,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现代化的治理能力体现在国家治理的价值、理论、方法、工具所具备的现代性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协同化、效用化的治理体系才是现代化的治理体系。综合运用并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大效用,达到全民福祉的最大化,形成“良好治理”,就是现代化的治理能力。新型智库无疑是观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实质上就是在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性成长。
第二,新型智库建设继承了儒家“学为政本”传统,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科学理性和专业理性。儒家强调“学为政本”,这和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思想家说,中国文明是“早熟”的文明,这是与西方传统对比后得出的结论。秦汉以后,中国就建立了高度理性的非世袭的郡县制和官员任期制。到隋唐时候,科举制已经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制度,比近代欧洲文官制度要早了数百年。可以这么说,中古以后,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就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贤人政治。但是,近代以来,西方逐渐走向了“学为政本”的国家治理法治化和专业化的路向,中国反而陷入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的境况,国家治理不再依赖学术和知识共同体,而是被粗鄙的武夫和民粹所左右,“学为政本”的传统被迫中断。现代智库虽然起源于西方,但却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嫁接到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现代西方国家治理架构。现代智库体现的“学为政本”的贤人政治精神契合中国文化的精神,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知识界为何对建设新智库充满热情。
第三,新型智库建设本质是开放言路,建立制度化的“政-知”“政-产”“政-媒”“政-社”意见交通渠道,调动各行业知识精英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根据我国宪法,人民在国家治理中处于中心地位,但是在国家治理的体系和实践中,决策体系相对封闭,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渠道和机会均有限。实际上,不要说普通群众了,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提供给他们参与决策咨询的选项也不多。新型智库建设不仅给政府的内脑一一各级各类研究室带来了专业化的决策咨询工作理念,而且通过外脑——高校研究机构、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主流媒体的智库化转型,使得理论界、社科界、高等教育界的专家获得了制度化的建言献策管道。如果说内脑是新型智库建设中的存量部分,那么外脑就是智库建设中的增量部分。如果说内脑是以往决策咨询的主体,那么现在外脑和内脑则获得了对等的主体地位,虽然它们的话语权并不相等。这种不相等并不是由于到决策中枢的距离远近,而是缘自内脑和外脑的分工和专业素养的不同。在短期和应急决策咨询上,内脑发言权较大,而在长期和基础的决策咨询中,也许外脑话语权更大。决策咨询体系增量主体的扩大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协商性、民主性、包容性。
装 帧:平装
页 数:300
开 本:16